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在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經濟危機的可能性，早在簡單商品生產中就已經存在，這是同貨幣作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相聯系的。文章發表在《財經研究》上，是經濟職稱論文發表范文，供同行參考。

　　關鍵詞：周期性經濟危機,危機解決方案

　　在資本主義社會里，隨著社會分工的廣泛發展，商品生產占統治地位，每個資本主義企業都成為社會化大生產這個復雜體系中的一個環節。它在客觀上是服務于整個社會，滿足社會需要、應受社會調節的。

　　對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的描述,并不是本文的目的。因為早在1988年發表“危機論”和1993年發表“國家資本再分配和民間資本再積累”時,我既已經對近半個世紀的危機周期做過總結。此次應社科院經濟所和上海經濟預測處之約再度捉刀,旨在以研究角度剖析危機政策的得失,指出經濟危機與中國屢次進行的社會經濟體制改革之間存在因果性的相關。

　　一.　中國的四次周期性經濟危機與對應政策

　　第一個經濟危機周期(1958-1968)

　　1958-1960年,危機發生。政府財政赤字1958年約為60億,1960年達到100億,占當年收入的比例從5.6%增長到14.3%,三年赤字總額達到200億元,而當時的財政收入最高才600億左右,高額赤字擠占了財政用于擴大再生產,增加就業機會的開支。1960年以后,由于財政投資能力下降,就業嚴重不足,政府不得不動員大約2千萬城市人到農村去生產自救,以解決城市的失業問題。

　　1960-1962年,經濟蕭條。國家財政年收入進一步由572.3億下降到313.6億。從1982年重新修訂并公開出版的六十年代政府統計數據可以看出,　1960-1962這三年的人口增長曲線呈下降趨勢,“未增加人口”大約為2千萬人,這其中大部分可認為死于饑餓。人們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

　　第二次經濟危機周期(1978-1986年)

　　1978-1979年,危機發生。國家財政赤字自1974年突破百億大關后,連年虧損,到1978-1979年,赤字進一步增加到每年約為200億,占收入的比例高達20%左右,比上一次危機爆發時的比例還高5%。其中的原因不僅僅只是“文化大革命”對經濟的影響,還有“洋躍進”--大規模舉債用于基礎工業投資;以及中越邊境戰爭造成約50億的直接非預算開支等等。

　　1980-1981年,經濟蕭條使得政府再次采取“放”的政策,逐步解除了對農村地區的控制,降低農業稅收,提高農產品價格,允許農民承包土地、分戶經營,開放集市貿易。這就是農村改革的第一步。也是上一次為緩解危機而采取的“三自一包”政策的翻版。

　　與上一次經濟危機相同的是,在城市采取“關、停、并、轉”,壓縮基建投資,使幾百萬基建職工“停工待料”,幾千萬城市人口“待業”;不同的是,毛澤東時代自1976“四五”事件之后即告結束,后集權主義體制(Post　Totalistarian　System)缺乏準軍事化的國家動員機制,無法再象60年代初一樣迫使城市人去農村來解決失業問題,因此,犯罪率增高,全國開展“兩打”運動,監獄暴滿。

　　1982-1983年,復蘇階段。由于全國范圍對農村土地的再分配和農產品自由市場的開放,糧食產量每年創歷史記錄地增加20%,1982-1984三年的總增加量約為75億噸。中國農民第一次用自己的力量解決了吃飯問題,同時,農業產值也提高到工農業生產總值的40%。

　　第三次經濟危機周期(1988-1994年)

　　1988-1989年,危機爆發。以1988年夏季大搶購為表象的全國范圍的通貨膨脹危機和1989年的社會政治危機相繼發生,如果可以不考慮意識形態的影響來分析政府決策,則可以看到從1986-1988年在使用傳統的行政手段強行壓減投資消費雙膨脹未能奏效的情況下,政府于1988年末開始連續大幅度調高利率,以此吸納社會即期貨幣,減輕通脹壓力,存款利率跳躍式地升高70-80%。

　　對1988年通貨膨脹缺乏經驗和規律的認識,在經濟調節和行政控制上都反應過度,是第三次經濟危機造成重大損失的主觀原因。不僅貨幣政策過度調整是連鎖負債的內在原因,而且市場政策的過度調整也是當時“市場疲軟”的內在原因。

　　中國在進入九十年代之前只有“兩極化的市場”：既無資本、技術、勞務、物資等要素市場,也無住房、保險、醫療、旅游、教育等社會消費市場。十億民眾可以進入的只是一極高檔大件消費品,另一極基本生活消費品這樣的“翹翹板”形的“兩極”消費品市場。為了抑制通脹發生時本屬短暫的對高檔商品的搶購,政府在大幅度調整存款利率的同時還大幅度調高以彩電為代表的大件消費品價格,另加高檔消費稅,使等量貨幣的市場購買力大幅度下降,幾乎一瞬間就人為地關閉了兩極市場的一極。翹翹板一頭空了,而另一頭,據測算早在1986年大多數農業主產品即已受到“市場需求制約”,于是,1989年初城市消費品市場開始呈現疲軟之態。

　　1992年前后,中國經濟漸漸復蘇,并隨即轉入高漲。刺激經濟復蘇的興奮劑有兩支：

　　一是1988-1989年的高利率政策失敗之后,政府又把利率連續調低到甚至低于原來水平,高利率時期大量吸收的存款必須貸出,因此資金環境暫時相對寬松,同時資本市場初步開放,低利率政策又使貨幣持有者轉向風險大但收益率高的股票、證券市場和其他投資市場。

　　二是八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央財政連年赤字,半數以上縣級財政長期虧損,政府利益在財政分配難以滿足的情況下,仍然每年以集團消費遞增25-30%的速度迅速膨脹。在第三次危機已經吃空了可以行政占有的流量資本的逼迫下,政府及所屬部門的利益之手伸向能夠即占即盈的房地產投機。全國性的開發區圈地熱和房地產、股票、期貨三大投機一齊上的存量資本瓜分浪潮忽然間似狂飆拔地而起,的確在暴富了一批投機于權錢交易的食利者的同時,在病態的經濟背后又擊一猛掌!

　　1993-1994年,經濟高漲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從1992年的7600億,躍增至1993年的1.3萬億,1994年又在上年增長70%的高比例上再增40%。任何對存量資本的重新分配都會促進經濟成長!盡管九十年代初以圈地運動和泡沫經濟為表象的中國經濟發展讓人看得眼花繚亂,但其實質不過是周期規律作用和對國家資本的又一次再分配。

　　之所以說是“又一次再分配”,是因為八十年代初那次農民曾對人民公社土地和主要生產資料做過一次再分配,并迅即促進了經濟的高速增長。所不同的是,那次分配是農民憑借社區成員的天賦權利和農業文明的均平傳統所做的社會化占有;而這次分配是食利者憑借政府權利或以“尋租行為”贖買到的法權關系所做的特權占有。

　　無論如何,相隔十年的兩次國家資本再分配盡管都與當時的意識形態主流相左因而不盡如人意,但卻都形成了經濟發展最起碼的基礎--利益目標明確的活躍的經濟主體--因而促使經濟高速增長,所以可以從歷史角度肯定其進步意義。

　　一般而言,當信用膨脹到臨界點,必然發生信用崩潰。上一輪“三角債”的惡夢淫威猶在,新一輪連鎖負債重又發生,這即是信用崩潰的表現之一。

　　二.　中國的四次危機異同分析

　　四次危機的周期階段基本上都是可以明確劃分的。但四次危機發生的周期時間卻一次短于一次：第一次1960--第二次1978(18年)--第三次1988年(10年)--第四次1994年(8年)。今后的危機周期在階段性上可能更加難于明確劃分,高漲與危機同步,或復蘇與高漲同年;而且周期的時間距離會更短。尤其當非國有(國營)經濟漸漸成為主要經濟成份,國家壟斷金融、外貿和計劃控制要素市場的問題得到解決之后,中國經濟將可能較少出現以往那種損失慘重的明顯的大規模滯漲型危機。

　　改革前中國處于國家工業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其間發生的兩次危機基本一樣：工業擴張、投資膨脹的同時農業供給下降;其后是財政赤字導致分配不足,新增生產能力下降引發就業問題……其中,由于分配和消費都在嚴格的計劃控制之下,因此對物價上漲的反應并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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