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經濟發展中，生產要素的再配置是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重要構成和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本文對錢納里和賽爾奎因產業結構理論去工業化階段分析的不足進行補充，測算了20世紀70年代以后9個樣本國家經濟增長中勞動力和資本的再配置效應，在此基礎上得出了完整的工業化和去工業化進程的要素再配置結構效應模型。研究發現：(1)在工業化階段，再配置效應的變化趨勢與錢納里和賽爾奎因所構建的變化模式一致，隨著工業化的深入出現了再配置效應逐漸上升的情況，并且勞動力再配置效應遠高于資本的再配置效應。(2)在去工業化階段，要素再配置效應出現了逐漸下降的趨勢，但再配置效應依然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在這一階段中，資本的再配置效應超越勞動力再配置效應成為了再配置效應的主體。(3)現代發達服務經濟體中，產業結構基本穩定，要素再配置效應的來源主要是資本和勞動增量結構的變化，此時資本的結構變化更有效率。

　　關鍵詞：結構效應;要素再配置;資本再配置效應;勞動力再配置效應;全要素生產率

　　作者：蔣程虹

　　一、引言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常態，經濟增速開始逐漸放緩，不僅對收入、就業等方面有所影響，以往存在的經濟結構非均衡問題更加凸顯。對于我國而言，增速的下滑不僅包含了要素投入的下滑，背后更是有著結構性的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首次提出了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目的就是為了進一步提升資源要素的使用效率，提高經濟效率。特別是近年來，學術界普遍認為中國經濟“人口紅利”正在消失，這一消失很難逆轉。面對要素投入的不足，《決定》的提出就是要優化現有的要素配置體系，發揮要素的再配置效應，挖掘經濟的增長潛力。

　　在現實經濟中，產業與產業間的生產效率存在差異，在不增加投入的情況下，通過對資源的再配置也能提高產出。所以，改善資源的配置也可以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之一。這一觀點在我國經濟發展的實踐中得到了證明。改革開放后，我國通過制度改革逐漸建立起了市場經濟制度，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進入制造業和服務業，勞動力的再配置極大促進了國內經濟的發展。

　　在對經濟增長中資源再配置的研究中，錢納里和賽爾奎因[1]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和系統性，得出了隨著工業化深入，結構效應也隨著總體經濟增長加速而加速的結論。但是由于其研究的時間段處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之前，其結構理論研究并不包含去工業化階段的結構效應，這是其理論的不足之處。

　　所以，本文在錢納里和賽爾奎因的研究基礎上，對英國、美國、德國、法國、意大利、日本、韓國、印度和中國9個樣本國家20世紀70年代之后的資本和勞動力配置的結構效應進行了測算，對錢納里和賽爾奎因研究中的不足進行補充，以此為我國調整產業結構提供經驗。

　　二、文獻評述

　　對產業結構變化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紀的威廉·配第的產業結構理論，在經過了兩百年的沉寂后，20世紀50年代之后克拉克的研究重新將結構變化納入經濟增長的研究中。特別是Clark[2]將三次產業分類的概念引進產業結構的研究中，之后大量的學者都以三次產業分類進行了產業結構變化的研究。在近代結構主義中，以錢納里[1]和庫茲涅茨[3]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們認為現實經濟是非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的，如果資本和勞動由生產率低的部門流向生產率高的部門，那么即使在不增加投入的情況下也增加了產出。

　　錢納里和賽爾奎因[1]在經濟增長的研究中使用了結構變化和要素重置等概念，這些都成為了現代要素再配置結構效應研究的基礎。此外，他們還構建了工業化進程中結構變化的一般形式，結構效應隨著工業化的深入也經歷了先增長后下降的變化趨勢，但是其研究階段僅限于二戰后和70年代之間，沒有包含去工業化和后工業化階段結構效應的研究。庫茲涅茨[3]指出產業結構變遷是經濟增長的特點，是經濟增長速度和方向的體現。在他的研究中，他指出了決定產業結構變遷的決定性因素，那就是技術革新、國內收入需求彈性和基于國際貿易比較優勢轉移的選擇機制。所以，從結構主義的角度來看，結構變化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Peneder[4]認為由于技術進步和主導產業的依次更替使得資本和勞動等要素發生由低生產率部門向高生產率部門流動，從而帶動社會生產率的提高。

　　從近年來相關的實證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如Dietrich和Krüger[5]用德國1850-2001年的三次產業數據證實了結構效應的作用。Vries等[6]通過修訂的偏離份額法對亞洲、拉美和部分非洲國家結構效應對勞動生產率增長的影響做了研究，指出結構變化對所有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提升都有顯著的影響，其中靜態結構效應的影響都為正，且較為顯著，動態結構效應則大多為負數。 Singh[7]在對韓國的研究中發現，韓國制造業在20世紀70年代，結構變化所產生的結構效應促進了經濟增長，但是80年代之后情況發生了變化，結構變化反而拖累了生產率的上升。但是，也有研究認為，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并沒有顯著影響。Timmer等[8]探討了結構變化對亞洲四小龍國家1963-1993年間制造業部門勞動和資本的流動對總生產率增長方面的作用。最終結果顯示，用勞動和資本測算的結構效應在增長中的作用并不顯著。

　　在國內學者的研究中，對要素再配置結構效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產業結構變化所帶來的資源再配置結構效應上，研究的樣本主要以中國的國家數據或者省市數據為基礎，大多都得出了要素再配置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的結論，特別是勞動力的流動對中國的經濟增長有較大的影響。[9-13]但是就效應變化的趨勢上，學者們產生了分歧。蔡躍洲和付一夫[9]對我國1978-2014年經濟增長的來源進行了測算，發現經濟增長中有1/3來自技術水平的提升，再配置效應只占了技術進步的1/5，在2005年之后再配置效應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提升，支撐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而劉偉和張輝[10]則認為產業再配置效應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呈現不斷降低的趨勢。李國璋和謝艷麗[11]在偏離-份額法進行測算過之后，使用了塞爾奎因分解式進行分析測算。他們都得出了我國再配置效應正在不斷消退的結論。尹恒和李世剛[12]則使用企業數據測算了工業部門中存在的資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間，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即便釋放配置效率改善空間的一半都能推動每年3.85%的經濟增長。除了支持我國存在再配置結構效應的研究之外，也有部分研究認為，改革開放后我國的要素再配置效應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并不存在。如李小平等[13]使用拓展的偏離份額法分析了我國1998-2004年省際的勞動力轉移和資本流動情況，發現我國的經濟增長中再配置效應并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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