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家是以編寫為工作者，從事文學創作有成就的人。因此，一般能被稱為“作家”者，其作品大都能夠獲得正規出版社的出版，并在市場上暢銷，擁有一定的讀者群。文章發表在《南方文壇》上，是新聞傳播論文發表范文，供同行參考。

　　關鍵詞：王夫之,古代作家,批評批判

　　按照創作題材來看，作家主要有詩人、網絡作家，散文家、小說家、劇作家、文學評論家、雜文家等題材。

　　最近，學術界對于王夫之關于古典詩文大家的嚴格批評有所關注。如船山將貼近歷史、同情人民的杜詩譏為“愁貧怯死”;把元、白寫愛情的詩歌斥為“迨元白起，而后將身化作妖冶女子，備述衾綢中丑態”;把白居易寫歌行的才能貶低為“如決池水，旋踵而涸”;對題材和風格多樣的蘇軾詩文說成為“萎花敗葉，隨流而漾”(均見《明詩評選·評劉基〈感春〉》及《姜齋詩話》等)。

　　一、文化整合，苛求難免

　　我國傳統文化在歷史上有過各式各樣的整合如孔子之刀筆，漢人之罷黜百家，各代正史“文苑傳”等中的褒貶，《四庫全書》之以“偏”概“全”，王船山之嚴格批評，等等。歷史上，我們的文化經過歷次體系的、載體的、代表人物身價的種種整合，包括正面和負面的、在朝在野的、強權式或內省式的。

　　體系的：如孔子的刪定《詩三百》(姑從舊說)、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等。身價的(也涉及體系)：如鐘嶸《詩品》對作家作品的品評、《文心雕龍》的精細梳理。載體的：如《四庫全書》對典籍的收存或排斥不錄(如《清代禁書總目》、《違礙書目》等所反映的)。

　　所以，應把船山對文人的嚴格批評，放置在歷次文化整合的背景和語境中加以看待。

　　二、船山的嚴格批評，建立在前人基礎上

　　船山對于古典詩文的苛求，誠然使我們困惑，但船山的行為也不是“空前”的。古代文人由于流派、師承、觀點的不同，文人之間評頭品足，甚至挑毛病，對文學的發展也有好處。

　　以杜甫而論，唐代尚不被足夠重視，宋代以來，名氣大了起來。但是，也有種種反對的聲音。大體上，對于杜詩的批評，主要有幾條線：第一條線(從主題、題材等方面說)：如楊慎反對“詩史”和指斥杜詩中的“直陳時事類于訕訐乃其下乘末腳”(《升庵詩話》)。

　　第二條線(從風格等方面說)：如楊億“不喜杜子美詩”“謂之村夫子”趙執信《談龍錄;王世禎貶抑杜詩的博奧雄奇。第三條線(從文字、結構說)：如朱熹說：杜甫的“《夔州》詩卻說得鄭重煩絮”(《文論》);葉夢得《石林詩話》說杜詩《八哀詩》有“累句”之病;王世禎說《八哀詩》“鈍滯冗長”(《漁洋詩話》);袁枚認為杜詩《秋興八首》“不過一時興到之語，……習氣太重，毫無意味”(《隨園詩話》)。以上大部分人的時代都在船山之前。

　　但是，這些批評有兩個特點：首先，還是只對部分或個別杜詩而言的。如楊慎在總體上還是服膺杜詩的，說“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并認為“詩圣于杜”。其次，其中多數對于杜詩的意見，礙于杜的盛名，因而“不敢議”、“不敢昌言”;或采取在選本中不選杜詩的迂回態度。粗淺而言，由于時代、流派、感受等不同(如王世禎生逢太平盛世，倡“神韻”說，醉心于“淡遠沖和”)，對杜詩有意見是必然的，這對文學的發展也是好事。

　　而在王夫之的時代，出現了改朝換代的社會、歷史、文化、文學危機和心理危機，以及思想界的茫然和真空，相對說來也產生了可以言所欲言和破釜沉舟地檢討反思文壇弊病的自由空間。船山對于杜甫的責難，正是這種危機和真空狀態的產物;同時也是對于上述對杜甫的批評意見的過濾、提升，以及“上綱”。

　　船山的“原圣”、“徵圣”立場，和文學關系于“興國覆邦”的價值觀，以及對于凈化的、超凡脫俗的文學的尋求，是超越于上述批評者的觀點和理念的;但他對杜甫的指謫，仍不是無源之水，不能不利用前人的資料和言語。戴鴻森在《姜齋詩話箋注》中就指出，王夫之關于“詩史”的看法，受到楊慎的影響。

　　上述幾條線的批評形成一種合力，是以含蓄蘊藉、淡遠沖和，來反對杜詩的直露淺白、“發揚蹈厲”、“易著色相”;船山則是以原圣徵圣(也包括溫柔敦厚之旨)來反對杜詩的人性化、“愁貧怯死”。盡管他們從頗為不同的立場出發，激烈的程度也很不相同，但在這個方面卻達到了驚人的一致：反對的是杜詩的貼近歷史凡俗、過分的入世精神，即將個人和眾人的窮愁的如實描繪和盡情傾訴——這卑微而正當的人欲——攜入詩歌的凈土和大雅之堂。

　　船山批評蘇軾，其實，朱熹也說：蘇文“傷于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張戒更激烈了，他說：“詩壞于蘇、黃(魯直)。”又說：“古今詩人……其正少，其邪多。”

　　三、船山的批評更激烈、執著

　　船山對文壇的批評，并不值得奇怪。但又應該承認，船山的批評更激烈，更執著。特別是對于杜甫，極盡挖苦指謫之能事。而他并不是古典詩文的虛無主義者。正因為他是理想主義者——甚至是過分天真的理想主義者，他才對歷代偉大作家如此苛求。且不談他的哲學信奉(如樸素的唯物主義)，他艱難地生活和奮斗在明清換代之際，既有軍事起義的實際經驗，和廣泛的人際聯系，又遁跡于山野面壁苦思，畢生追求的理想是純正的經義之學、純正的民族主義、至高無上的漢族圣王君臨天下光大中華(但又限制君權，保護自耕農的利益)，等等。其詩學的追求也是高蹈的、超凡入圣的;因之才有對于詩人的苛求。他對“詩史”之說的保留，也與他的上述整個立場相關。

　　船山的原圣、徵圣思想，是他文學上追求雅正、追求至善至美的原動力。而他生活在“地坼天崩”的時代，使最忠實的圣人之徒震撼，并徹底反思其深刻的教訓。哲學問題、夷夏關系、君王權力、土地制度、社會道德，乃至漢學、宋學的用處，文學到底起何種作用等，都在反思審視之列。他已對君權有所懷疑(“以一人之私而徇天下之利”)，但最終又不能放棄對至高無上的漢族圣王君臨天下以維系大統、挽救危局(當時入侵的清軍、潰散的官軍、土匪蟊賊，都撲向老百姓，使船山痛感“國不可一日而無君”)的信奉。

　　《文心雕龍·祝盟》：“凡群言發華，而降神務實，修辭立誠，在于無愧。祈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較也。”紀昀評論說：“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執是以衡文，其合格者亦寡矣。”換一個說法，如果以祝盟之文應有的神圣和虔誠為標準來“衡文”，船山正是以徹底的、天真的、虔誠的、原圣徵圣的，甚至是以某種禁欲主義的詩教來“衡文”的——當然，“其合格者亦寡矣”!

　　職稱文學論文網推薦：《南方文壇》為國內外公開發行的文藝理論和批評期刊。1987年創刊時，16開64頁雙月刊，鉛印。現為大16開96頁，膠印。郵發代號：48-87。最初由廣西文聯和廣西人民出版社合辦，兩年后由廣西文聯單獨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