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重點、難點在產業振興。沒有產業振興這個基礎，鄉村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都將困難重重。從沿海相對發達農村到西部農村，各個地方創造了值得理論界、實際工作者關注的一個做法：黨在農村中的黨組織建設與產業發展相統一。

　　《經濟社會史評論》成為正式期刊后，仍將以世界史學術研究為主，側重對歐洲的研究，反映我國學者對歐洲文明的認知，關注社會轉型時期的中國與世界，提倡經濟社會史的研究視角。

　　一、各個主要地區農村中的黨組織建設與產業發展相統一的做法與效果

　　江蘇余干縣有農業龍頭企業32家，各類基地78個。怎樣發揮黨組織在農村產業發展中的引領作用?余干縣在農村產業上成立了102個黨支部，386個黨小組，有力地發揮了黨在農村基層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

　　浙江省寧海縣黃壇鎮決定發展香榧果產業。可是，香榧果產業需要在6個村連片發展，才能有市場規模效益。于是，在寧海縣黃壇鎮黨委領導下，6個村建起了香榧果產業黨建聯盟。在產業黨建聯盟的領導下，小小香榧果很快成了群眾的致富產業，收入最多的農戶年收入可達10萬元。寧海縣還在民宿、旅游等產業上建立了黨組織，糾正了各種欺詐、壓低價格等不正當競爭行為，制定了準入、運營、考評、退出機制，促進了鄉村民宿、旅游等產業的發展。

　　安徽省合肥市大圩鎮將”紅色黨建與綠色發展”相統一，使農村黨員在鄉村產業發展中的參與度提高到70%，在產業的生產、營銷各個主要環節，“黨員能人”都起著先鋒模范作用。大圩鎮都市農業產業聯合會黨總支書記李孝東表示，下一步，農村黨建“聚合”工程要向縱深推進，培養造就“懂技術、善經營、會管理”的新型職業農民和產業領頭人，加快大圩“二次創業”的進程，助推鄉村振興。

　　二、理論界對農村中的黨組織建設與產業發展相統一的研究狀況

　　2019年1月14日，中央組織部負責人就修訂頒布《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答記者問時指出，有少數地方和單位對堅持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地位、發揮領導作用，認識上存在偏差，實踐中沒有完全落地，導致有的農村基層黨組織弱化、虛化、邊緣化。農村中的黨組織建設與產業發展相統一的探索，是符合中央組織部要求的。[1]

　　2018年12月5日，舒雋在《中國社會科學報》撰文中提出，要樹立“大黨建”的思維。所謂“大黨建”，是將抓黨建這個最大政績，與抓脫貧、助力鄉村振興這個最大任務緊緊結合在一起。[2]顯然，農村中的黨組織建設與產業發展相統一的探索，也是符合“大黨建”思維。

　　如何認識、評價農村中的黨組織建設與產業發展相統一?從上述資料中可以看出，目前占主導地位的僅局限于從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建設視野。農村產業發展是一個經濟學問題，我們認為，如果缺乏從經濟學視角對農村中的黨組織建設與產業發展形成相統一的認識，從學術上講是不完整的。從實踐上看，也不利于對“農村中的黨組織建設與產業發展相統一”的探索。我們嘗試從經濟學基本理論、廣義發展經濟學角度，對農村中的黨組織建設與產業發展相統一進行探索，并提出以下兩個觀點。

　　三、對經濟學基本理論發展的促進作用分析

　　經濟理論既可以從微觀、宏觀去劃分，又可以從經濟學基本理論和部門經濟學去劃分。我們認為，農村中的黨組織建設與產業發展相統一的探索，對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有三個方面的促進作用。

　　第一，經濟與政治的關系。亞當·斯密是西方經濟學的創始人，其所創立的經濟學理論在相當長一個時期被叫做“政治經濟學”。從這個名稱就可以看出，經濟與政治是不能分割的。《國富論》的完整主張是：要發展企業內部的分工與專業化，外部要搞市場自由競爭，還要國家實行“鼓勵自由競爭的政策”，國民財富才能不斷增長。[3]馬歇爾著的《經濟學》是西方經濟學的分界線，馬歇爾以后，經濟學名稱就由“政治經濟學”改為“經濟學”，即“邊際效率遞減”。“經濟學”似乎要告訴人們，只要牢記各曲線、模型，企業就能夠賺錢，經濟也自然發展。固然凱恩斯后來提出了“宏觀調控”理論，似乎拉近了政治與經濟的關系，但是，“好了瘡疤忘了痛”，用這句話來比喻資本主義經濟一點也不為過。不久，凱恩斯的宏觀調控主張，就受到哈耶克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蒙代爾為代表的供給學派的否定。哈耶克用激烈言辭否定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權利，認為那樣會助長專制的“威權主義”;[4]蒙代爾主張用貨幣供給來解決經濟中的不平衡問題，而不是像凱恩斯那樣主張用調節總供給與總需求來解決經濟不平衡問題。哈耶克與蒙代爾都是經濟學理論的重量級人物，他們的影響力可想而知。社會主義經濟就是堅持經濟發展與政治正確發揮作用相統一，政治優勢與發展動力結合可以“辦大事”。中國共產黨執政70多年所創造的發展成就，證明了我們不僅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傳統，也弘揚了亞當·斯密的政治經濟學的精華。農村中的黨組織建設與產業發展相統一的探索，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又一次實踐。

　　第二，經濟組織是單一性還是復合性?現通行的經濟學教材比較明確地講經濟組織只是強調企業的作用;宏觀經濟學講政府，強調的是政府按“逆周期”調節經濟的政策，不是強調整個政府組織的作用。但是，根據恩格斯關于社會發展是“合力”的觀點，只強調企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其片面性是顯而易見的。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取得了巨大成績的事實，證明了恩格斯關于社會發展是“合力”的觀點，否定了只強調企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的片面性觀點。有一個簡單且普遍的事實是，中國不少落后地區發展的起步階段，這里原來沒有企業，至多存在零星的小商店之類。按照西方經濟學的觀點，這里發展不知是猴年馬月了。中國的做法是：沒有像樣的企業，這里有政府，政府在中國落后地區的發展中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承擔了“發展的第一責任人”的角色。這看似違背經濟學理論，可實際效果很好。當然，在經濟發展起來以后，政府就要通過改革轉變成服務型政府。鄉村振興中，我們又繼續運用恩格斯關于社會發展是“合力”的觀點，舉全黨、全社會之力扶貧攻堅;在黨支部的領導下，在上級頂層設計的規劃下，在社會力量的支持下搞鄉村振興等等。農村中的黨組織建設與產業發展相統一，是貫徹恩格斯關于社會發展是“合力”的若干舉措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