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具有共同的文化和現實背景。在許多基本方式上，它們的機構模式和準則具有某種一致性。與此同時，各國的顯著差別將繼續影響著學術系統和機構的發展。學術機構的基本結構不大可能發生重大改變。盡管大學的行政結構變得越來越強大，并且傳統的教師權力也下降了，“洪堡”院校模式仍將得以保存。開放大學和其他高等教育機構出現了，并且會提供新的院校安排。節約費用的努力也可能會帶來進一步的組織變革。非預期的變革也可能發生。例如，盡管目前尚不具備發生大規模學生運動的條件(至少在工業化國家內)，但情況可能會發生變化。一般而言，20世紀上半葉大學面臨的環境并不好。高等教育作為工業化國家里一個擁有穩定的而不是不斷增長資源的“成熟產業”的現實，不僅會影響到中學后教育的可獲資金，而且會影響到高等院校中的實踐。本章所討論的責任、技術的沖擊，以及其他力量都將影響學院和大學。當然，全世界范圍內高等教育模式不一。某些學術系統特別是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學術系統將繼續擴大。在受到重大政治、經濟變革影響的地區，未來幾十年將發生結構重組。就全球而言，在未來的一段時期高等教育面臨著重大挑戰。

　　大學是一種獨特的教育機構，它們有著共同的歷史淵源，又深深地植根于各自所處的國家之中。創立于中世紀的大學目的在于傳播知識并為少數關鍵性的行業提供訓練，在19世紀大學通過其基礎性研究已經成為新知識最重要的創造者。現代大學處于社會的中心。作為創造和傳播知識的復雜過程中最重要的機構，大學不僅是許多基礎科學的發祥地，而且已經成為世界范圍內交流知識的各類雜志、書籍和數據庫的復雜系統的搖籃。大學在為日益增多的各類專業提供訓練方面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大學還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它們不僅經常充當政治思想有時甚至是行動的中心，而且還培養了那些成為未來政治精英的人。與此同時，大學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些挑戰主要來自高等教育可獲資源的減少。在經歷了差不多半個世紀的全球性的急劇擴充(expand，本章中也有的譯為發展、擴展。——譯者注)后，許多國家的大學被迫削減支出，有的甚至到了最低點。社會與高等教育之間的那種為高等教育提供資源換取更多學生入學以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的不成文的契約已經瓦解，這對高等教育和社會都有顯著的影響。

　　本章主要探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世界范圍內高等教育發展的明顯的模式，分析導致這些趨勢的某些原因，并指出未來幾十年中大學的可能發展方向。討論的重點包括有關自主權和責任(accountability)、教學與科研的地位、改革與課程、在大多數國家中普遍進行的大學的大規模擴充所產生的影響等問題。大學同時也是國際性機構，它們有著共同的歷史源源，并且植根于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和環境之中。從歷史的和比較的角度考察來自高等教育當前所面臨的挑戰，是十分必要的。

　　共同的遺產

　　世界上只有一種共同的學院模式。13世紀時首先創建于法國的歐洲大學，盡管其基本模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卻仍然是高等教育的普遍模式。巴黎模式以教授作為大學的中心，把自主權崇奉為學術氣質的重要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作為巴黎模式主要對立面的提倡以學生為主導的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盡管對西班牙以及此后對拉丁美洲有過某些影響，但在歐洲一直沒有立住腳。大學迅速地擴展到歐洲其他地方，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中，英格蘭的牛津和劍橋大學、西班牙的薩拉曼卡大學、中歐的布拉格和克拉科瓦大學，以及德國的一系列大學也相繼建立。

　　此后，歐洲的帝國主義國家把大學到了它們的殖民地。例如，英國先是把它的學院模式輸出到它在美洲的殖民地，后來又輸出到印度、非洲和東南亞。法國模式輸入了越南和西非，西班牙和葡萄牙模式遍布整個拉丁美洲，荷蘭模式輸入印度尼西亞，美國模式則在菲律賓。此外，其他殖民勢力也向外輸出了院校機構。殖民地的大學直接照搬宗主國的模式，但是往往缺乏宗主國大學所具有的自主權和學術自由等傳統。大學決不是一成不變的機構。它也在發展變化，以適應新的環境。隨著歐洲民族主義和宗教改革的興起，高等教育中普遍使用的語言——拉丁語——被各國自己的語言所取代。學術機構在學生組成和辦學方向方面越來越本土化而不是國際化。大學受到了本國環境的重大影響。新教控制的阿姆斯特丹大學和舊教控制的薩拉曼卡大學就大相徑庭。尚不成熟的哈佛大學，盡管仿效英國模式，也逐步發展起自己的反映北美殖民地現實的傳統和辦學方向。各個院校機構的發展也并非一帆風順而是經歷了滄桑變化。與英國教會和貴族統治密切相關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在18世紀后期和19世紀的工業革命以及科學的巨大發展中只起到了并不重要的作用。在法國，大學在1793年大革命以后被廢除，以后又得到了重建，并且拿破侖模式不僅在法國而且在拉丁美洲也是影響深遠。德國大學由于在納粹時期自主權的破壞和教授的大批流亡而遭到重創，從此永遠地失去了它在科學上的卓越地位。

　　就本章的目的而言，還應該提及西方學院模式的最近兩個變化。在19世紀中葉，統一伊始的德國利用大學進行國家建設。在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Humboldt)的領導下，德國高等教育得到了政府提供的大量資源，承擔了以國家發展和工業化為目標的科學研究職責，在確立新的德意志民族的意識形態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改革后的德國大學還建立了研究生教育和博士學位制度，并以此作為辦學的重點。科學研究第一次成為大學職能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以新興自然科學為基礎，大學重新組織了學術等級。美國的改革家采納了德國的這些革新，他們在為工農業服務和與工農業直接相結合的觀念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大學與社會的聯系，使高等教育得到了進一步的改造。他們還通過以進行高水平的研究和擴大高等教育機會為目的的學術性系科的建立和“贈地”觀念的發展，使德國的“講座制”(chair system)更加民主化。一些看似深深地扎根于本國土壤的院校機構實際上已經受到了國際觀念和模式的影響。

　　盡管多年來始終保持著非同一般的機構穩定性，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大學還是發生了變革，并且承受了巨大的壓力。本章所例舉的許多變化都是受到了大量外部壓力的結果，同時也是由于頂住了來自內部的不同意見才實現的。有人指出，大學已經失去了靈魂。還有人認為大學缺乏責任感，因為它使用公共資金，卻往往違背工業界和政府的直接需要。來自政府部門、激進派學生以及外部環境的壓力都使得院校機構承受了巨大的壓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一段時期——這一時期高等教育事實上在各個現代國家不斷發揮核心作用，高等教育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發展還會進行下去，但是近幾十年來那樣的大規模擴充已經終結了。在現代社會，大學是為幾乎所有職業提供人員訓練的最重要機構，它的這一地位不會削弱，盡管其他機構也提供某些領域的訓練。近年來，由于財政壓力，大學的科研作用越來越成了問題。沒有其他機構能夠擔負起基礎研究的任務，但與此同時支持大學基礎研究承諾減弱了。

　　因而，大學面臨的挑戰是巨大的。下列問題是未來十年及更長一段時期特別值得關注的問題。

　　入學機會與適應性

　　在為數不多的一些國家里，幾乎所有適齡人群都有機會接受中學后教育，但在大多數國家，對高等教育前所未有的需求仍在繼續增長。擴大高等教育社會階級基礎的努力進展緩慢，在許多工業化國家，這種努力在20世紀70年代已經陷入停滯狀態。隨著東歐民主政府的建立、西歐對高等教育需求的重新出現以及繼續發展高等教育的壓力，入學和擴大招生的要求在許多國家將會得以持續。資金不足以及把稀缺的中學后教育資源的“高效率”分配的愿望將與入學的需求發生直接矛盾。那些以往上不了大學的人群的入學要求會給高等教育帶來巨大的壓力。在許多國家，少數民族及宗教團體在制定高等教育政策過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有關高等教育的爭論中，入學機會問題將處于爭論最激烈的問題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