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萬里 孫精策
摘要：近年來，營口市海水養殖業取得了顯著的發展成績，不僅為人民生活提供了高蛋白、低脂肪的海產品供給，同時也為促進產業興旺和漁民增收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當前營口市海水養殖業仍存在養殖結構不合理、養殖環境污染嚴重、部分養殖區域養殖密度過高等問題。為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要求營口市海水養殖業開辟出一條綠色發展道路，以滿足人民對于優質海產品和優美養殖生態環境的需求。
關鍵詞：營口;海水養殖業;綠色發展
1 營口市海水養殖業綠色發展現狀
1.1 營口市自然資源概況
營口市地處遼東半島中部，是中國(遼寧)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核心區域之一，也是遼寧沿海經濟帶的重要組成部分。全市總面積5402平方公里，海域面積1185平方公里，海岸線長122公里。營口市現有以養殖業為主的鄉(鎮)14個，漁村74個，養殖戶2000余戶，養殖從業人員約1.2萬人。營口市漁業資源種類豐富，魚類有220多種，具有代表性的有梭魚、小黃花魚、帶魚等。蝦類有40多種，具有代表性的有對蝦、青蝦、花蝦等。蟹類有30多種，具有代表性的有中華絨螯蟹、赤甲紅、梭子蟹等。貝類有10多種，主要有四角蛤蜊、沙蜆子、文蛤、牡蠣等。
1.2 營口市海水養殖品種結構
當前營口市海水養殖模式主要包括淺海養殖、深海養殖、池塘養殖和灘涂養殖，常見的養殖方式有淺海筏式養殖、底播養殖、工廠養殖和網箱養殖等，淺海養殖的主要養殖品種有雜色蛤、四角蛤蝲、毛蚶等貝類，池塘養殖的主要養殖品種有中國對蝦、刺參、海蜇、雜色蛤等，海水工廠化養殖品種有海水魚類、刺參等。近年來，引進名特優新品種，推廣先進的養殖模式，提高生產管理的科技含量，提升產品的經濟附加值。近年來，引進了海參、南美白對蝦、斑節對蝦、大菱鲆魚、牙鲆魚、半滑舌鰨等名、特、優新品種進行養殖，養殖品種不斷優化。其中一些品種養殖規模大、效益好，確保了我市水產養殖業的可持續發展。
2 營口市海水養殖業綠色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2.1 養殖環境惡化
養殖環境惡化主要由外源性污染入侵及不良養殖行為所造成。大量陸源污染物肆意排放入海，造成水體中無機氮、磷酸鹽、銅、鋅等元素嚴重超標，受污海水蘊含的無機有害物質(例如各類重金屬、氰化物、氟化物等)和有機有害物質(例如二惡英、多氯聯苯等)易于在養殖海產品體內聚集，客觀上也會導致養殖海產品潛在不同程度的質量安全隱患[1]。在養殖過程中，養殖戶慣于使用過量的飼料添加劑、抗生素及藥物且養殖廢水未經任何凈化處理直接排放，加之養殖本身所產生的糞便等排泄物極易擴散到水體之中造成水體污染，進而對養殖環境造成嚴重破壞。當前營口市海水養殖方式多為高密度、高投餌量、養殖品種單一的傳統養殖模式，該養殖模式往往會超過養殖海域的生態容納量，極易引發赤潮、滸苔等災害現象的發生，養殖期間易生魚病，養殖風險大大增加。推行具有節能減排、防污治污、清潔生產、保障環境安全等內涵的養殖循環經濟，已成為當前養殖界最迫切的任務之一[2]。
2.2 養殖布局混亂
當前營口市海水養殖布局缺乏合理規劃和有效管理，表現出作坊式、分散式養殖特征，養殖戶“小農思想”突出，在缺少養殖合作組織和龍頭企業的影響帶動下，單純依靠規模擴張與資源消耗作為提升養殖產量、產值的方法。營口市海水養殖結構分為以粗放養殖、池塘養殖為代表的傳統養殖模式和以工廠化養殖、深水網箱養殖為代表的現代養殖模式兩種，前者憑借技術門檻低、成本投入少的特點深受個體養殖戶青睞，密集養殖造成近岸海域養殖密度過大，海域環境遭受破壞;后者受技術、資金等因素影響較大，僅適用于企業或大型養殖個體，因而發展規模較小、發展數量較少。因為兩種養殖模式發展的差異性導致近海與深、遠海養殖利用率出現階梯差，深、遠海海域環境明顯優于近海海域環境。
2.3 養殖監管薄弱
海水養殖業分為產前、產中、產后三大環節，包括養殖、捕撈、加工、銷售等眾多組成部分。當前營口市行政管理部門人員配置不全、裝備設施老舊、經費緊缺、管理體制和監管手段落后，致使養殖監管部門的執法工作難以全面開展，魚病預防、水質檢測方面無法提前做出預警和防范;養殖投飼物質量及投入量未制定準確的執行標準;炸魚、電魚等惡性事件時有發生，不僅會導致海域環境污染的進一步加劇，而且會引發一系列食品質量安全問題。
2.4 養殖品牌聲微
品牌建設是增強海產品市場競爭力、推動海水養殖技術發展的重要手段。現如今，相較于不同品牌的同類產品消費者對品牌化產品傾向度更高，一方面希望購買的產品質量能有所保證，另一方面可以滿足消費者不同的消費需求。因此，營口市打造一個綠色、健康、無污染的海產品品牌勢在必行。營口市作為遼寧省重要的海產品生產和出口基地，海產品產量和出口量一直位居遼寧省前列，但是營口市并非海產品貿易城市。營口市海產品同其他沿海城市相比，質量、價格方面具有相對優勢，但是缺乏自主品牌、文化內涵和商品附加值。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一是營口市海產品品牌建設意識淡薄，缺少科技支撐和政策支持。二是現有的海產品品牌宣傳力度不足，未能實現與當地歷史人文的結合，品牌極易被他人混淆和盜用。
3 營口市海水養殖業綠色發展對策建議
3.1 改善養殖環境，控制污染排放
對于陸源污染控制有以下兩方面建議：第一，確立“治海先治陸”的發展理念，將各地污染區按等級進行劃分，并采用限期整改、定期考核的方式嚴格監督企業污水達標排放，對于超標的企業堅決取締。同時，大力推廣清潔能源的生產和使用，促進工業化與生態化的有機結合。第二，加強農業面源污染的整治力度，嚴格控制禽畜養殖區的養殖密度，提高禽畜養殖場排泄物的綜合利用率，重視農藥、化肥使用所引起的海域環境污染問題，加快綠色有機技術的推廣使用。對于海水養殖自身污染控制，因為海水養殖業具有自然循環和經濟循環雙重屬性，由多個子系統組合而成，與第二第三產業密切相連，因此海水養殖業適宜發展低耗高效的循環經濟模式。一方面，轉變傳統養殖觀念，在養殖源頭減少原料使用量及能源消耗量，并重構水生生態系統;另一方面，建立海洋畜牧業模式、集約化養殖模式和生態混種養殖模式三位一體的混合養殖模式，充分利用海域本身的生產力，減少養殖過程中因為不良養殖行為所造成的海域環境污染。
3.2 拓展養殖空間，調減養殖密度
目前營口市海水養殖業以淺海筏式養殖、池塘養殖、工業養殖等近海養殖方式為主，致使近海養殖密度增加，生態環境遭受破壞。海水養殖業應當有計劃地向30 m等深線的外海推進，加快發展大型深水網箱養殖，降低魚病發病率，提高海水養殖產品的質量安全水平，充分開發海水養殖資源[3]。深遠海、水質明顯優于近海，海產品不僅可以實現質量可追溯，而且優良的品質可以提高產品的市場競爭力。與此同時，營口市應加強海水養殖業基礎設施建設，合理使用現有的育苗室，秉承“因地制宜”原則，對不同地區的養殖品種進行選育和改良，培育出具有較強抗病力的養殖品種，以適應各個地區的自然環境、生產方式及市場需求。設施漁業發展應堅持“生態型多元化”的養殖模式，注重生態保護與漁業資源開發相結合，網箱養殖與礁盤底棲養殖相結合，漁業資源增殖養護與漁業休閑游鉤相結合[4]。大力發展工廠化養殖、“漁光一體化”養殖、多營養層次綜合養殖和深遠海域綠色網箱養殖等現代養殖模式。
3.3 強化政府職能，加大資金投入
目前我國涉及海水養殖業的法律法規雖多，但是缺乏與海水養殖業有關的專項法律。我國應借鑒國外海水養殖業綠色發展過程中取得成就國家的經驗技術，不斷完善我國海水養殖業相關的法律法規。針對污染超標、無照經營、違規用藥的企業及個體養殖戶，要加強監管強度和懲處力度，對于限期整改未達標的，堅決予以取締，情節嚴重者，吊銷其營業執照。更新現代化養殖裝備是營口市海水養殖業綠色發展的硬性條件，但是養殖設備的更新換代需要政府提供相應的財政補貼和資金投入，才能實現海水養殖設備的自動化、機械化、信息化升級，發展綜合型、生態性、高效型養殖裝備與設施。對于政府管理部門和養殖隊伍要不斷進行人才引進補充，對于較為偏遠的養殖地區，留住人才必須采用務實的政策和方式：①提高薪資和福利待遇。②加強對引進人才的培養力度，增加歸屬感。③挖掘人才的創新性，制定符合當地特色的人才引進計劃。
3.4 打造龍頭企業，加強品牌建設
推動海水養殖業綠色發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打造營口市綠色海產品品牌，加強品牌建設，提升市場占有率，讓綠色海產品成為市場主導產品，運用品牌導向作用，推動營口市海水養殖業轉型升級。首先，加強科技成果的研發和推廣，著眼于研發新品種、開發新模式的科研突破工作，并采用高效的推廣手段，縮短科研成果應用于現實養殖的時間周期。其次，應當落實好龍頭企業經營特色項目帶動地方經濟的示范效果，實現由“企業+農戶”的二級農業生產經營模式向“企業+農戶+經銷商”、“企業+農戶+養殖基地”、“企業+農戶+政府”的三級農業產業化經營模式轉變。最后，對龍頭企業加以重點扶持，加大宣傳力度，增強品牌效應。一方面加大廣告投入力度，利用互聯網及名人效應進行線上、線下結合宣傳，打造企業和產品良好口碑，給消費者留下深刻印象。另一方面，為企業提供參加博覽會、展銷會等具有影響力會議活動的機會，提高品牌影響力、豐富銷售渠道、建立銷售市場。根據市場需求建立以海產品批發和周轉運輸為中心的多極化銷售市場體系，擴大營口市海產品交易市場和物流中心的規模和數量，同時積極開拓國外市場，讓自主海產品品牌走向國際。
參考文獻
[1] 盧昆，高晶晶，郝平. 我國海水養殖資源開發評價及其支持政策分析[J].農業經濟問題，2016，37(03)：95-103+112.
[2] 雷霽霖. 中國海水養殖大產業架構的倡議思考[J]. 中國水產科學，2010，17(03)：600-609.
[3] 陳雨生，房瑞景，喬娟.中國海水養殖業發展研究[J]. 農業經濟問題，2012，33(06)：72-77+112.
[4] 孫龍，王剛，張建僑. 三沙設施漁業發展倡議研究[J]. 中國漁業經濟，2014，32(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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