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利用我國2008—2017年省級面板數據，采用空間杜賓模型研究非稅收入空間競爭的增長效應。結果顯示：雖然區(qū)域非稅收入會顯著促進區(qū)域經濟增長，但區(qū)域間非稅收入競爭不利于區(qū)域經濟增長;并且，非稅收入及其空間競爭的增長效應存在顯著的結構性差異，其中，政府名義或特權類非稅收入及其空間競爭均有利于區(qū)域經濟增長，國有產權類非稅收入及其空間競爭對區(qū)域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一正一負，而行政事業(yè)性收費對區(qū)域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僅體現于空間競爭，罰沒收入及其空間競爭則對經濟增長無影響;進一步地，由于各區(qū)域非稅收入負擔程度、各項非稅收入依據及征收性質的差異，非稅收入及其空間競爭的增長效應在東、中、西三大區(qū)域內的表現也不盡相同，且各類非稅收入在各大區(qū)域內的影響也存在顯著的結構差異。結論表明，在“減稅降費”政策調整的現實背景下，各區(qū)域應合理把握不同類別非稅收入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避免陷入“無序競爭”。
關鍵詞：非稅收入;非稅收入競爭;結構性差異;區(qū)域差異性;經濟增長
作者：李波
一、引言
改革開放后，為充分提高經濟活力，發(fā)揮地方政府主觀能動性，我國建立了財政分權體制和相對考核機制，在地方政府間引入競爭，推動我國經濟大幅度增長[1]。然而，分權體制使地方政府成為在財政和資源配置方面擁有自主權和配置權的獨立經濟利益體的同時，競爭機制則使得地方政府為實現經濟發(fā)展、政治晉升及轄區(qū)利益最大化而在稅收資源及生產要素方面產生不同程度的競爭[2-4]。但是，隨著“營改增”和“減稅降費”的政策實施及中央-地方財政收入分成的改變，地方政府收支矛盾加劇，地方政府間的稅收競爭操作空間被大幅度壓縮。為此，地方政府紛紛把擴張財政收入的目光轉向于立項征收和資金管理方面更加靈活性的非稅收入(如土地出讓金、罰沒收入等)，非稅收入規(guī)模大幅度擴張[5]。如圖1、圖2所示，從2008—2017年間，非稅收入增長率長期高于財政收入和稅收收入增長率，地方財政稅收年平均增長率為19.35%，地方財政非稅收入年平均增長率為32.36%，并且，非稅收入在財政收入中的占比也逐步增加，由2008年的18.83%增加到2017年的24.92%，其中，非稅收入占財政收入比重30%的城市由2008年的4個增加到2017年的13個。由此，地方政府間的競爭也逐漸由稅收競爭轉向非稅收入競爭[6-8]。
非稅收入作為稅收的重要補充，是地方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如我國各地頻繁出現的“土地財政”現象)，在地方經濟發(fā)展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由此也成為地方政府間競爭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從理論上講，非稅收入對經濟增長有正反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非稅收入作為這些生產要素的使用成本，當某一要素邊際產品價值小于其投入凈價時會降低該要素流入的激勵，進而導致要素從高非稅負擔地區(qū)流出，使該地區(qū)經濟增長率下降[9-10]。另一方面，非稅收入有助于地方政府籌集資金，支持基礎設施的發(fā)展，為政府提高公共品供給水平創(chuàng)造了條件，帶來外部經濟，從而導致企業(yè)平均成本曲線下降，激勵企業(yè)提高產出，進而提高經濟增長率[11-12]。結合以上文獻分析，現有研究由于統計口徑差異、未考慮區(qū)域差異性及沒有區(qū)分不同類型的非稅收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等原因，從而導致研究結論充滿著爭議;進一步地，由于非稅收入擴張存在“同儕效應”和“鄰居效應”[13]，童錦治等[6]、陳工和洪禮陽[14]從空間計量的視角分別分析了非稅收入的空間溢出效應，但現有研究在構建空間權重矩陣時未充分考慮動態(tài)空間特征，以及未考察非稅收入區(qū)域差異性問題，使得非稅收入是否影響經濟增長尚未有一致的結論。
因而，在高質量發(fā)展背景下，從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空間競爭的視角，探究非稅收入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對于充分認識我國地方政府間的非稅收入競爭現狀，探討問題的癥結，找尋避免惡性競爭、促進良性發(fā)展的方法和對策，從而對規(guī)范地方政府非稅收入競爭市場秩序和營造一個良好的競爭環(huán)境有實際的參考價值，也為審視高質量發(fā)展下非稅收入在經濟增長的作用提供政策依據。
二、文獻綜述和分析框架
(一)文獻綜述
財政競爭一直是公共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其最主要的工具是稅收。國內外學者通過大量實證研究證實了地方政府間存在稅收競爭的事實[15]。然而，從我國財政分權的現實背景來看，我國的稅收競爭與國外的稅收競爭存在著顯著的不同，其不同之處在于我國地方政府沒有獨立的稅權，僅有部分的稅收管理權，因此稅收競爭的空間比較有限[6]。比較而言，地方政府在現實的財政收支矛盾下，擴大非稅收入規(guī)模成為地方政府常用的手段之一，這一現象引起學界和決策界的廣泛關注[10-12]。
非稅收入主要來自于政府對使用或消費了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及對產生負外部性行為群體的征收，體現了“誰受益誰負擔”的公平籌資原則，其經濟增長效應在理論上已有大量的討論。一方面，非稅收入有助于地方政府籌集資金，支持基礎設施的發(fā)展，能夠彌補市場失靈，提高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進而對經濟增長產生正效應。同時，內生經濟增長模型認為，非稅收入會影響資本和勞動的供給決策，進而影響經濟增長。李永友和沈玉平[16]實證研究地方政府利用非稅收入彌補財政收入的行為對地方經濟增長的影響，其結果為正。白彥峰等人[12]通過分析全國、中央、地方三個層面的非稅收入的經濟效應發(fā)現非稅收入本身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大，但其數量的增長會顯著促進地區(qū)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地區(qū)實際非稅負擔影響當地的財政收入，進而影響當地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能力，而公共品的提高水平又影響企業(yè)和家庭是否面臨外部經濟，從而影響其區(qū)位決策。當地區(qū)之間競相采取低非稅負擔政策，看似能夠吸引勞動和資本的流入，但短期內地方政府財力會下降，影響公共品供給，導致當地外部不經濟，這可能促使勞動和資本流出，進而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非稅收入使我國居民和企業(yè)負擔較重，抑制了企業(yè)的有效生產及投資，減弱了居民的消費需求，阻礙了經濟的健康發(fā)展，王玉華和劉貝貝(2008)通過構建時間序列模型研究論證了非稅收入對經濟增長的效應為負。李濤等[10]在研究地方政府稅收收入的經濟增長效應時發(fā)現，使用費和規(guī)費類的非稅收入會顯著抑制經濟增長。然而，還有少數研究則認為非稅收入對增長沒有貢獻，但非稅收入和稅收之間存在替代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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