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的鄉村問題本身就是“內外相生”的結果。文章通過剖析內生型鄉村、外源型鄉村、共生型鄉村的不同邊界發現，政府力量與市場力量的作用方式和影響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鄉村分化的差異。運用案例分析的方法，選取陜西袁家村剖析鄉村振興支撐點的內生型鄉村的自組織成長機理。結果發現，內生型鄉村通過產業發展、文化傳承、人才集聚、生態轉化、治理創新、平臺搭建等載體，在激發共創潛能、堅守共享理念、打造共治平臺方面達成了良性循環，從而解釋了農民自組織的有序協同、共同目標、自我管理的生長機理。

　　關鍵詞：鄉村振興;自組織;農民參與

　　近百年來，鄉村改造與發展問題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基本問題。從學術研究人員到行政職員，從村野調查到鄉建實踐，從觀察感悟到著書立說，編織了豐富的不同時代背景的中國鄉村問題研究圖譜。

　　一、問題的提出

　　早在20世紀20～30年代掀起的“鄉村建設運動”孕育和影響了一大批鄉村研究學人。晏陽初(1926)在河北定縣將近十年的農村改革實驗，以及梁漱溟(1931)的山東鄒平鄉村建設研究院及其在此基礎上的鄒平、菏澤、濟寧試驗區，均認為鄉村是應該被改造或改良的對象，而忽略了農民在整個鄉村變革歷程中的主體地位和作用方式從而遭遇不可避免的失敗。但《農村運動的使命》(晏陽初，1935)、《鄉村建設理論》(梁漱溟，1936)提出的平民教育、合作組織等觀點對于現今的鄉村實踐依然有著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費孝通的《江村經濟》(1939)開啟了個案觀察中國鄉村經濟動力和問題的研究先河;《鄉土中國》(1947)既能解釋鄉村經濟社會的結構，也能解析傳統中國鄉土文化的形態與走勢。費老在《鄉土重建》(1948)中指出中國的鄉村問題本身就是“內外相生”的結果，需要鄉土在自力更生的原則中重建起來。其后長期的鄉土社會屬性客觀上抑制了鄉村自我變革發展的作用空間，戶籍制度的寬松和城鄉勞動力市場的缺口，加快了鄉土社會市場化轉變的進程，進入了新鄉土中國(賀雪峰，2003)，出現了影響深遠的流動中國(徐勇，2003)現象。與此同時，打破血緣聯系的鄉村社會內部也產生了嚴重的分化，部分“鄉土性”特征的留存與大流動下村莊治理新秩序的缺失(陸學藝，2005)并存，農村空心化與現代性轉化并存，農二代、農三代的市場意識、就業觀念、職業選擇都有了很大轉變(于建嶸，2013)，后鄉土中國(陸益龍，2017)屬性依然顯著。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了鄉村振興倡議，重在重塑城鄉間良性互動關系，鄉村價值被置于了與城市等值的架構下進入了城鄉中國(劉守英，2018)階段。如何從制度、文化和市場的協調關系上激活有利于鄉村高效率發展的運作機制?如何解決農民為核心的發展動力問題?在鄉村社會空間的公共性越來越強的同時，如何讓農民獲得公平的市場機會?這些問題亟待深層次思考和梳理。

　　二、城鄉中國下的鄉村分化

　　進入“城鄉中國”階段的村莊開始出現大規模的分化加劇、衰而未亡與復活并存的格局。認識當下的中國鄉村社會，在城與鄉的邏輯互動關系框架下，進一步考慮市場發育層次因素、制度規范引導因素、治理文化影響因素、政府與村社關系因素、地域空間開放因素、組織平臺搭建因素等方面對鄉村個性氣質的影響差異，從而分化為內生型鄉村、外源型鄉村和共生型鄉村。

　　(一)內生型鄉村

　　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和范圍的擴大，很多鄉村地區由于區位改變、交通便捷、園區經濟、大企業帶動等因素從傳統農作區迅速向功能型鄉村、綜合型鄉村轉變。但絕大多數鄉村仍然不占地理優勢，或缺失獨特的生態資源稟賦和文化積淀，或沒有強勁的資金支持和特有的政策照顧。對于此類遠郊鄉村，只能依靠自身的內在力量突破發展瓶頸。這種內生型鄉村往往有著自主的市場意識傳統、有序的治理規則積累、健全的組織文化習慣，鄉村資源要素和人的思想觀念以及對于土地和地方政府的態度產生著巨大的變化，從而具有就地城鎮化型鄉村的內在提升機制。

　　(二)外源型鄉村

　　從土地的城鎮化到人的城鎮化，開發區模式和園區經濟在推進城鄉產業轉型、版塊功能布局、資源要素集聚、城鄉統籌、鄉村振興中至今仍發揮著重要作用。涉及到此類開發的城邊村或飛地開發模式所在的村域，往往被當地基層政府施以宏大的區域整體開發規劃和外來社會資本開發力量的強勢介入，或以功能型園區，或以主題景區，或以城區擴建等方式，被動地成為新區開發對象或被上樓的新型農村社區。這類鄉村往往交叉存在于部分城郊融合地帶，由于鄉村地緣優勢或行政轄區調整因素往往附屬于更為強勢的外來資本，結果往往是農民與地方政府(包括開發方)的關系失衡導致的內部參與動力的不足、參與能力欠缺和集體認同失序問題，集體歸屬感的喪失而導致的政治參與迷茫和政府決策性依賴。

　　(三)共生型鄉村

　　除了上述內生型鄉村和外源型鄉村外，還有一種就是基于國家或地方重大政策或改革試點而引發重大變化的鄉村，這類鄉村往往能借助政策創新或改革試點的機會實現自我發展的內部動力與變革需求的外部推力的有機統一和轉換。比如城鄉統籌試點村、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先導區、產業扶貧示范基地、美麗鄉村建設示范村，乘接政策先發優勢再加以自我發展創新引導，就可能成長為就地就近城鎮化的村域。這類共生型鄉村，通常兼具政府支持和市場發展的雙方面影響，有較為健全的基層組織架構，以便更有效完成政策改革創新實踐任務;會尊重鄉村駐民差別化的發展需求，在政策創新過程中善于將內生動力有效融于外在制度設計中;同時，也能積極引進社會資本，參與合作中發展村集體經濟，具有較好的治理秩序和治理規則。

　　三、鄉村振興倡議的生長點：農民自組織的成長機理

　　由前文分析可知，鄉村分化究其原因是外部發展環境和內部結構動力間共同作用的結果。該部分著重剖析內生型鄉村的典型代表陜西袁家村在其農民自組織的產生、成長、成熟等方面的實踐探索與創新，旨在客觀刻畫鄉村振興動力結構演化路徑。袁家村從一個典型的關中平原空心村，經歷了四十多年三代人四次轉型的持續努力，發展到一村(62戶/286人)帶十村容納三千多創客的小康村的嬗變，成為西部地區鄉村自我振興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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