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目前還沒有形成明確清晰的軟件產業發展目標和發展倡議，在扶持產業發展的政策措施方面還沒有真正到位，發展環境還沒有實現優化，再加上產業發展基礎薄弱，國產軟件的發展規模和速度還不能為國民經濟提供足夠的支撐，使得我國在軟件產業發展方面，處在世界發達國家和周邊發展中國家的“夾縫”之中，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未見縮小，反而有日益擴大之勢。長此以往，如果不從根本上加快軟件產業的發展，我國將痛失占領國際競爭制高點的大好時機，形勢的緊迫性和嚴峻性可想而知。

　　2000年，我國軟件產業占全球市場的份額雖然與周邊國家如印度、韓國所占的份額相差不多，比愛爾蘭略低0.3個百分點，似乎差別不大，但是考慮到軟件產品質量、軟件開發的規范程度、軟件出口或滿足國內市場的程度等方面，我國與這些周邊國家以及愛爾蘭相比則存在很大差距。例如，單從出口來看，2000年我國軟件出口約4億美元，僅是印度的1/15。我國軟件產業在全球市場中的地位以及與周邊國家的差距，與我國作為21世紀最具潛力的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很不相稱。

　　2001年，我國軟件產業總額占GDP的比重為0.78%，遠低于發達國家6%的平均水平，也低于韓國的1.96%，印度的16.7%，與國家信息化對軟件產業的需求還存在較大的差距。

　　1996～2001年，我國軟件產業國內市場增長速度分別為46.8%、31%、26.4%、27%、33%、34%，年均增長率約為30%，雖然高于世界軟件產業的平均增長速度，但比印度軟件產業起飛時期低20個百分點，比愛爾蘭低50個百分點，難以滿足國家信息化建設對軟件產業的要求。

　　我國目前正在大力推行國民經濟與社會信息化建設，這無疑為軟件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需求，軟件產業的發展空間很大。但是，信息化的迅猛發展并沒有形成對國產軟件有效的需求，反而有助于跨國公司在我國的發展。如微軟公司的在華業務，兩年內增長了2.5倍，是微軟公司在全球范圍內最快的部分，而國產軟件的市場占有率僅維持在30%左右的水平，這一方面是由于我國軟件產業幾乎全面處于全球軟件產業鏈的中下游地位，在核心產品和關鍵技術的發展方面受制于人，在國內市場國際化的大環境中處于非常被動的局面。另一方面，目前的政府采購從盡量節約財政資金方面考慮得多，而在通過啟動政府采購為國產軟件創造市場空間方面考慮不夠，未能給國產軟件以有力的實質性扶持。

　　我國軟件產業規模結構的特點是以中、小企業為主，50人以下的企業占55%左右，50～200人的企業占42%左右，1,000人以上的僅有中軟總公司、東大軟件、用友軟件、北大方正等十幾家公司。2000年，我國軟件產業人均產值平均不到15萬元人民幣，而微軟每年人均產值高達62萬美元，這表明我國軟件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處于較低水平，市場競爭力不強。

　　人才總量不足，結構不合理是導致產業發展基礎薄弱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國軟件技術人員約有19萬人左右，此外，還有30萬人在從事計算機應用、科研與教育工作。但是，我國軟件技術人員中絕大多數是從事程序開發、技術支持和服務的人員，軟件產業發展所急需的系統分析師、架構設計師、高級工程師、項目經理和技術工人的數量非常匱乏，無法滿足軟件產業發展對各層次人才的需求。在典型的知識型產業中缺乏急需的專業知識型人才，再加上“一低兩高”(勞動生產率低，人力成本高，開發成本高)的現狀，發展速度之慢也就不足為怪了。

　　為了保障安全，有些國家如俄羅斯、白俄羅斯等在軍事部門中完全使用自己獨立研制的操作系統。但是，在我國，國外軟件產品占據了2/3的國內市場，其中在系統軟件方面幾乎沒有我國自主版權軟件的立足之地，國產支撐軟件只是鳳毛麟角，應用軟件同樣面臨劇烈競爭。缺乏基礎和核心技術以及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軟件產品，自主創新能力弱，不僅使得大量利潤流入外國企業，嚴重影響我國軟件產業的積累和再循環能力，而且還嚴重威脅著我國的信息安全。一個國家的信息產業在別國提供的核心技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長此以往，對于國家利益、國防安全都是非常危險的。

　　國務院《關于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在促進我國軟件產業發展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將近兩年的時間過去了，該文件規定的政策并沒有完全得到落實，同時還有一些問題在落實過程中逐漸暴露出來。

　　例如，在投融資方面，該文件規定的由國家扶持的軟件產業風險投資公司和投資基金至今尚未組建。由于軟件企業固定資產少、無形資產比重大，缺少可供抵押或質押的資產，很難爭取到銀行貸款。在軟件企業上市方面，國家各部門制訂的政策法規相互矛盾，現行的政策法規阻礙了軟件企業的上市融資之路。同時，由于軟件企業的規模較小，前期研發投入過大，而且研發費用很難轉化為固定資產，與傳統制造業的盈利模式有所不同，同時發行股票的規模也無法放大，因而，在目前實行股票發行核準制的情況下，證券公司在推薦軟件企業發行股票方面積極性不高，軟件企業上市存在實際的困難。另外，國務院18號文件中關于軟件企業在資產評估中無形資產占凈資產的比例，以及軟件企業境外上市融資等規定缺少實施細則。在稅收優惠政策方面，現有的軟件產業政策是從軟件產品銷售收入比例和自產軟件產品銷售收入比例等方面來界定軟件企業，而將軟件服務業、軟件產業孵化器、軟件企業的分支機構以及國產軟件的代理和分銷商排除在外，實際上使軟件產業鏈條上各環節、各要素處于不平等的地位，導致有些環節發展滯后，成為整個軟件產業發展的“掣肘”。

　　關于軟件采購方面，目前政府采購主要是從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的目的設計，對通過政府采購為國產軟件發展創造市場空間的政策目標考慮不夠，缺乏指導政府采購的標準規范和產品、服務目錄。

　　關于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目前版權法的執行仍未取得預期效果。據美國SIIA(軟件與工業信息協會)的調查報告顯示，越南和中國是世界上盜版率最高的兩個國家，1994年兩國的盜版率分別為100%和97%。隨著政府對知識產權的重視，近幾年兩國的盜版率已有所下降，但依然保持在98%和91%左右。據統計，1999年，中國軟件業因盜版而損失的金額高達6億多美元。盜版率居高不下，不僅嚴重制約了國內軟件企業的發展，損害國家形象，也嚴重影響了跨國公司和風險投資進入中國的積極性。

　　考察軟件產業在美國、日本、韓國、印度、以色列、愛爾蘭等國家成功的發展道路，我們可以發現軟件產業具有與一般制造業不同的規律。很多以資金密集型為特征的制造業，如機電、汽車等，在世界各國之間的轉移基本上呈現“發達國家→次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規律。但是，軟件產業完全有可能同時在發達國家、次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發展起來。這主要是因為推動軟件產業和傳統制造業成功的關鍵資源不一樣，傳統制造業的關鍵成功資源是資金，而軟件產業的關鍵成功資源是知識型的人力資源。所以，發展中國家完全有可能利用豐富的人力資源優勢，再加上政府推動和政策支持，與發達國家在這個領域一爭高下。

　　同時，以Linux為代表的開放源代碼運動的興起以及網絡計算機(NC)的推廣，為軟件產業跨越式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Linux是一種將源代碼完全開放的UNIX類操作系統，由于它的開放性和技術的先進性，并宣布遵循自由軟件聯盟(CNU)的GPL協議，贏得了一批富有市場經驗的軟件開發廠商的支持，從而使Linux能快速傳播和發展，開始對微軟造成直接威脅。目前Linux在全球已有約1,000萬用戶，在因特網服務器上所用的操作系統(OS)上已居首位，占有率達28%。IDC(國際數據公司)預計，五年后Linux將躍居全球操作系統市場的第二位。

　　以Linux為代表的源程序公開軟件，給現有的軟件產業體系帶來了巨大沖擊，其必將影響世界軟件產業的發展。例如：開放源碼可能成為軟件發展的重要模式;以網絡為核心的開放式的嶄新開發模式逐漸形成;改變軟件產業的“游戲規則”。

　　我國軟件產業處于軟件發達國家和周邊發展中國家的“夾縫”之中，在發展過程中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國在軟件產業這個國際競爭的前沿領域將無所作為。20世紀90年代末期，印度在相對貧瘠的國內經濟基礎上實現了軟件產業的騰飛，在高科技產業和知識經濟的核心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印度在不具有明顯優勢的情況下尚且實現了軟件產業的跳躍式發展，而我國呢?擁有印度無法比擬的國民經濟信息化程度、信息產業規模、國內市場潛力以及綜合經濟實力，這無疑增強了我國在發展軟件產業方面的決心和信心。

　　隨著網絡技術的應用和發展，NC(網絡計算機)已成為計算機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特別適合中國國情，具備大力推廣的條件。目前NC已從單一的瘦客戶機擴展到便攜、移動、無線的網絡訪問終端，其用戶群的規模正在迅速擴大，推廣NC的條件已逐漸成熟。NC對CPU的性能要求不高，我們可以大力推動基于Linux的CPU芯片的開發，努力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CPU設計產業。

　　另外，軟件已成為各行各業企業管理、產品設計、生產過程控制的核心，是技術創新、商業競爭的有力工具。軟件行業也不再僅局限于計算機行業之內，而已滲透和分布在其他行業之中，軟件的產品形態呈多樣化。嵌入式軟件市場正在升溫，一種是面向消費者的市場，如移動電話、手持設備和信息家電;另一種是面向工業應用的市場，如工業自動化設備和智能化儀器。這是一個相當分散的市場，由于嵌入式軟件往往在專用微處理芯片上運行，因而不易形成統一的獨占性市場。

　　因此，我國要改變在全球軟件產業鏈中的地位，尤其是改變在系統軟件市場中的被動局面，存在很多難得的機遇。重要的是我國要抓緊時間，不能再沉湎于于事無補的過多的爭論。目前，最緊迫的事情是，盡快確定我國軟件產業的發展倡議，充分調動發揮我國擁有的優勢，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唯其如此，我國軟件產才能在較短時間內得到跨越式發展，達到國務院18號文件中規定的目標，躋身于世界軟件大國之林。

　　這里的“國家行為”并不僅僅是指國家要制定合理的軟件產業扶持政策，主要是指要通過國家投入、組織和引導來推動軟件產業的發展。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我國的信息產業基本上是建立在美國提供的核心技術的平臺上，這對一個國家來說是非常危險的。因而，發展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軟件核心產品和關鍵技術，使之產業化，并為之提供市場空間，這是我國在國家層面上必須要做的事情，我們不能把發展軟件核心產品和關鍵技術的希望寄托在軟件企業的身上。這是因為，第一，發展具有自主版權的軟件核心產品和關鍵技術，不像軟件服務業那樣，單靠優秀的人才資源就可以做得很好。操作系統和支撐軟件等系統軟件產品，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資金密集型和人才密集型的行業門類，只有國家才能集中大量的資金資源和人才資源，以國家為主導，統一組織和協調，才能有可能取得成功，指望單個的企業或企業之間的聯盟就可以解決軟件的核心問題是不現實的。第二，目前我國軟件企業普遍規模較小，資金不雄厚，根本無力解決發展系統軟件所需要的龐大資金和面對巨大風險，同時，資本的逐利性也不可能要求軟件企業主動站在國家的角度上為國家“排憂解難”。第三，我國軟件產業的發展形勢逼人，只有動用國家的力量，集中國家的資源，像我國當年研制“兩彈一星”那樣，采取非常規的運作方式，迅速縮短我國軟件產業在核心產品和關鍵技術方面與軟件發達國家存在的差距，才能擺脫長期以來我國在國際軟件產業鏈中的被動地位和尷尬局面。

　　有人認為，目前我國應側重發展軟件產品，提高我國在全球軟件產業中的地位，而讓軟件服務業保持自然增長狀態。又有人認為，目前我國軟件產品與軟件強國相比落后一大截，無法在短時間內超越，與其在系統軟件領域內從事沒有多少成功幾率的拼搏，還不如側重發展服務業，這既可以鍛煉人才，又可以創造就業，還可以為將來側重發展軟件產品奠定基礎，同時還順應了目前出現的軟件服務業領先的發展趨勢。當然，在發展軟件產業方面要體現國家行為，并不意味著國家直接用行政手段來干預，而是以國家為主導，采取市場運作和商業化的形式，比較可行的操作辦法是：國家投入巨資，以國家為主導，同時吸收社會各界包括軟件企業、高等院校、科研機構、投資機構，甚至跨國公司的資金，直接組建實體，從事軟件核心產品和關鍵技術的研制、開發、生產和銷售，在該實體內容形成從研發到產業化的“一條龍”，解決我國目前存在的研發和產業化脫節的“痼疾”。

　　筆者認為，上述兩種觀點均有失偏頗，沒有全面地考察問題的實質。筆者之所以提出“軟件產品和軟件服務并重”的觀點，是與“國家行為和企業行為互動”的看法一脈相承的。國家與企業在發展軟件產業的道路上既有分工，又是互動的。國家可以運用國家的意志，集中投入，采取實體經營的形式，將來自國家和社會的優勢資源整合在一起，集中攻克軟件產業中的核心產品和關鍵技術，建立自己獨立的產品體系。同時，國家在信息化建設中，給軟件企業創造市場機會，推動軟件服務業的成熟壯大。而企業呢?主要集中于軟件服務領域，大力發展信息系統集成、ASP、信息系統運行與維護、數據中心與資源外包、數據加工與處理、軟件測試、信息系統咨詢與評估、信息系統工程監理、軟件與信息系統管理人才工程化培訓等業務，為軟件產品的產業化和規?；瘧锰峁└哔|量的服務，積累專門知識和軟件人才。國家要通過政策引導，鼓勵有條件的軟件企業大力發展軟件服務業，以此來提升企業素質。同時，鼓勵有條件、有意愿的軟件企業積極參與國際定制軟件和服務市場，學習和掌握國家軟件市場運行規則和業務流程，積極參加CMM認證，完善質量保障體系，促使軟件企業進一步與國際接軌，提高國際化素質。

　　電子政務涉及到信息技術的各種產品和技術，推動行業企業信息化和家庭信息化，所采用的技術和產品對社會具有廣泛的示范性和引導性。由于我國電子政務具有的安全性、個性要求、本地化等特點，國產軟件企業將在該領域具有較強的競爭力?，F階段急需解決的問題是盡快制訂統一的電子政務標準規范，提出推薦政府采購的產品或服務目錄，避免各級和各地政府部門在電子政務的實施方面“一哄而上”，各自為戰，削弱電子政務對國產軟件的拉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