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過文獻研究法和綜合分析法分析了當前中國糧食安全的現狀及問題，以及新冠疫情對中國糧食安全的沖擊與影響，探討了后疫情時代中國糧食安全保障的基本思路與市場路徑。研究結果表明：當前中國糧食安全無論是數量型、質量型、還是可持續型方面都存在一些問題與不足，且中國糧食安全的保障重心正由數量型糧食安全向質量型與可持續型糧食安全方向發展;此次疫情對中國糧食安全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國際與國內市場兩個方面，且對國內市場產生的無形影響有助于提升中國社會的風險應對能力和改變中國民眾的膳食理念，推動中國糧食安全的優化升級。后疫情時代，中國應以數量型糧食安全為基礎、質量型糧食安全為保障、可持續型糧食安全為目標，現實操作中，可倚靠糧食進出口市場、生產市場、營運市場和消費市場“四大市場”的支撐和保障，由此實現中國糧食保障的長久性安全。

　　關鍵詞：后疫情時代;糧食安全;糧食市場

　　“民以食為天”，糧食安全問題一直是人類需要首要解決的關鍵問題。盡管科技在進步，人類在發展，但全球糧食安全形勢依然嚴峻。正如周立等[1]所言，當前全球性糧食安全危機比2008年由糧食供給不足引發的騷動更加嚴重，對于全球10%饑餓人口的生存問題應得到各國更深層次的關注。然而，在這個利益紛爭的世界格局下，各國攜手解決人類的糧食安全問題依然障礙重重。

　　中國作為世界的糧食生產和消費大國，能憑借僅占世界10%的耕地面積養活世界22%的人口數量本身就是一個奇跡，而解決好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也始終是中國安邦興國的頭等大事。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創造了糧食安全與發展的偉大奇跡，為確保脫貧攻堅勝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這場全球性的新冠疫情危機中，中國作為“重傷”國之一依然能夠保證本國糧食的絕對安全恰也是中國特色糧食安全與發展取得成就的真實寫照。然而，百密尚有一疏，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也有其自身的短板，如糧食的整體質量水平不高、糧食品種發展不平衡、人們膳食結構不合理等問題依然成為保障中國糧食安全與發展的隱患。在如今全球性糧食安全風險不斷加劇的時代背景下，如何穩定、可持續地解決本國的糧食安全問題已成為國家生存和發展的關鍵所在。

　　雖然隨著全球性新冠疫情的逐步穩定，國際間的糧食貿易也逐漸恢復流通，但此次疫情無外乎加強了各國對糧食安全的憂患意識，也加劇了國際間糧食貿易市場的不穩定性和不平衡性。本文擬對中國糧食安全的現狀以及新冠疫情對中國糧食安全的沖擊與影響進行研究，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以期為保障中國糧食安全的可持續發展獻計獻策。

　　1 當前中國糧食安全現狀

　　本研究從數量型糧食安全、質量型糧食安全和可持續型糧食安全3個層次對當前中國糧食安全的現狀及問題進行具體分析。

　　1.1 數量型糧食安全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糧食安全與發展已取得巨大成就，無論是從糧食的總產量、人均產量還是從糧食的綜合生產能力看都已達到歷史高位，糧食安全的保障能力處于歷史最強階段。回首40多年的發展，中國糧食安全已從1978年以前的糧食產量供應不足到1997年的供求基本平衡，再到目前的“糧食供求基本平衡，糧食結構性矛盾突出的新階段”[2]。可以說，中國的糧食安全與發展一直向好。

　　從總產量上看，糧食生產實現了從2004年以來連續17年豐收，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得到不斷加強。其中，糧食總產量于2019年達到過去20年的最高點(見圖1)，達66 384.3萬t，比2000年的46 217.5萬t增長了43.6%;作為主食的谷物類(包括稻谷、小麥和玉米)總產量也從2000年的40 522.4萬t增長到2019年的61 369.7萬t，增長率51.4%，比糧食總產量的增長率高出7.8%。此外，2010—2018年的9年間，稻谷、小麥和玉米三類農作物的總產值整體呈現增長趨勢(見圖2)，供求基本達到平衡，短期內不會出現糧食危機。其中，稻谷的總產量與總銷量總體呈現低增速式增長，且總產量略高于總銷量，供求關系處于緊平衡狀態;小麥的總產量與總銷量均呈現倒U型發展態勢，小麥的總產量于2017年達到最大值13 424萬t，2018年有所下降，總銷量于2015年達到最大值9 920萬t，后期有所下降，但受當前中國總人口正增長的態勢影響，其下降幅度不算太大，且小麥總產量高于總銷量，小麥市場短期內不會出現供不應求的問題;玉米作物是這三類作物中波動最大的產品，其總產量呈現先增后降的趨勢，于2015年達到最大值26 499萬t，而其總銷量從2014年起持續高速增長，且于2018年供給低于需求，形成了中國玉米市場供求關系的逆增長態勢。

　　從人均產量上看，中國人均糧食產量與人均谷物類產量在2000—2019年20年的時間內整體呈現倒U型變動態勢(見圖3)。其中，人均糧食產量與人均谷物類產量均于2005年開始高速增長，且于2015年達到最大值，分別為479、448 kg;然而，人均糧食產量與人均谷物類產量也均于2015年起呈現低速負增長趨勢，于2019年分別降為472、436 kg，其原因可能是糧食總產量和谷物類總產量的增長率均于2015年后呈現低速變動趨勢，而中國人口卻以每年4%左右的自然增長率持續增長，因此導致人均產量逐年下降。雖然中國的人均糧食產量近期有所下降，但依然高于國際公認的400 kg安全線，因此短期內中國糧食安全可以得到基本保障。

　　綜上所述，于數量層面而言，不論是糧食總產量還是人均糧食產量，當期中國糧食安全均處于較高水平，短期內不會發生糧食安全危機問題。然而，中國糧食產量也處于67 000萬t的瓶頸期，如果未來糧食產量一直得不到顯著提升，且受國家總人口不斷增長的壓力，中國的數量型糧食安全優勢將會逐漸弱化，因此針對如何提高國家糧食總產量的問題未來還需持續關注。

　　1.2 質量型糧食安全

　　質量型糧食安全是一個更高層次的“大糧食安全”概念，它不僅包括糧食質量的安全性水平需達到衛生標準，還包括糧食的多樣性、可獲得性以及營養價值能夠滿足人體健康的客觀需要，是人類進入全面小康社會后對糧食安全賦予的新要求，標志著人類從“吃得飽”向“吃得好、吃得健康”的躍升。國際經驗表明，當人均GDP在8 000美元左右時，農產品及食品的質量和安全性水平會逐漸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3]。如今，中國的人均GDP已接近1.2萬美元，高于國際經驗值4 000美元，表明中國早已有能力從生存型社會轉變為發展型社會[4]。隨著人們對糧食安全認知的轉變以及糧食消費結構的升級，這無疑對中國糧食的質量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滿足當前人們對糧食安全的新訴求，提高國家農產品和食品的綜合質量，中國政府也從法律、經濟、行政等方面采取了眾多強有力的政策舉措，如頒布《糧食安全法》，加大對糧食市場的補貼和引導;轉變政府職能，逐漸將政府在糧食市場的監管重心從經濟性監管向社會性監管轉移，提升社會性監管的綜合能力等。經過不懈的努力，中國糧食的質量型安全保障能力得到不斷提升與加強。

　　然而，由于中國的質量型糧食安全保障體系尚處于初步建設階段，因此難免會存在一些缺口與不足，接下來本研究將從“生產、銷售、食用”3個環節對中國當前質量型糧食安全存在的問題進行具體分析。

　　首先，糧食的生產環節。生產環節作為糧食質量安全的源頭，在保障糧食質量安全上扮演著重要角色，然而當前至少有3個問題影響著中國糧食的綜合質量水平。第一，生產者的耕作態度。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單畝耕地的務農相對收入持續下降，導致越來越多的農民將務農當作副業，對耕作的關注度持續下降，影響著單畝耕地農產品的產量與質量;第二，化肥、農藥的使用。農戶為降低自然災害帶來的影響，通常會選擇增加化肥和農藥的施用量來保證糧食的產量，但該做法也同樣對糧食的質量造成威脅[5];第三，糧食品種。中國目前不同種類農作物的耕作面積配比也待完善，如2019年谷物類耕作面積占農作物總播種面積的59.0%，豆類占6.7%，油料類占7.8%，而中國每年的大豆和油料類進口數量巨大，該類作物的國內產量不能滿足市場的需求。

　　其次，糧食的銷售環節。銷售環節也同樣存在影響糧食質量的三方面因素，其一，糧食倉儲方面。當前中國絕大部分地區依然保持著精耕細作的耕作模式，因此地方性的小型糧食倉儲機構眾多，然而大多缺乏科學的儲備知識和完善的儲備設備，導致在倉儲過程中難免出現糧食發霉等造成糧食污染的事件發生;其二，食品深加工方面。很多糧食加工企業缺乏技術支持，在糧食深加工過程中造成糧食營養缺失，降低食品的質量水平;其三，銷售過程方面。為提高糧食銷售的利潤水平，不少糧食銷售商選擇摻假的方式降低成本，如將進口的低質糧食與國產糧食摻兌后銷售，降低市場糧食的整體質量[6]。

　　最后，糧食的消費環節。人們的飲食習慣也同樣影響著中國質量型糧食安全的整體水平，對糧食的生產、加工和銷售都具有很大的倒逼效應。然而，當前中國的“三高”人群逐年增大，但營養不足人數卻依然很多，2014—2016年就有約1.34億人口[6]，由此可以看出當前中國居民的飲食習慣欠佳，不利于國民的身體健康。因此，為提高中國糧食質量安全的綜合水平，需引導人們對自身的膳食結構進行調整，形成健康的飲食習慣。

　　1.3 可持續型糧食安全

　　相比于數量型和質量型糧食安全，可持續型糧食安全才是國家追求的最終目標。因此，本研究將研究視角延伸到整個糧食市場產業鏈條，分別從進出口市場、生產市場、營運市場和消費市場“四大市場”對當前中國的可持續型糧食安全水平進行具體分析。

　　1.3.1 進出口市場的可持續性

　　隨著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在國際社會的政治和貿易談判能力得到明顯提升，分別與歐洲、北美等發達國家以及阿根廷、南非等發展中國家建立了良好的糧食進出口溝通;通過合作經營、海外并購等方式擴大海外糧食生產市場。在糧食進出口貿易中，中國也長期保持著結構性貿易逆差的形勢，其中大豆、玉米等農產品的國際進口量遠高于出口量且保持逐年遞增趨勢，如2019年中國的大豆進口額就高達353.4億美元。大量的農產品進口雖然對中國的土地資源、水資源節約具有重要貢獻，但如大豆、玉米等農產品對國際市場的過度依賴終究不是長久之策，且在全球糧食市場不穩定風險進一步升級的背景下，中國糧食進出口市場的可持續性水平將會繼續降低。

　　1.3.2 生產市場的可持續性

　　自1949年以來，中國政府對糧食的生產市場一直保持著高度重視，如設立國家最低耕地紅線、2002年的農村稅費改革以及后期相關的財政補貼政策[7]，這無異乎對提高國家糧食生產能力起到積極的作用，也使得中國的數量型糧食安全得到了基本的保障。然而，當前中國的糧食生產市場依然存在一些問題影響其可持續性發展能力。第一務農收益低，相比于國際糧價，中國的糧食價格一直處于較高水平，但由于單畝務農成本較高，單戶耕地面積較少，使得農戶種糧的凈收益很少，嚴重影響著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第二化肥、農藥使用量大，由于小農經濟的風險承受能力較低，因此大多農戶會選擇增加農作物的化肥、農藥使用量以此保證耕作的最終產量，如2017年中國使用了全世界27.4%的化肥和42.9%的農藥，單畝化肥使用量是世界平均值的3.5倍，大量化肥、農藥的使用不僅造成了耕地環境的污染，而且極度降低了農作物的質量，影響耕作的可持續性能力;第三資源損耗量大，中國多地糧食生產以地下水進行灌溉，如東北的水稻種植就倚靠大量的地下水供給，長此以往，水資源難免消耗殆盡，影響國家糧食安全的可持續水平;第四糧食科技的普適性不足，雖然國家極力號召將科技成果運用于糧食市場提高糧食產量，但當前中國的高校和科研機構對糧食的科技創新依然不夠重視，且存在科研成果缺乏普適性的問題，制約著糧食生產市場的可持續性發展水平;第五政務服務水平不高，雖然中國實行了糧食安全省長負責制，但在以“GDP論英雄”的時代背景下，一方面出現地方政府對當地糧食生產的不重視，影響糧食產業的競爭能力，另一方面補貼直發農戶的模式有待完善，雖然每年國家投入大量的資金用于種糧補貼，但受中國農戶基數大的影響，最終發到農戶手中的卻很少，未達到財政補貼的政策目標。這些問題都影響著中國糧食生產市場的可持續性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