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縱觀新中國建立70年來工農城鄉關系的變遷，從生產要素的角度大致可以分為四個不同階段：新中國成立后以“要素汲取型”為主要目的的工農城鄉分割與制度化階段;改革開放后以“放權讓利型”為主要手段的工農城鄉關系緩和與農村體制改革階段;新世紀以來以“資源賦予型”為主要內容的工農城鄉關系轉型和政策支持階段;新時代以來以“還權賦能型”為主要方式的工農城鄉融合與要素市場化階段。回顧工農城鄉關系四個階段，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經驗：工農城鄉關系是中國現代化的關鍵問題，其中生產要素的流動和交換是工農城鄉關系的主線，而未來工農城鄉關系的協調發展更有賴于全面深化農村改革，激活農村生產要素，實現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平等交換，從而建立農業農村的自我發展能力。

　　關鍵詞：新中國70年;工農城鄉關系;生產要素;中國現代化;農村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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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后期資助項目(18FZZ007);教育部青年基金項目(15YJC810001)

　　作者簡介：任路(1987—)，男，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農村問題與基層治理。

　　引 言

　　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起承轉合之際，全面梳理和總結第一個百年奮斗的基本經驗，為開啟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打下堅實的基礎。從溫飽、總體小康、全面小康、基本實現現代化再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一歷史進程的關鍵詞和中心語是“現代化”，即從傳統農業社會到現代國家的轉型。與其他先發國家相比，作為后發國家，中國現代化過程是從農業農村農民大國到新型工業化、城鎮化、農業農村現代化和信息化相統一的過程，工農城鄉關系始終是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問題，貫穿于整個現代化全過程。正如彼得·布瑞克所論述的那樣，現代化的源頭要從農民的需要、農村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和農村社會組織的結構中去尋找。現代化不是以犧牲農民為代價而發展起來的城市化過程，相反，它是農村和城市的互動，因此，農村的現代化，正是現代化的基礎，不可能脫離農民的需要來談論現代化的問題[1]。

　　當前，對于中國工農城鄉關系的研究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已有的相關研究主要從宏觀角度來分析新中國成立以來工農城鄉關系的變化，具有以下突出的特點：一是側重于對長歷史背景下重大問題、重大節點和重大事件的回溯以及相關數據的整理，但卻無意中忽略了變遷中的內在機制;二是集中于政策性層面的思考，常以敘事性的回顧為主，缺少貫穿始終的視角;三是傾向于以改革開放前后為分界點，未做更細致的階段劃分，不利于展現一些隱沒在大歷史背景下的小趨勢。

　　基于此，本研究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工農城鄉關系是一種生產方式的轉型，即主導力量是作為產業形態的農業到工農轉變，以及由此帶來的居住生活形態從鄉村到城市的轉變，那么在生產方式轉變的過程中，最為核心的內容是生產要素的變化，生產要素構成了生產方式轉變的“物質基礎”。所謂生產要素指進行物質生產所必需的一切要素及其環境條件。一般而言，生產要素至少包括人的要素、物的要素及其結合因素。但是，當勞動者和生產資料處于分離狀態時，他們只是可能的生產要素，要成為現實的生產要素就必須將二者結合起來。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是人類進行社會勞動生產所必需具備的條件，沒有他們的結合，就沒有社會生產勞動。生產條件及其結合方式的差異，使工農城鄉關系區分成不同的結構和發展階段。更進一步的細分，生產要素結合的前提條件是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平等交換。自由流動是指勞動力、土地、資金等在工農城鄉之間自由移動，不受任何人為的制度限制，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生產要素中的作用。平等交換是指勞動力、土地、資金等在工農城鄉之間等價交換，避免人為的價格扭曲，充分體現生產要素本身的價值。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前提是平等交換，平等交換能夠促進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實現生產要素的有機結合，進而推動現代化進程中中國工農城鄉關系的發展演進。

　　一、要素汲取型：工農城鄉關系分割及其制度化(1949-1978年)

　　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工農城鄉關系的突出表現是農村的異常衰敗與城市的畸形繁榮。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農民破產和鄉村衰敗成為全社會的普遍現象，與之相對的是一些大城市的迅速發展，如當時的大上海、大武漢等等，原先相對封閉的農村經濟納入到更為廣泛的城市商品經濟之中，以往的工農城鄉相對分離的狀況逐漸改變，工農城鄉差別日益明顯，農業相對于工業、農村相對于城市處于弱勢或者不利地位。大城市源源不斷地從農村地區汲取農業剩余，尤其是農村土地所有者階層投入到工商業中，大量的農村財富和人口匯集到大城市，從城市工商業中獲得收入。作為生產要素的資金和人口離開農村后涌入城市，奠定了此階段工農城鄉關系的基礎。總的來說，此階段以土地為主要對象的生產要素能夠自由流動，但是土地占有不平等并缺少平等交換。面對工農城鄉失衡的局面，尤其是鄉村的衰敗，國民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來改變現狀，比如進行土地整體和租佃制度改良，以及其他諸如耕地開發、水利建設、鼓勵合作社、推廣農業技術等措施，此外還有社會力量所進行的各種農村教育、社會組織和農村工業等鄉村建設運動，但整體上并未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的困境，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鄉村衰敗的狀況。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通過土地改革，改變土地占有的不平等狀況，根據農村人口和勞動力分配土地，改變過于集中的地權，實現了勞動力要素與土地要素有機結合，在此基礎上使得困境中的農村經濟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一舉改變了鄉村衰敗的境況。從1950年國家頒布《土地改革法》到1953年，全國完成土地改革的農業人口為4.55億人，約占全部農村人口的90%，糧食產量達到1.66億噸，比1949年增長46.9%[2]，工農城鄉關系由于農村經濟的恢復而處于穩定的狀態。此外，中央政府采取了在經濟上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政策，允許富農經濟存在，允許農村土地、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城鄉私營工商業可以自由發展[3]。城市人口比重由10.64%上升到12.46%，城市人口從5 765萬增加到7 163萬[4]。不過，1952年中國工業凈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比重僅為25.3%，工業勞動者占社會總勞動力比重僅為6%[5]。從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來看，當時的中國仍然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國，而為了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必須從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相比于其他先發的現代化國家，新中國必須逐步完成工業化積累，才能夠保證工業化順利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