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歷史論文探討中世紀史學向人文主義史學的轉變，人文主義史學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近代科學技術的進步而逐漸形成的。它的最大的特征是強調人性，致力于對人性的解放。然而又由于其過分強調人性，便造成了個人私欲的膨脹，使社會中的道德力量一度萎縮。這也是人文主義史學的一大弊端，需要在以后的史學發展中去完善去彌補。但總的來說，人文主義史學相對于中世紀史學卻是一個極大的飛躍。它在內容上使人性超越神性，同時在對待史料的態度、史學的編撰和史學的功用上都有所突破。總之，人文主義史學為西方史學走向近代化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歷史研究》創刊于1954年，是新中國成立后出版最早的一本綜合性史學期刊。它一直是全國歷史類期刊中居首位的核心期刊，1995年獲全國社會科學優秀期刊提名獎，1996年被評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期刊”，主要發表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世界史、史學理論、史學史、各種專業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還刊登史學研究動態、讀史札記和史學著作評論等。

　　中世紀史學按照張廣智教授的著作《西方史學史》上面的界定，是指從公元5世紀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到14世紀文藝復興時代的漫長時間跨度中的史學。[1]公元二世紀羅馬帝國發展到最高峰，然而隨后便沒落了下去，不斷上演腐朽衰亡的危機，這樣羅馬帝國原信奉的諸神便不再具有顯赫的地位。基督教也便趁虛而入，通過基督教信徒的不斷努力，基督教最終為羅馬帝國所接受，并被定位國教。當羅馬帝國走向衰亡時，為了避免基督教因此而受牽連，被尊為四大拉丁教父之一的奧古斯丁編著了神學名著《上帝之城》來為基督教進行辯護。奧古斯丁用“預定論”來解釋歷史上已經發生或即將發生的事。他認為，自人類始祖背叛上帝以來，就出現了相互對立的兩座城池：一座是上帝之城，一座是世俗之城。上帝之城注定與上帝永世存在，世俗之城注定與魔鬼同苦。奧古斯丁以純神學的方式解釋了羅馬城的衰落是羅馬人自身的罪孽造成的，還駁斥了異教徒的指責和種種不符合基督教原理的“異端學說”，從而為更多的人信仰基督教并為基督教在西方世界中的統治地位奠定了基礎。從此，便開始了美化上帝，為基督教尋找合理性的中世紀史學。

　　由此，可以得出中世紀史學的第一個特點：為了神而存在。許多中世紀史學著作的最大目的就是要從史學上考證神的存在是合理的。這些著作也普遍出于自己對基督教的堅定信仰而認為人的存在是上帝的恩賜。這方面表現的最為有影響力的就是4世紀的奧古斯丁。奧古斯丁是基督教早期神學、哲學和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為了美化上帝，寫出了兩部影響巨大的著作：《上帝之城》和《懺悔錄》。上帝之城的思想上面已經談過，也就是奧古斯丁認為世間存在兩種國度，一種是上帝之城，一種是世俗之城。“前者是光明和善良的象征;后者是黑暗和邪惡的象征。”[2]基于此，上帝之城具有懲罰和教導世俗之城的責任和權力。同時宣稱教會是上帝創立的，是上帝在人間的代表，因此，教會也有拯救人類的義務。奧古斯丁的這種論說不僅為西羅馬的滅亡找到了合理的理由，同時還為人們歸順基督教創造了理論依據。

　　中世紀史學第二個特點就是歷史著作采用了編年體的敘述方式。神學史家普遍認為神是萬能的，神不僅橫向的創造了萬事萬物，也縱向的創造了時間上的世界。由于此，神學史家便從整體上考察人類的歷史，而不是將歷史進行割裂，以顯示人的微不足道的作用。朱利亞·阿菲利加那是早期教會史學的一位史家，他在著作《編年史》中論證的歷史從他考證的亞當時期開始，一直到厄拉加巴拉斯皇帝在位的第四年，即221年。“在這個時間框架中，阿菲利加那依照年代的順序記載了近東、希臘和羅馬的人、事、史與神話。用線性時間框架給每一件人每一件事找到了合理的空間位置。”[1]隨后的尤西比烏斯在其《編年史教會史》中對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從神的角度從通史的題材上進行了考察。總的來說，這一時期出現了大量的通史類著作，從通史的角度來闡述歷史成為史學的一種趨勢。

　　教會史學在經歷了較長時期的繁榮之后，隨著近代文明的到來便開始走向了衰弱，代之而起的是注重人文精神的“人文主義史學”。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和成長以及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發展終于打破了教會史學的神秘外衣。新的人文主義史學無論在內容、目的和編撰方法上都實現了突破式發展，這主要表現在：

　　首先，史學的目的重新回歸到古典時期。古典時期的史學雖然緊隨在神話史學之后，還帶有很濃厚的神明因素，“然而，公元前6世紀，希臘人的思維方式逐漸從神話方式轉向了理性方式。開始從人的角度看待神話。哲學家色諾芬尼就應經認為神明是人創造的。”甚至認為，“如果牛和獅子也有手，也能夠像人類那樣進行繪畫和創造的話，他們也將會將神明描繪成他們的樣子。”[3]人文主義史學家打破了中世紀史學的神學觀，認為歷史的功用在于了解過去，把握現在，透視未來。他們并不認為上帝是萬物的主宰，相反，他們認為每一件事情都是人性的結果，是內在人性的外在表現形式。這一點尤以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表現的最為突出。

　　其次，人性是人文主義史學的核心。不同于教會史學的神性至上，人文主義史家們認為人性是最基本和實質性的東西。他們認為一切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若層層分析，最后的聚焦點總是人性。人性還表現為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被認為人文主義之父的彼特拉克就認為人在世俗社會中有追求幸福的個人生活和理想愛情的權力。馬基雅維利認為人性本惡，認為若放縱人性的發展將會導致社會的沖突動蕩和不安。因此為了建立一個強盛的國家，君主們必須分析和利用人性。[3]這一思想在客觀上也承認了人性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