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 北京出租車市場存在的體制弊端日益凸顯，對該市場進行法律體制改革勢在必行。本文認為，北京出租車市場應當破除行政壟斷，改善原來單一的市場運營模式，降低市場準入門檻，取消出租車數量限制，引進合理的市場競爭機制，同時建立專門行業委員會加強市場監管，嚴格設計并實施個體出租司機的保險制度，促進北京整個出租車市場的有序穩步發展。
論文關鍵詞 出租市場 體制改革 壟斷 競爭 監管
隨著我國法制進程的不斷加快，社會中一些落后的行業運行模式及法律體制存在的弊端日益凸顯。北京的出租車市場便是其中之一。車價高居不下，罷運層出不窮，司機與公司矛盾逐漸升級，駕駛員與乘客關系日益緊張，交通壓力需要緩解，黑車市場需要治理，每隔一段時間就要被提起的出租車市場改革問題，既關系著百姓的切實利益，也牽動著食利階層的神經。下面，筆者便針對其中的幾個焦點問題，闡述一下各家觀點，并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與建議。
一、北京出租車市場的運營模式選擇
(一)出租市場常見的運營模式
根據出租車服務方式的差異，我們可將出租車服務市場分為巡游類、站點候車類和電話叫車類三種不同的市場。豍由于站點候車和電話叫車在我國尚不具有廣泛適用性，故筆者主要針對目前我國普遍存在且爭議較大的巡游類運營模式進行分析與討論。
就目前而言，各國出租市場的運營模式主要分為三類：一類是所有者與經營者合二為一、駕駛員承包、租賃經營的“承包(租賃)經營模式”，第二類是由公司直接經營的“公司直營模式”，第三類是所有者、經營者、駕駛員三位一體的“個體經營模式”。
第一類運營模式在我國十分普遍，全國有80%以上的城市，包括北京地區的出租車市場均屬此類。豎在該模式中，企業獨享出租車的經營權，司機為獲取出租運營權，需事先一次性向企業支付相當于車輛購置費的承包費或風險抵押金，并于每月上交高額的管理費。然而，該模式中的出租公司對實際運營作用甚微。由于購車成本往往是由出租司機負擔，而諸如燃油費、保養費等運營成本又由司機自行承擔，加之每月收取的高額“份子錢”，該種模式基本屬于“空手套白狼”，受到了社會輿論的猛烈抨擊，引起社會公眾的強烈反感。
第二類運營模式曾在上海個別城市采用。它主要是由出租企業自行出資購買車輛，招聘駕駛員，司機與公司是簡單的雇傭關系，車輛的產權、經營權及收益權歸公司，司機只是企業的職工，其收入由底薪加提成組成。由于公司直營不必由司機繳納管理費，且旱澇保收，故這類模式矛盾較小，并因此被社會所推崇。
第三類運營模式在國外被廣泛使用。在該模式下，個體司機只要通過法律規定的若干行業準入條件，個人便能通過申請或競拍等方式獲得出租車運營牌照，經營出租車。而在我國，溫州是第一個采用個體經營模式的城市。自1998年該市公開拍賣300個永久性的出租車經營權開始，溫州到目前已有約98.9%的出租車由個體經營。“溫州模式”曾一度贏得廣泛盛贊，溫州司機也被譽為全國最幸福的“的哥”。
(二)北京出租車市場的制度設計
近年來，隨著溫州模式的實踐與推廣，人們越發提倡推行出租車行業的個體經營。因為從學理上分析，出租車行業是一個對于資金、技術、管理要求并不高的行業，從車輛的選購，到實際的經營，企業所需承擔的工作并不多，故其存在的必要性不強。此外，以北京為例，出租司機每個月向公司交納承包費的標準為單班5200元、雙班7100元，豐如此昂貴的“份錢”與企業承擔的工作及責任嚴重失衡，故摒棄這種模式、選擇更加公平合理的制度設計，勢在必行。
但是，筆者認為，如果生搬硬套他人的經營模式，不加甄別的予以適用，極易出現南橘北枳的現象。只有分析各種模式的利弊，揚長避短，并根據北京地區的特殊情況，因地制宜，選擇符合北京條件的“北京模式”，才能達到和平過渡、順利轉型的目的。因此，在對比、借鑒不同地區的運營實踐，結合北京市場的實際情況后，筆者建議北京出租市場應采用“個體經營+公司直營”的混合運營模式。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方面，選擇個體經營模式可以徹底改善出租司機的工作環境與生存狀態。該種模式確保個體司機可以自由進入出租車市場，不必交納高額管理費，工作壓力銳減;同時，司機的法律地位也會發生根本性改變，從被動糊口變為主動營生，并且由自己占有勞動剩余，工作積極性陡增。另一方面，將出租公司的承包/租賃經營轉變為公司直營，一來可以消除出租公司收入與付出不成比例的不公現象，使公司真正成為責任承擔方，同時保證受雇司機能夠擁有穩定的工資與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二來可以為原有的諸家出租公司提供繼續經營的途徑，避免企業集中解散、倒閉現象的出現，從而減輕出租公司對改革的抵制力度，確保行業秩序的和平與穩定。
二、北京出租車市場準入模式探討
(一)出租車市場常見的準入模式及利弊分析
出租車市場的運營模式討論的是經營主體是誰的問題，而準入模式則決定了經營主體能否進入市場、如何進入市場的問題。從理論上講，其可分為有償與無償使用制兩類。有償使用制主要有自由申領、招標、拍賣與定額收取運營牌照使用費等幾種形式，而無償使用制則行政審批為典型。豑下面，筆者便就其中最為重要的自由申領與行政審批制度進行簡要介紹。
自由申領是指對于有意從事出租車經營活動的申請者，只要沒有受到法律的限制，均可通過支付少量費用獲取出租車經營牌照，從事出租車經營活動。自由申領并不限定運營牌照的數量，只要申請者滿足相應市場準入條件，并支付當期的運營牌照使用費，便可獲得這一期的營運資質。自由申領可使經營者更為方便、快捷地進入市場，但這一特點也易導致出租車的數量的波動，從而引起市場供需關系的聯動，較易造成市場的紊亂與資源的浪費。
行政審批是指出租運營者在進入市場前需先經過政府審批，待審批通過后取得營運牌照，未通過的不得進入市場。該種準入形式一般不收取費用，也有地區象征性地收取少量手續費，因此屬于無償使用制的典型。就目前而言，我國包括北京在內的絕大多數地區均采用此種準入形式。然而，根據我國行政許可法的相關規定豒，只有直接關系國家、經濟、人身安全或公共利益的事項，或是涉及有限自然資源、公共資源的開發及個別重要壟斷性行業等特殊情況，才能設置行政許可，但出租車行業顯然并不屬于這類，故北京地區通過行政權力介入行業管制，并不具備理論基礎。豓此外，行政審批往往與出租車的數量限制掛鉤，這極易導致權力尋租，產生腐敗，且行政壟斷削弱了市場的自由競爭，并不利于出租車市場的健全、快速發展。
(二)北京出租車市場的準入選擇
通過上述分析，在市場準入問題上采用行政審批既不符合依法治國的時代要求，也不利于出租車行業發揮自身的市場功能與活性。因此，筆者認為選擇自由申領的準入方式，較為可行。當然，針對自由申領制度所暴露出來的問題，筆者認為可以通過結合其他手段進行修正。比如，一旦出租車數量過多，市場供大于求，市場監管部門可以通過對出租車營運牌照使用費的調節，來增加出租司機的經營成本，進而調整市場的供求關系，促使市場達到動態平衡。
三、其他相關配套措施的跟進
在確定北京出租車市場采用“個體經營+公司直營”的混合運營模式、經營者可以通過自由申領進入市場等基礎性設計后，筆者認為，相關部門還應建立、健全相關配套措施，以確保出租車市場的有序管理與正常運營。尤其是以下幾點，應引起立法、執法部門的高度重視。
(一)明確市場準入標準，規范市場經營行為
選擇自由申領，并不意味著放松市場準入審查。雖然在數量上不再加以限制，但無論是出租公司還是駕駛員個人，均需滿足法定的準入標準，才能入市運營。
一般而言，出租車行業準入條件的設定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人的審查。駕駛員如想申請成功，至少滿足以下要求：身心健康、無傳染病與精神病史、有一定年限的駕駛經歷、無出現重大交通事故記錄、未受過法律懲處等。另一方面是對車的檢驗。對于駕駛員提供的駕駛車輛，應通過相關部門的各項檢查，確保車輛性能優良、外形完好、噪音合規、尾氣達標。
待駕駛員與車輛滿足準入要求后，還要對人進行行業培訓、對車進行統一配備，以使經營者更好地為乘客服務。對于駕駛員，要穿著統一、佩戴整齊、行為規范、用語文明。對于車輛，要統一噴漆、標志明顯、內飾整潔、設備齊全。同時要在醒目區域張貼乘客告知書，上面明確駕駛員名稱、服務編號、投訴電話及乘客須知等內容;安裝統一計價器，在行程結束時打印收費單，內含上下車時間、行駛里程、等候時間、司機名稱、服務編號、運費、投訴電話等，以便乘客進行監督。
(二)加強市場部門監管，創建行業自律組織
為了加強對北京出租車市場的監管，筆者建議可以在北京市交管局下設出租汽車監管委員會，專門負責北京出租車行業的管理與監督工作。其職能主要包括：受理企業或個人的經營申請、組織駕駛員的培訓與考核、負責出租車輛的檢驗與統一、發放及回收運營牌照、管理并監督出租車市場的日常運營、受理投訴與實行獎懲等等。如此一來，既能避免多個部門聯合執法的互相推諉或爭搶，又能明確責任與監管機關，提高對應急情況的反應速度與執行能力。
除此之外，出租行業還應組建類似于工會的屬于經營者的自律組織，通過該自治組織，定期進行行業培訓、組織經驗交流活動，在他律的基礎上，對經營者實行自律，及時發現違法違紀行為并迅速處理，防患于未然。同時，該自律組織還可以保護勢單力薄的出租公司駕駛員，通過集體的力量，為個別司機維權。
(三)健全商業保險制度，增強行業安全系數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出租車市場個體經營模式的建立，一定要以商業保險制度的健全為前提。因為不同于原來的大型國有出租汽車公司，今后以單個駕駛員為主體的經營者的資金實力大不如前。一旦出現交通事故，不論是乘客還是行人出現人員傷亡，都會給駕駛員帶來巨大的償還壓力及資金負擔。因此，在考慮是否為經營者頒發出租車經營資質之前，出租汽車監管委員會還應考察駕駛員是否已經投了商業保險，只有在確認其已經具備足夠的抵御風險的能力后，才可允許其進入市場經營。
四、結語
隨著我國民眾呼聲的愈演愈烈以及學理討論的不斷推進，北京出租汽車行業的制度改革已經勢在必行。選擇較為適當的制度設計只是開始，我們還需加強相關行業與制度的建立健全，同時更需要社會同仁在制度實際改革的過程中鼎力支持、獻計獻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