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過培育農業等支柱性產業從而形成持續內生發展能力已經成為減貧的重要途徑?農業發展在公共政策與減貧間架起了一座橋梁,農業發展呈現出明顯的中介效應,公共政策通過農業發展這一中介變量有效推動了減貧進程?按照公共政策促進農業發展,農業發展推動貧困減緩這一邏輯脈絡,構建了公共政策?農業發展與減貧效應三大系統及其測度指標體系,通過建立狀態空間模型,分階段探究了2000-2015年公共政策減貧過程中農業發展在各時期的減貧作用強度及其動態演變趨勢,并對農業發展在政策扶貧過程中的中介效應進行了驗證?結果表明,農業發展對政策扶貧的中介效應非常顯著,公共政策的減貧效應中約有45.25%的貢獻來自于農業發展所產生的中介效應;單純的公共政策對于貧困減緩和農業發展的影響呈現下降趨勢,而農業發展對于農村貧困減緩的作用則逐年增強?研究表明,我國多元化的減貧體系已經基本形成,內生式減貧機制逐漸健全并已經發揮作用,公共政策對農業發展和減貧的促進作用呈邊際遞減態勢?因此,首先要加強對農業尤其是特色農業的扶持,以更好地發揮其在減貧過程中的中介效應,其次促進當前我國扶貧攻堅倡議應盡快轉向換擋,千方百計推動已經形成的內生減貧系統有效運轉?

　　【關鍵詞】農業發展;政策減貧;狀態空間模型;中介效應;減貧效應;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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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減貧事業取得的偉大成就在人類反貧困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其減貧與發展所實施的諸多有效舉措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回顧三十多年來中國有組織?大規模的減貧歷程,無論是減貧初期主要依靠外力推動的“輸血式”扶貧階段,還是發展到一定時期后旨在形成內生發展動力的“造血式”扶貧階段,政府公共政策在減貧進程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都是顯而易見的?實踐表明,政府主導與貧困戶主體作用結合?普惠性政策和特惠性政策并舉?內生發展與外在保障配套的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上,公共政策不僅是輸送減貧外在動力的“發動機”,也是保障內在減貧機制正常運行的“潤滑油”,它在減貧的不同時期?不同階段以不同的方式發揮著作用?

　　近年來,隨著中國減貧事業的不斷深入,公共政策直接通過外力驅動的減貧方式開始逐漸退出歷史舞臺,而通過扶持地方產業發展,進而由產業的發展帶動貧困減緩的間接減貧方式則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其中尤以農業產業最盛[1-2]?早在2000年,世界銀行研究指出農業的減貧效應要遠遠高于第二?三產業,而在公共支出結構中,農業性支出的減貧效應也要高于社會救濟?基本建設等其他支出所帶來的減貧效應[3]?現今中國的貧困人口基本都集中在農村,農業作為貧困農村的支柱型產業,其發展對于農村貧困的減緩至關重要[4],與此同時,農業又是一個政策依賴性很強的產業,其發展離不開政策的扶持[5-6]?眾多理論和實踐表明,在公共政策?農業發展與減貧三者間存在著緊密的邏輯關系,一方面,公共政策分別對農業發展和減貧起著顯著的直接作用,另一方面,對于眾多貧困地區而言,公共政策還通過農業發展這一中介變量間接推動著減貧進程,在此過程中農業發展在公共政策與減貧間架起了一座橋梁,農業發展呈現了明顯的中介效應?但是在既有的研究中,往往只是強調公共政策與減貧兩者間的聯系[7-9],卻忽略了產業在其間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這種研究實際上深深受到了過去單純依靠政策扶持的“外生式”扶貧理論的影響,循此思路進行的理論推演乃至最終設計的政策指向無法有效適應當前扶貧工作的新形勢?

　　隨著政策減貧方式不斷創新升級,貧困地區經濟得到極大發展,然而學者們卻發現經濟的增長并未像預期地涓滴到貧困人口,而是出現了“益貧困地區”大于“益貧困人口”的奇怪現象[10],且由于收入差距的擴大,反而是加大了減貧的難度,減緩了貧困的速度[11-12],究其原因,在于沒有形成強有帶動能力的產業,貧困人口無法有效參與到產業中去,因而很難分享到區域發展的成果,而恰恰是產業以及建立在產業基礎上的內生發展系統才是最有效和可持續的減貧途徑?對于貧困地區和貧困人群而言,覆蓋面最廣?參與程度最深?效果最顯著的扶貧產業便是農業?進入扶貧攻堅關鍵階段后,從本質上探究農業減貧的效果?趨勢及規律,探尋政策減貧過程中農業發展的中介作用,不僅有助于總結現階段減貧政策實施的不足,更是明確下一階段扶貧工作著力點,最終順利實現全面脫貧目標的必然需求?因此,本研究圍繞公共政策促進農業發展,農業發展帶來減貧效應這一邏輯脈絡,分別構建了描述公共政策?農業發展和減貧效應3個指標體系,建立狀態空間模型,動態分析公共政策對農業發展和減貧的影響強度及其動態演變趨勢,同時借鑒綜合中介效應檢驗程序,對農業發展在政策減貧過程中的中介效應進行驗證,得出農業發展對于歷年減貧的中介效應占比,從而找出政策減貧的演化規律和農業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為2020年全面脫貧和全面小康目標的順利進行提供一些有益借鑒?

　　1 研究方法

　　1.1 指標體系構建

　　本文所研究的對象包括3個獨立的系統:公共政策?農業發展與減貧效應?要正確?客觀的描述一個系統的發展水平,必須科學合理地選擇指標體系?遵循科學性?全面性?主成分性?可獲得性和可操作性原則,首先基于相關文獻的指標體系設計及測度分析,選取其中使用頻度較高的指標;然后向學術界及相關職能部門的專家征求意見,進一步對指標體系進行修改和完善?最終確定了由23個二級指標構建的包含3個層次的“公共政策-農業發展-減貧效應”指標體系?

　　公共政策系統包含11個二級指標,主要從資金支持?基礎設施和社會福利3個方面進行?資金支持水平指標選取公共財政支出?第一產業固定資產投資?農村個人固定資產投資?農村集體單位固定資產投資?三農支出和支持農業生產支出6個二級指標;基礎設施水平選取衛生院床位數?每村每千人口衛生技術人員數?村道里程3個二級指標;社會福利水平選取農村社會救濟費和農村養老服務機構年末收養人數2個二級指標?

　　農業發展系統評價指標也從3個方面來確定,分別為產出水平(第一產業總產值?糧食產量?農民家庭經營收入3個二級指標)?投入水平(農作物總播種面積?勞均支出?第一產業就業人數3個二級指標)?現代化水平(機電排灌面積?農用機械總動力,節水排灌面積以及農村用電量4 個二級指標)?

　　減貧效應系統包括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分別用農村居民純收入與恩格爾系數來描述?值得一提的是,反映貧困狀況的通用指標一般選用貧困指數?貧困人口收入和恩格爾系數,但由于2010年貧困標準線的變更,導致貧困指數序列中斷,前后數據無可比性?參考已有研究[13-14],綜合選用農村居民純收入與恩格爾系數來考量減貧效應(表1)?

　　表1 各系統指標體系及基本信息

　　1.2 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全國2000-2015年時間序列數據,均來源于相關年份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發展年鑒》和《中國農村住戶調查統計年鑒》?少量年份缺失數據,則通過年均增長率計算得到?

　　1.3 數據處理

　　在建立模型之前,首先要對原始數據進行處理,以便得到公共政策?農業發展以及減貧效應各自的綜合評價值?

　　權重賦值的方法主要包括主觀賦值法和客觀賦值法,前者主要包括德爾菲法和層次分析法,后者主要有離差最大化法?熵值法?變異系數法等?本文所求權重采取的方法為變異系數法?

　　1.4 計量模型

　　本文采用狀態空間模型來研究農業發展狀態空間模型是一種典型的動態時域方法,它將不可觀測的狀態變量并入到可觀測模型進行聯合估計,既能夠捕捉到不同時期系統內部變量關系的動態特征,也能夠很好地克服變量之間由于結構變動所帶來的不能估計或者估計偏誤的問題?從而克服了最小二乘法只能觀測狀態變量的平均效應,不能觀測狀態變量的動態效應和變化過程的缺陷,達到分析和觀測系統真實狀態的目的[15]?狀態空間模型包括狀態方程和觀測方程?狀態方程反映的是在輸入變量作用下某一時刻動態系統的狀態,觀測方程描述的是變量與系統狀態之間的內在關系?

　　本文建立3個觀測方程來分析農業發展對政策扶貧的中介效應:1)被解釋變量減貧效應(y)對解釋變量公共政策(x)和中介變量農業發展(m)的觀測方程;2)被解釋變量減貧效應(y)對解釋變量公共政策(x)的觀測方程;3)中介變量農業發展(m)對解釋變量公共政策(x)的觀測方程?

　　1.5 中介效應檢驗方法

　　中介效應的概念源于心理學,用于衡量獨立變量通過中介變量間接作用于非獨立變量的影響程度,隨著其檢驗方法的逐漸成熟,便被廣泛運用于其它領域中來?中介效應的檢驗方法有很多,本文借鑒溫忠麟等[16-17]提出的綜合性的中介效應檢驗程序,這一檢驗結合多種前人研究的檢驗方法,能夠在保證較高統計功效的前提下控制檢驗的第一類錯誤率(奇真錯誤率)和第二類錯誤率(存偽錯誤率)?具體檢驗程序見圖1?

　　首先是對sv3進行顯著性檢驗,若其對應的t統計值都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則進入下一步,依次檢驗sv2和sv4的顯著性?此時將可能出現的結果分為兩種情況:1)若sv2和sv4的t統計值都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則進一步對這兩年的sv1進行檢驗,若檢驗結果顯著,則表明中介效應顯著,若檢驗結果不顯著,則表明農業發展在政策扶貧過程中表現為完全中介效應?2)若sv2和sv4的t統計值至少有一個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不顯著,則要進行Sobel檢驗。

　　圖1 綜合中介效應檢驗程序

　　2 結果與分析

　　在進行模型估計之前,為了確定各時序變量的穩定性,需要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采用ADF單位根檢驗法來檢驗數據的平穩性?結果見表2,可以看出,各變量屬于一階單整序列,可能存在協整關系,需進一步做協整檢驗?同時采用最大特征值檢驗和協整秩跡檢驗對各組變量分別進行協整檢驗(表3),包含時間序列趨勢項和常數項的最大特征值和協整秩跡檢驗的結果均可以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協整秩為0”的原假設,但不能拒絕“協整秩為1”的原假設,表明公共政策?農業發展?減貧效應三者間存在一個長期均衡關系?

　　2.1 公共政策與農業發展對貧困減緩的影響

　　利用Eviews9.0軟件通過遞歸迭代對模型進行估計,并對3個模型的殘差進行了單位根檢驗,結果均顯示為平穩,說明模型的設定是正確的,各變量估計結果見表4?從表中可以看出,4個狀態變量的P值都小于0.05,表明4個狀態變量都是顯著?為更直觀體現4個狀態變量在時間上的動態變化軌跡,根據歷年估計值繪制成曲線圖?

　　公共政策與農業發展對農村貧困減緩的作用大抵呈此消彼長的趨勢?即公共政策對于貧困減緩的直接作用(sv1)基本呈減弱趨勢,而農業發展對于農村貧困減緩的作用(sv2)則逐年增強(圖2)?具體而言,進入新世紀以來到2003年之前,公共政策對減貧的直接效應(sv1)明顯下降,從2002年的最高9.49下降至2003年的0.61,與此對應的是農業發展的減貧效應(sv2)迅速上升,從2002年的負效應-4.69上升到2003年的0.37?之后,農業發展的減貧效應保持穩定上升直到2011年最高的0.57,公共政策的直接減貧效應也在該年下降到0.30?這是因為在新世紀之前,國家扶貧事業面臨的是量的問題,扶貧的目標也僅是解決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于是更多的采用救濟式的扶貧政策,旨在快速降低貧困人口的數量?

　　這時期公共政策減貧的具體方式便是直接向貧困戶發放慰問金?救濟物,很少有通過培育當地自身發展能力通過產業來帶動脫貧的,這一階段的農業發展很少與減貧結合起來,因此農業幾乎沒有產生減貧效應?進入新世紀之后,國家扶貧重心發生轉變,開始注重內生能力培育以及產業扶貧,減貧目標也由單一的解決溫飽問題向注重經濟?社會?文化的全面發展轉變,農村基礎設施?產業成長環境日益改善,經濟增長對于農村減貧的涓滴效應開始發揮作用,農民自身發展能力逐步提高,能夠通過自己的勞動投身到農業發展中脫貧致富,而不是單純依賴政府救濟金?2011年底開始,尤其是《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發布以后,我國扶貧攻堅倡議發展了重大轉變,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倡議的實施?隨之而來的“五個一批?六個精準”等一系列新時期精準扶貧倡議和政策體系的不斷完善,政府在扶貧攻堅方面的重視程度和投入力度堪稱史無前例?這些新舉措的推出使得我國扶貧方式再次發生改變,公共政策與農業發展的減貧效應也相應地發生轉變,公共政策的直接減貧效應進一步強化?

　　從sv1?sv2的動態趨勢圖可以看出,公共政策的直接減貧效應從2011年的0.30上升至2015年的0.67,農業發展的減貧效應則下降到0.31?這說明,進入新的扶貧攻堅階段之后,我國的減貧事業已經發展到較為成熟的階段,專項扶貧?行業扶貧和社會扶貧“三位一體”的國家扶貧倡議體系已經形成,各種扶貧模式相互支撐?互相呼應,共同推動我國貧困地區減貧事業的快速發展,可供選擇的減貧方式和途徑更加豐富,農業產業扶貧僅是眾多扶貧方式中的一種可行途徑,其在減貧方案中的備選權重以及實際的減貧貢獻率自然會相應降低?

　　圖2 狀態變量的動態變化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