摘要：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老舍是具有獨特文化品格和豐厚闡釋內蘊的大師級作家。《斷魂槍》是老舍先生著名的短篇小說，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可多得的名篇之一。老舍自己對這篇小說也頗為滿意：《斷魂槍》所寫的“一切都在我心中想過了許多回，所以他們都能立得住”;“雖然那么短，或者要比一部長篇更精彩一些”。

　　關鍵詞：老舍,《斷魂槍》,現代性,民族性

　　在這篇風格獨特的文本中，老舍濃縮了他在新與舊、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間不斷游走的文化思考和抉擇，既包容了富有現代性氣息的批判和反思，又融入了富有民族性立場的堅持和憂慮，呈現出現代性和民族性既相交融又相沖突的雙重性質及內在張力。

　　小說開篇簡潔的一句“沙子龍的鏢局改成了客棧”，我們尚未咂摸出更深的味道，作者就迅速蕩開筆墨，在更宏觀的時空層面上展開敘述：“東方的大夢沒法子不醒了。”一個時代巨大變遷的事實已然來臨，在外來槍炮的轟鳴聲中，我們和傳統似乎驟然失去了聯系的精神紐結。在文中，王三勝不過是把武藝當作掙飯吃的手段和炫耀的本錢的庸常之輩，孫老者視武術為畢生自g追求和信仰固然令人敬佩，但似乎和這個變化的時代隔絕著。他們都還懵懂地沉浸在昨夜的睡夢中尚不自知。沙子龍則不然，他是一個痛苦的清醒者。他清醒地知道“他的世界已被狂風吹了走”。在現代的槍炮面前，武藝再好有何用?現代交通日益發達便捷，走鏢的行業已日薄西山。在文中，老舍一方面借藝術情境的構設展開具有現代性和民族性雙重特征的文化思考，另一方面，與這一思：考相得益彰，作者在人物塑造、敘事技巧、結構安排上表現出融會中西方詩學的嘗試和努力。

　　現代性“對于個人而言”的后果，就是在某種意義上“確立了西方的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方式，即以自我實現為核心的‘我該如何生活’的思考和追求”。在《斷魂槍》中，沙子龍已經自覺不自覺地被“我該如何生活”的質疑追問得無處閃躲，他清楚：“棗紅色多穗的鑣旗，綠鯊皮鞘的鋼刀，響著串鈴的口馬，江湖上的智慧與黑話，義氣與聲名，連沙子龍，他的武藝、事業，都夢似的變成昨夜的。”于是他的鏢局改了客棧，但顯然這不是沙子龍追求的生活，否則他不會不繼續調教徒弟們，不會拿著他的槍就心中難過，也不會對孫老者說出“不傳”的話來。昔日的武藝和名聲成了沙子龍心中永遠的傷痛，不能也不愿去觸碰。這種痛苦使他對視若珍寶的槍法和名聲反而生出憤激之情，不但不再走鏢而改行開了家客棧，連武藝和往事都不愿提及，甚至名震西北的“五虎斷魂槍”法都要隨著他一齊人棺材。他作為生活中的一個小人物，已經敏銳地從自身生活環境的悄然變化中覺察到裂縫的出現。他的困惑產生于和傳統“斷裂”的現代化進程中，在傳統和現代的兩難境地中他陷入了無助悲涼的心緒里。一方面，老舍真切地展現了身處新舊交替時代的人們的尷尬處境：沙子龍是痛苦的，在個人的生命價值實現的場地中已沒有了他的位置。另一方面，老舍的思考無疑是富有現代性特征的，他以個體的生存狀態為著筆點，甚至表現出生存的虛無主義氣息，題記“生命是鬧著玩的，事事顯出如此，從前我不明白，現在我懂得了”，無疑是從個人主義的價值觀的角度發出的喟嘆，這聲嘆息中已經流露出對生存的質疑和批判，表現出企求自我實現而不得的迷惘和困惑。

　　老舍在《斷魂槍》中不僅提出了現代人文性的個體主義生存質疑，對以沙子龍為縮影的民族傳統同樣提出了深切的憂思。因為沙子龍的尷尬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更是整個民族的尷尬。沙子龍雖還未能有胸懷天下的大格局，但老舍已經借敘述人之口表達出民族的危機感：“炮聲壓下去馬來與印度野林中的虎嘯。半醒的人們，揉著眼，禱告著祖先與神靈;不大會兒，失去了國土、自由與主權。門外立著不同面色的人，槍口還熱著。他們的長矛毒弩，花蛇斑彩的厚盾，都有什么用呢;連祖先與祖先所信的神明全不靈了啊!龍旗的中國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車呀，穿墳過墓破壞著風水……”現代性的質疑和民族性的憂思交織在了一起。

　　老舍說過：“我們每個人須負起兩個十字架……為破壞、鏟除舊的惡習、積蔽，與象大煙癮那樣有毒的文化，我們須預備犧牲，負起一架十字架。同時，因為創造新的社會與文化，我們也須準備犧牲，再負起一架十字架。”老舍深知批判和啟蒙的艱難，他準備著犧牲，但老舍并沒有簡單化的陷入到對傳統的全盤否定中。如在《斷魂槍》中，老舍更多的是從情感的維度呈現出對優秀傳統文化的依戀之情。他以詩意的筆調塑造了一個失落的江湖俠士，傳統的價值觀在沙子龍的心中已轟然坍塌，他失落彷徨，但昔日的榮耀又讓他矜持孤傲。文本的結尾：“夜靜人稀。沙子龍關好了小門，一氣把六十四槍刺下來;而后，拄著槍，望著天上的群星，想起當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風。嘆一口氣，用手指慢慢摸著涼滑的槍身，又微微一笑，‘不傳!不傳!”’這最后的審美意象，有著末世英雄般的蒼涼之感，在惋惜、惆悵中傳遞出深沉的人生感嘆，老舍借此使沙子龍的形象陡然具有豐厚的悲劇意蘊，使讀者的心里油然而生蕩氣回腸的審美感受，也使我們體味到老舍隱藏著的對傳統文化深深的依戀和痛惜之情。

　　和西方的現代性要求是在歷史發展進程中自生長出來的不同，中國語境下的現代性思考從一開始就是和民族性交織在一起，彼此相互糾纏，因為它的開端是在一定的重壓之下被激發出來的，所以關于它的探索也就不可避免地和關于民族的命運前途的思考如影隨行了。民族存亡的深重危機使得文化精英們不得不面對民族性傳統進行全方位的挖掘，深入反思傳統文化中積重難返、喪失活力的因素，而這一反思很自然地以西方的現刊發展成果為參照。現代性作為一種價值立場和思想傾向，本身即持有著對傳統的特定態度和判斷，即對于傳統的懷疑、反叛、突破和革新。這一特征在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呈現得更為復雜，使得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表現出民族性和現代性之間的巨大張裂，體現為激進主義的文化心態和保守主義的文化心態之間的對立和斗爭。

　　老舍的文化思考則具有一定的復雜性。老舍是五四落潮之后踏入文壇的，在《“五四”給了我什么》一文中，他明確宣稱“感謝五四，它叫我變成了作家”，“反封建使我看到了人的尊嚴，反帝使我看到了民族的尊嚴。”“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中國歷史上的轉折性事件，其重要的意義之一即是開啟了具有現代性性質的啟蒙運動。就文學領域而言，“到清王朝的末年，發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轉折：開始與西方文學、西方文化迎面相遇，經過碰撞、交匯而在自身基礎上逐漸形成具有現代性的文學新質，至‘五四’文學革命興起則達到高潮。”“五四”時期是一個充滿激烈批判和反思的時期，批判和啟蒙是當時文學現代性品格的突出表現。老舍一方面深受“五四”文化運動的影響，將五四時期魯迅開創的富有現代性氣息的國民性批判的啟蒙思想繼承下來，即如有學者所言：魯迅和老舍“都是作為愛國青年，切身感受到現代國家的公民與古老中國的臣

　　民間的差異，懷著憂慮與希望，開始探索‘國民性“民族性’的課題，進而萌發促進人——民族的現代化的思想啟蒙的使命感，并且把文藝作為自己這種深沉灼熱的人文關懷的主要載體的。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老舍是繼魯迅之后，又一位始終懷著這樣的信念，自覺地履行這一歷史使命的作家。”另一方面，老舍又從來沒有五四文人的激烈反抗情緒，他和五四作家保持了一定的距離。在文化反思中，老舍的態度是溫和寬厚的，在情感傾向上甚至還不時流露出對傳統文化的依戀和認同。在新舊交替的文化大背景中，老舍顯得有些特立獨行，他既不是一個隨大潮而走的順行者，也不是一個背大潮而動的逆行者，我們既能看到他站在新時代思想文化舞臺上搖旗吶喊的身影，也能聽到他在回首過往流逝的優秀傳統文化品行時發出的依依不舍的喟嘆。老舍已經看到了社會不可逆轉的巨大變遷，也欣慰于現代化對若干傳統弊俗的革除，但傳統文化的某些優秀質素在這一過程中或多或少的流失，現代進程中表現出的混亂、顛倒和無序狀態又使他對這一變遷持審慎的質疑態度，在西方現代文明和傳統民族文化的交叉路口上，老舍對民族傳統表現出既愛且恨，既批判又依戀，既自省也自惜的復雜心態。在對傳統文化進行觀照時，老舍并沒有刻意強化它和現代性之間的截然對立，而是力圖去審美的呈現這一文化的沒落及其產生的深刻失落感。老舍這種文化思考的內在心理沖突，在文本呈現的美學效果上看恰恰構成了文本內部的緊張感，豐富了文本的思想內蘊，給作品帶來飽滿的藝術魅力。

　　在《斷魂槍》中，不但在思想內蘊及其呈現的文化思考上表現出一定的復雜性，而且文本的美學風貌也表現出自覺融會中西詩學不同審美質素的努力，這也同樣呈現出現代性和民族性的雙重特征。

　　從小說敘事特征的層面看，老舍的小說創作深受中國傳統民間說唱藝術的影響，富有民族特征，與此同時他也吸收了西方現代小說敘事模式的營養，將二者有機的融匯在一起，形成了既秉承民族特質又包蘊西方現代因素的獨特美學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