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是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內容。本文采用我國2000-2016年省區層面制造業數據對制造業的效率和產業集聚效應進行測度，并就二者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研究表明：(1)樣本期內我國制造業發展表現為先集聚、再分散然后再小幅集聚的變動趨勢。其中，東部地區制造業資源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西部地區分散趨勢明顯，同時東部地區開始轉而集聚高技術產業。(2)總體上我國制造業集聚促進了生產率的增長。其中，對資源和勞動密集產業，集聚對產業效率提升的影響效應要大于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產業高度集聚對制造業效率提升的影響效應并不明顯，而產業中低度集聚對制造業純技術效率的影響要大于規模效率的影響。
關鍵詞：制造業;產業集聚;制造業效率
作者：徐斯旸
一、引言
制造業集聚代表不同發展時期制造業變化的主要發展特征，體現特定技術時期內生產要素比較優勢選擇與不斷進行空間匹配的結果，從而對制造業效率的變化產生重要影響[1]。我國制造業發展存在極強的產業集聚差異性，在東西部區域形成的極化邊緣局勢是由各個地方的要素配置、市場消費和政策規制等一系列影響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在一定交通成本條件下，區域比較優勢能夠有效地降低貿易成本，實現規模經濟，產業進一步集中也決定了初期的制造業產業布局。這種在東部地區制造業集聚形成的地方性生產網絡，可以促進工業企業創新能力與區域基礎設施、科技資源的有效鏈接。區域科技基礎設施的供給也能夠通過促進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來優化集聚形式，促進集聚企業之間的生產交易網絡的形成，進而建立較強的差異性、外部性關系。既有文獻大多集中于針對產業集聚與生產率之間關系的研究，而未聚焦到制造業或者僅以制造業中某一類行業作為分析樣本，對于我國制造業效率變化的動態過程仍需深入挖掘。因此，針對中國制造業發展的新形勢，梳理產業集聚與制造業效率協同發展的因果關系，尋找推動制造業效率增長的作用規律，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
本文系統梳理我國產業集聚與制造業效率研究的脈絡，利用行業集中度、區位熵指數、空間基尼系數等方法，以中國大陸31個省市(自治區)2000-2016年的面板數據為觀測樣本，測度制造業區域和行業集聚程度，并采用面板回歸模型分析產業集聚對于制造業效率的影響。本文的主要貢獻是系統構建了產業集聚與制造業效率關系的研究框架，基于集聚視角揭示制造業效率變化的特征，發現兩者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而是呈現出周期性的規律，當集聚在合理的范圍之內，能夠通過技術要素匹配和外部性效應促進制造業效率的提升，當集聚超出合理范圍，會導致要素技術投入的不匹配，導致制造業效率下滑。由于我國制造業在自身發展過程中產業集聚現象比較明顯，在當前制造業結構更新的背景下考慮區域和行業的異質性，從而拓展和完善該領域方向上的理論深度。
二、理論基礎與研究思路
(一)理論基礎
1.產業集聚。產業集聚描述了產業經濟活動的空間不均衡現象，解釋了產業在某個特定區域內高度集中、資本要素不斷集聚的動力機制。自然資源稟賦、外部性、規模經濟、運輸成本等是產業集聚的基礎。區域經濟增長具有外部性，包括企業同質和異質外部性，它們是專業化和多樣化經濟形成的積極原因。Porter(1998)認為集聚的產生是以要素稟賦為原始誘因，但正在轉向選擇兼有效率、質量和專業化的區位[2]。在外部性理論、勞動分工理論、交易費用理論、新競爭優勢理論等之后，Fujita & Mori(1996)從核心外圍兩個層面，引入交通運輸成本解釋了全球化視角下投入-產出關聯引致的制造業集聚趨勢，認為隨著交通運輸成本的不斷下降，外圍和中心會形成收斂態勢，從而打破集聚機制[3]。
產業集聚的存在形式包括企業層面的內部規模經濟、本地化外部規模經濟和城市化經濟等，企業集聚有利于在競爭環境中提高自身競爭力，同時也能從企業信任、社會紐帶等非正式關系中了解和交換信息，減少信息不對稱可能帶來的風險問題。不完全競爭和運輸成本可能引發上下游產業之間的前向關聯和后向關聯，這些關聯遇到運輸成本適中的條件下，就會帶來集聚，而一旦運輸成本進一步降低，擴散效應便會呈現[4]。也有學者從勞動力效應、中間投入、知識外溢等方面分析了產業集聚的機制與生產率效應。
2.制造業效率。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基于人口和勞動力增長率假定常數的前提，定義生產率的直接來源包括資本和勞動力兩種要素投入。非新古典增長范式認為內生因素包括信息溢出和外部性帶來的經濟增長較為重要，技術進步直接決定經濟增長。產業集聚帶來的經濟外部性，通過中間產品、勞動力市場共享和產業結構多樣化帶來的知識溢出，能夠降低運輸和工資等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在新古典和非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從勞動力效應、中間投入、知識外溢等內生性因素方面開展的生產效率研究，發現經濟活動規模增長會激發空間外部性和規模經濟，以及中間投入產品的需求，兩者共同決定了生產率的變化，使要素投入和消費產品的多樣性讓步于規模經濟，從而讓集聚產生更高的生產效率，規模化生產企業和專業化城市更有利于在一定范圍內提升生產效率[5]。
制造業效率研究主要關注效率測度、效率變化機制、效率的影響因素三大方面，研究發現投資配置效率對于區域經濟增長影響具有異質性和動態性[6-7]。在影響制造業效率變化的外部環境因素研究中，學者們多從在宏觀經濟投資、勞動分工、發展支撐條件等方面進行闡釋。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國際分工背景下，傳統的垂直分工向跨國性的水平分工帶來的多樣性產業集聚，有利于提供創新環境、提升效率。如Oleksandr(2005)對中國80多家鋼鐵制造業的投資效率進行隨機前沿模型(SFA)分析，發現整體投資效率上升，產業內部的技術效率上升卻不明顯，規模效率帶動的總體效率提升不具有可持續性[8]。Sochirca et al.(2013)探討了外商資本投資對工業發展投資效率的影響，發現在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調整時，技術密集型工業的投資效率更明顯，而外商直接投資所表現的結構傾斜性、技術溢出效應對產業結構升級具有重要作用[9]。Gomariz & Ballesta(2014)則探討了融資約束下某些因素是否會影響到投資-投資效率的敏感性，使用投資現金流敏感性模型對投資效率進行了分析，表明了企業面臨融資約束程度的上升時投資效率會顯著提高[10]。
3.產業集聚與制造業效率。基于報酬遞增和外部性的產業集聚及其引發的空間溢出有力地推動著制造業效率變化，并成為國家提升制造業競爭力的重要倡議工具。產業集聚增強了知識技術交流和企業合作，降低企業生產成本，提高競爭優勢。這種產業集聚產生的內部技術溢出效應，有助于經濟增長收斂。在向高質量增長轉型的過程中，可以通過集聚以深化外部性效應實現規模經濟和結構升級，并通過提高專業化水平、差異化服務促進制造業形成競爭優勢，以自身的專業化發展實現制造業成本的下降，并且通過知識密集化、技術密集化等形式提升制造業的技術創新能力，以達到提升制造業效率的目標。在產業集聚的過程中，不同企業節點之間的直接聯系主要是通過集聚網絡內企業之間的知識信息共享和信任溝通進行實現。
(二)邏輯梳理
基于產業集聚的視角，可以結合宏微觀兩個層面，進一步對我國制造業投資效率進行深入考察研究。從宏觀角度說，產業集聚是包括產業結構、規模、組織和技術等多方面綜合性整合升級的過程，對產業技術效率的影響主要通過外部性、規模經濟、技術溢出效應來體現;從微觀層面來說，產業集聚是指產業集聚區各企業通過互相學習、資源整合、優勢互補等方式向先進性產業方向不斷轉移、演化從而實現集聚區企業效率提升的動態過程，具體通過創新能力、資產專用性、要素投入、投資決策對產業技術效率產生作用。
在產業集聚區內，不同增長率的產業間重新配置生產資源、調整生產率結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產業集約型增長。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決定和影響制造業投資效率的因素很多，從產業集聚角度分析，在宏觀層面，經濟增長、人才培養、技術進步和政策支持等對制造業投資效率都具有驅動作用，如經濟增長促進產業分工及結構轉型，提高投資效率優化資源配置。技術進步是生產力發展的巨大杠桿，是制造業結構不斷優化、轉型和升級的源泉。制度影響則是提升制造業投資效率的重要內生變量，是產業集聚的耦合動力。在微觀層面，制造業企業在進行投資活動時，通常將行業投資環境看作投資活動運作的外部條件，行業本身的人力資本市場、技術外溢、規模效益等則是產業空間聚集產生的市場因素。
基于產業轉型視角，結合宏微觀兩個層面，綜合分析影響我國制造業投資效率的相關因素，我們對制造業投資效率的相關影響因素描述如圖1所示。
(三)研究思路
產業集聚是影響當前我國制造業效率發展重要因素。改革開放之后的40多年中，我國制造業持續快速增長極大地刺激了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東部地區的制造業集聚帶來的規模增長和技術進步。當前我國制造業生產正處于區域轉移過程之中，部分地區仍然依靠大規模的物質要素投入來維持競爭力，存在突出的區域差異、產品低端鎖定等突出問題，急需探討優化區域間生產效率的發展路徑，擺脫要素投入的路徑依賴。在我國積極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進程中，有必要從產業集聚的視角來探討其對于制造業效率的影響作用，認識制造業效率的變化規律，指導我國制造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步伐。鑒于此，本文基于文獻與邏輯梳理，利用我國制造業工業企業數據，在分別從地理和行業角度對制造業集聚度進行測算的基礎上，采用面板回歸模型分析產業集聚對于制造業效率的影響。
三、實證研究設計
(一)制造業集聚的測度
測度產業集聚指標的方法較多，包括EG指數、泰爾系數、赫芬達爾指數、空間基尼系數以及區位熵等。本文鑒于數據可獲得性和分析效果，選取以下方法。
(四)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在區域制造業集聚度測算方面，現有文獻大多采用就業數據或產出數據，國內通常使用就業數據進行測算，由于我國不同省份的勞動生產率差距較大，就業數據使用容易形成差異干擾，統計口徑不一致也會降低精確性，因此本文選擇工業總產值進行制造業區域集聚的分析[14]。
本文所使用的數據來源于2000-2016年的《中國工業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分行業、分地區的規模以上制造業企業主要經濟指標來自于《中國工業統計年鑒》，在數據選擇的過程中，使用制造業銷售產值數據進行區域制造業集聚分析。從表1可以看出，2000年我國31個省區觀測值中最大值是9005.96億元，平均值是2106.73億元。到了2016年制造業觀測值中最大值是150132.65億元，平均值是33607.23億元。這表明樣本期內我國制造業的總量顯著提升，并從標準差可得知各個省區之間的差異也較大，且這種區域差異正在被逐漸拉大。
所有變量的說明及描述性統計分為三類：一類是制造業效率(TF)、純技術效率(PTF)和規模效率(SE)的估算指數;第二類是制造業集聚度(Cagg)，采用制造業銷售產值，并進行量綱處理;第三類是從統計年鑒中新獲取的控制變量數據。行業規模(Cscale)使用主營業務收入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來衡量;外資因素(Cfdi)采用外商投資和港澳臺投資之和占行業總資產的比重進行衡量;要素比例(Cysbl)固定資產凈值與從業人員年均人數的比值來衡量;研發投入(Cr&d)使用新產品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來衡量;出口貿易(Cexport)使用出口交貨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進行衡量。以上數據來源于2000年到2016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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