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唐代詩人杜甫具有高度的詩禮文化自覺。他的成都草堂詩，用詩歌來言說自己在成都的居游體驗。成都草堂作為杜甫避亂的隱匿之所，為其提供了求索人倫世界的寶貴瞬間。成都草堂也因此成為后人紀念杜甫的朝圣之地。

　　關鍵詞：杜甫;成都草堂;家園建構;詩禮文化

　　《曹雪芹研究》(季刊)創刊于2011年，為北京曹雪芹學會會刊，是研究、介紹曹雪芹與《紅樓夢》及其相關課題的中文學術期刊。

　　杜甫(712—770)是中國詩學史上承前啟后的重要人物，與唐代詩禮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杜甫，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祖籍襄陽，后遷居河南鞏縣。他一生創作了1500余首詩歌，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征與深切的現實思考，故有“詩史”之稱。杜甫生活在王朝由盛轉衰之期。其時，國運衰頹，民生凋敝，儒學地位搖搖欲墜，禮樂文明走向衰退，亟待重構。

　　從傳統中國倫理精神的角度來看，儒家先賢建構起了以“仁”為基準，以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義婦順、兄友弟恭、朋友有信這“五倫”關系作為一切人倫關系的結構坐標。人倫道德規范的建立，是禮樂文明最重要的元素。飽讀圣賢書的士人階層，都必須依循“禮”的行為規范來進行社會互動。其中，詩作為一種社會文化實踐，是士人階層在社會互動時的主要語言形式。

　　杜氏一族代有聞人，在仕宦、文學等各層面均竭力彰顯。杜甫在《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志》云：“遠自周室，迄于圣代，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1]蘇颋在《大周故京兆男子杜并墓志銘并序》中談到杜氏先祖“世世冠族”，“皆文學俊異，無殞厥德”。[2]杜甫在《進雕賦表》中寫道：“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3]因此，即便如今我們無法窺見杜氏世代相傳的道德準則與處世方法，但家風漸漬的現實使杜氏家族成員世代以儒業作為職業取向，以儒家思想作為行為處世的準則，這一點是肯定的。

　　杜甫的祖父杜審言為初唐詩壇上的“文章四友”之一。杜甫亦以“吾祖詩冠古”[4]而感到自豪。他還向其子灌輸了“詩是吾家事”[5]的教育理念。這種對于家族詩群的有序建構，促使杜甫自覺踐履敦倫睦族理念。正因為自幼受到詩禮文化的熏陶，面對禮崩樂壞的社會現實，杜甫能夠主動承擔起以詩歌來建構“人傳世上情”[6]的重任。杜甫宦途失意。這與他的人生際遇、性情和時空環境有關。在“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7]的顛沛流離的人生旅途中，他發出了“吾道竟何之”[8]的感嘆。他的《春望》“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9]句，道出的正是詩人對離散的親人的強烈思念。“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10]的經歷則使他更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家庭生活。故而有研究者稱杜甫為“家庭詩人”。[11]

　　杜甫自唐肅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冬入蜀，于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夏離開成都。其《去蜀》詩云：“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12]這說明杜甫在成都生活了五年左右的時間。他在成都的居所位處西郭外、浣花溪畔的草堂。據統計，他在草堂時期創作了二百七十一首詩，占整個詩歌創作的百分之二十左右。[13]可以說，寓居成都草堂的這段時間，是杜甫人生中的一段相對安定的時期。他的草堂詩反映的是一部游子回歸家庭、重建家園的生活史。

　　作為傳統儒者，杜甫的草堂詩作寄寓著他對仕途浮沉的感懷與對家庭人倫的理解。《寄題江外草堂》云：

　　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必林泉。遭亂到蜀江，臥疴遣所便。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敢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亭臺隨高下，敞豁當清川。惟有會心侶，數能同釣船。[14]

　　這首詩是他在梓州時寄懷成都草堂而作，記錄了他對草堂這一居停之所進行規劃、營建與享受美好時光的片斷。一、二聯寫自己不愿受到拘束而性喜山水，這也影響到他的嗜酒之癖和建屋選址。三、四聯寫因時逢戰亂而避走蜀地，且因病無力大興土木，只能就近選址營建簡陋茅舍。房屋的面積從最初的1畝地逐漸擴展開來。五、六聯寫草堂始建于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完工于寶應元年(公元762年)，耗時兩年多左右的時間;由于財力所限，故而只能保證房屋堅固，無法追求美觀。末了寫房屋隨地形高下和自然風景而未作修飾，平日生活里的杜甫也只有好友與妻子相伴，以垂釣消遣為樂。

　　可以說，成都草堂凝聚著杜甫治家的理想儀軌與現實調適。傳統中國的家庭是以血緣關系為依據，以家庭為本位的倫理系統。就杜甫而言，長期的戰亂使他在父親、丈夫、兄長這些角色中對義務的履行并不到位，有時甚至是缺失的。例如，他在長安時所作的《一百五日夜對月》中，談到“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15]的無奈。又如他與妻兒長期分居兩地。在《月夜》一詩中，他寫道：“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16]他也時常記掛自己的弟弟和妹妹，在多首詩中都流露出因兵荒馬亂，道路不通而骨肉分離的傷感。《遣興》云：“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沾襟血，梳頭滿面絲。”[17]《送韓十四江東省覲》云：“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18]因此，成都草堂的數年安定生活使杜甫享受到人倫世界中的片刻寧靜與重要家庭成員的團聚時光。

　　從中國人安土重遷的角度來看，杜甫舉家赴蜀落腳的原因并非僅是喜愛成都浣花溪畔的景致。在人倫關系的互動實踐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在日常生活的穩定與社會秩序的和諧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新唐書》云：“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19]可以說，在兵荒馬亂的歲月里，依附于蜀地身居官位的至交好友能夠給漂移不定的杜甫帶來安全感，這不僅僅是精神上的慰藉，更重要的是物質上的幫助。

　　杜甫初入蜀時，暫居于府西七里、浣花亭三里的草堂寺中。《酬高使君相贈》云：“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20]從字面意思來看，這首詩看似寄托了詩人在寺院里居住時的寄人籬下之感。不過，如果我們翻檢史料，就會發現，這座寺院其實“極宏麗”，寺僧“履空居其中，杜員外居處偪近，常恣游焉”。[21]除此之外，杜甫還得到一些故人和附近鄰居的接濟。第二年春天，他在城西的浣花溪畔的一塊贈地上開始營建自己的房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