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城市群是推動新型城鎮化發展的主體形態。近年來，京津冀城市群城鎮化進程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等深層次問題較為突出，處于由“規模”擴大向“質量”提升轉型的關鍵時期。文章通過構建城市群城鎮化質量測度模型，運用突變級數法對京津冀城市群城鎮化質量進行評價與分析。結果顯示，研究區間內，京津冀城市群城鎮化質量經歷了較為顯著的“S”型周期性變化趨勢;京津冀城市群社會發展質量持續改善，但是經濟發展質量指數、社會發展質量指數呈現較大幅度起伏，三者不平衡、不協調特征顯著。

　　關鍵詞：城鎮化質量;城鎮化測度;京津冀城市群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each province from 2009 to 2018, this paper first evaluates the residents' health and the amount of invested resources in health-care system by using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and then adopts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to measure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of residents' health level and the health resource input. Finally, the paper employs Barro's o convergence and absolute B convergence to study the astringency of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he two. The results go as follows: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residents' health and the medical and health resources is on the rise. The whole nation was in a stage of weak coordination in 2018. The value of coordination degree has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 and i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 exists o convergence in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values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with no o convergence in the western regions. However, there exists absolute B convergence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Key words: residents' health: health resources; coordination degree; convergence

　　0 引言

　　京津冀城市群是我國重點打造的三大世界級城市群之一。由于在城鎮化規模快速提高的同時，區域城鎮化質量并未同步改善，產生了一系列的經濟、社會、生態問題，因此全面提升區域城鎮化質量十分迫切。學界圍繞城市群城鎮化質量的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在城市群發展模式方面，Friedman(1966)[1]提出了核心-邊緣理論;Zhou(1988)[2]提出了都市連綿區模型;陸大道(1987)[3]提出了點-軸系統理論。在城市群功能結構方面，Szafranek(2016)[4]研究了城市群核心城市輻射帶動效應;Makhrova等(2013)[5]剖析了城市群復雜多層級城市空間結構特征及

　　邊界拓展機制;方創琳等(2016)[6]構建了特大城市群城鎮化與生態環境交互耦合效應解析框架。在城市群城鎮化質量方面，Zhou(2015)[7]建立了基于城市群結構和功能關系的城鎮化質量評價模型;姚士謀等(2015)[8]論證了大城市群新型城鎮化建設的一般路徑;崔木花(2015)[9]

　　構建了城市群城鎮化子系統和生態環境子系統關系模型;邵俊

　　(2015)0從“基礎實力”和“協同度”維度構建了城市群城鎮化質量評估模型。

　　本文的研究貢獻如下：構建了包括經濟、社會以及生態發展質量3大維度的城市群城鎮化質量理論框架模型，具有典型的多維度、多層級特征。同時，考慮城市群結構與功能特征的系統性、完整性，既對城市群城鎮化質量進行整體把握，又從局部某一特定視角對其微觀層面的問題進行理解與認知，為制定提升城市群城鎮化質量宏觀政策及其微觀化實踐提供支持。

　　1指標體系構建

　　實踐證明，城市群城鎮化質量問題突出表現在區域經濟、社會、環境、交通、人口等方面，且相關問題的解決應突破行政單元限制，密切城市之間的相互關聯，因而具有較高程度的復雜性，本文據此構建城市群城鎮化質量理論框架模型(見圖1)。也就是說，要實現城市群城鎮化質量的不斷提升，需要統攬全局、綜合運籌。如果低估了系統整體的復雜性，單純在某一個或幾個方面“單兵突進”，就可能事與愿違，無法形成城市群城鎮化質量系統整體優化的合力，甚至對原有系統造成破壞，引發更為嚴重的不良后果。因此，城市群城鎮化質量測度指標體系的構建既要依據研究對象的需要，又要結合已有相關文獻的研究成果，以保證測度指標的全面性和準確性。

　　本文采用基于目標導向的測度指標識別方法。該方法的運用是一個以研究對象的戰略目標為導向，將戰略目標分解成多個可量化的具體指標，再將具體指標轉化為可辨識目標的過程"。該方法不僅可以較好地描述城市群城鎮化質量影響因素間的關系，而且能夠較好地保證城市群城鎮化質量影響因素識別過程的系統性及有序性。同時，還可以依據逐層分解的目標實現迅速辨識，并完成自檢驗，能保證與評價活動或對象的一致性。本文以城市群城鎮化質量理論框架模型為基礎，結合當前京津冀城市群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和未來發展趨勢，兼顧相關測度指標的可獲得性，從經濟發展質量、社會發展質量、生態發展質量3大維度，構建京津冀城市群城鎮化質量測度指標體系，具體如表1所示。

　　2測度方法

　　突變級數法是突變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法國數學家勒內·托姆在《結構穩定性和形態發生學》一書中提出。該方法可以被用來認識和預測復雜的系統行為，對于復雜系統行為的評價效果較好，能夠較好地揭示研究對象的內在規律，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在城市群發展進程中，一些微小的原因通過長時期漸變可產生"慢性沉積效應”，當達到閾值時沉積效應就會使城市群城鎮化質量產生突變。目前，京津冀城市群發展進程正處于由

　　“量”的改變向更加注重“質”的提升轉型的關鍵時期，運用突變級數法對京津冀城市群城鎮化質量進行測度，可以較好地揭示其存在的問題，符合當前提升區域發展質量的需要。應用突變級數法測度京津冀城市群城鎮化質量的基本步驟如下：

　　(1)突變系統的確定

　　根據突變理論，運用位勢函數對動態的系統進行描述，其中的變量類型包括狀態變量和控制變量兩種類型。突變級數的突變系統涵蓋了7種主要類型，其中比較常見的有折疊型、尖點型、燕尾型、蝴蝶型等4種。這些常見突變系統基本類型的狀態變量、控制變量、位勢函數以及歸一公式，如表2所示。

　　(2)原始數據的標準化

　　利用式(1)和式(2)對所收集的數據進行標準化，以盡可能消除量綱等的差別。

　　(3)測度指標權重確定及突變模型的構建

　　(4)突變級數值的測算

　　在完成了測度指標數據的標準化處理后，需要依據與相應的突變系統種類對應的位勢函數類型，確定對應的歸一公式類型進行突變級數值的計算。具體計算狀態變量x 的取值時，可以視情況采用“大中取小”或取平均值的方法，所得計算結果取值區間為[0，1]。具體而言，如果突變系統中的控制變量互補關系較為顯著，則可以使用均值替代法;反之，如果突變系統的控制變量間互補關系并不是十分顯著，則可以運用“大中取小”替代法進行計算。在解決復雜系統條件決策問題時，一般對模型中的上層指標采用“大中取小”替代法確定狀態變量計算方式;而對處于突變模型中的底層指標則采用均值替代法確定狀態變量計算方法。對測算之后的突變值進行比較時則應采用“小中取大”原則，即對評價對象的突變值進行優劣排序。

　　3測度結果分析

　　按照上述原理及基本步驟，調取《中國統計年鑒X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北京統計年鑒X天津統計年鑒》河北經濟年鑒》以及部分地區相關年度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等數據，個別缺失數據采用插值法、趨勢外推法等方法處理。據此測得京津冀城市群城鎮化質量突變隸屬函數值、經濟發展質量突變值、社會發展質量突變值、生態發展質量突變值，即可得到相應京津冀城市群城鎮化質量指數、經濟發展質量指數、社會發展質量指數以及生態發展質量指數，如圖3所示。

　　圖3的結果表明：2007-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城鎮化質量整體經歷了較為顯著的"s"型周期性變化趨勢。其中，2007-2010年為第一次上升期，相應指數由0.6089增加到0.8470;2011-2014年為第二次上升期，相應指數由0.6973增加到0.8619;2016-2018年為第三次上升期，相應指數由0.7873增加到0.8768京津冀城市群城鎮化質量指數在研究區間經歷了顯著的“S"型周期性變化，其中出現兩次低谷，但原因卻各有不同。其中，第一次谷底為2011年的0.6973，究其原因，這一時期正處于煤炭等資源型產業規模持續擴大的后期，雖然經濟發展速度實現較快提升，但是區域經濟體系內部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因素加劇累積，不但使經濟發展質量指數沒有實現持續提升，而且對生態環境同樣造成了更大的沖擊，大氣、水等生態承載力超負荷矛盾十分突出，資源環境約束持續加強，出現了經濟發展質量和生態發展質量問題。第二次谷底為2016年的0.7873。這一時期隨著經濟轉型的推進，生態發展質量和社會發展質量實現“雙提升”，但是受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疊加"因素的影響，經濟發展質量指數出現了顯著的下降。京津冀城市群內部經濟差異、財政收入差異及居民收入水平差異過大等因素，也是導致經濟發展質量指數下降的重要原因。與此同時，以往由于確保首都、服務京津的不平衡區域定位，使得核心城市的輻射效應低于虹吸效應，使一些地級市、縣域單元等錯失了很多發展機遇，部分城市人均經濟指標比全國平均水平還要低。加之目前尚未形成規范的跨區投資稅收分配制度，北京作為很多公司總部機構所在地能夠享受到更多的稅收利益，而生產基地所在的城市卻在稅收利益分配上與總部所在地相差懸殊，加劇了京津冀城市群內部經濟發展差距拉大的局面。

　　研究區間內京津冀城市群社會發展質量持續改善，但是經濟發展質量指數、社會發展質量指數呈現較大幅度起伏，三者不平衡、不協調特征顯著。具體而言，社會發展質量指數由期初的0.4642增加到期末的0.9840，說明雖然區域社會發展質量起點較低，但區域基礎設施一體化和基本公共服務一體化水平不斷提高，社會發展質量呈現持續改善的狀態;經濟和生態發展質量指數經歷了顯著的波動式演進。其中，由于煤炭、鋼鐵、石油等資源型產業在京津冀城市群區域經濟結構中比重偏高，造成區域產業結構“偏重"以及區域產業結構轉型中接續產業發展不充分等問題，對生態環境保護的沖擊較為明顯。測度結果顯示，生態發展質量指數在2011年僅為0.5623，是整個研究區間的低谷。同時，隨著京津冀協同發展等重大戰略的實施和新舊發展動能轉換等積極因素的持續推動，盡管經濟發展質量指數出現起伏，生態發展質量指數在2011年以后呈現持續改善的態勢。總體而言，京津冀城市群城鎮化質量提升過程中，面臨著城鎮結構體系發展失衡、城鄉發展差距過大、生態環境保護形勢嚴峻等突出問題，具有顯著的系統復雜性特征。因此，提升京津冀城市群城鎮化質量需要從整體統籌規劃，不應在某一個或幾個特定領域集中發力，而要立足于整體，形成系統優化的合力，推動區域城鎮化質量的持續提升。

　　4結束語

　　城市群城鎮化質量內涵十分豐富，是一個涉及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生態發展多個子系統的復雜系統。我國城市群城鎮化已經進入到以提升質量為主的新階段，京津冀城市群在規模擴大的同時，區域城鎮化發展質量必須同步改善。一方面，著力強化核心城市與其他城市的互動發展。通過強化核心城市對其他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補足中小城市發展滯后的“短板”，提高區域經濟一體化水平，推動各層級城市協調發展。針對京津冀城市群縣域單元數量多、經濟發展水平低、經濟基礎普遍較薄弱的實際，可通過產業鏈分工加強縣城等中小城市與大城市的經濟聯系，激活縣域經濟發展動力。另一方面，要做好雄安新區的規劃建設，進一步優化京津冀城市群發展格局。雄安新區要充分利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戰略機遇，逐步夯實區域經濟發展基礎。同時，還要積極增強自我發展的內生動力，實現由外部“輸血”推動發展向自我“造血”自主發展的格局轉變，逐步建立起技術含量高、輻射能力強的創新型、高端化現代產業體系，進一步夯實區域城鎮化質量提升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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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稱： 京津冀城市群城鎮化質量的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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