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網絡的崛起和民眾自主的增強，使得網絡輿情沸騰，由此衍生而來的“網絡道德裁判”行為時有發生，并對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本文以近年來發生的“網絡道德裁判”現象為例，通過對實際案例的剖析，試圖以辯證的視角解讀其所帶來的現實影響。
關鍵詞：網絡道德裁判;辯證視角;現實影響
網絡道德裁判是指：網民基于對社會正義和倫理道德的維護，針對某一問題在網絡上展開討論，并對事件相關者進行或褒或貶的評價，促使道德失范者回歸道德底線，從而達到自發地構建社會倫理道德秩序的目的。
近年來，網絡已越來越成為我國輿情的重要策源地。王石捐款門、鄧玉嬌事件、“我爸是李剛”、藥家鑫案事件，當這些個案和網絡接軌，在網民的積極參與下，就會迅速引發大規模的網絡輿論，進而演變成全國性的熱點事件。廣大網民對于這類“特殊”的事件，表現出了異常濃厚的興趣，并常以社會道德的“衛道士”身份出現，對事件相關人進行或褒或貶的“道德裁判”。時下，網絡“道德裁判”現象屢見不鮮，并對我們的網上網下生活均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一、網絡道德裁判的特點
較之于現實的道德裁判，網絡道德裁判呈現出如下特點
(一)主體的海量性與隱匿性
互聯網的普及改變了以往輿論傳播的格局，其自由、雙向乃至多維溝通的特點大大降低了民眾“發聲”的門檻。在我國網民數量已超5億的大背景下，互聯網正逐步成為一種全民化的輿論工具，人人都可能是道德裁判的參與者。
另外，由于互聯網的虛擬性，網民大都藏匿在自身ID下表達觀點發表評論，因此在龐大的參與者中很難追溯他們的真實身份，相較于現實生活中的“道德裁判”，網絡“道德裁判”主體具有隱匿性。
(二)標準的單一化與觀點的片面化
在裁判中，道德是唯一標準，且裁判者對于受審者的道德要求大都呈現出了高標準的態勢，當事人本該擁有的合法權益往往被無視。例如，汶川地震中王石的“捐款門”事件，由于其“200萬是個適當的數額”言論，遭到了諸多網民的“道德申討”，迫使王石為微博言論道歉，并做出捐款1億的決定。這場看似正義的“道德討伐”，使王石的言論表達權以及財物的自主處理權被剝奪，“無限拔高”的道德戰勝了“****”。
此外，網絡道德裁判還具有片面化的特點。事件發生后，在事實真相還有待查證的情況下，網民往往依據一些未被證實的信息或單方面的言論，對整個事件做出結論性的判斷。尤其是事件本身涉及到官與民、窮與富的沖突時，網絡輿論會毫不猶豫地裁定權利方和財富方有罪，這樣的裁定顯然是有失公允的。
(三)傳播范圍的無限性
網絡傳播的快捷性與廣泛性造就了其影響范圍的無限性。當一個社會熱點問題出現，網民會迅速反應，通過各種渠道對事件利益相關者進行“道德裁判”，從而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使其關注度不斷提升。從這一點來說，網絡道德裁判的傳播廣度和速度都是無限的。此外，再加上網絡信息可復制、可鏈接的特點，在傳播的過程當中，對于事件當事人的影響也是極大的。
二、網絡“道德裁判”的影響分析
(一)積極影響
1.“懲惡揚善”，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長期以來，由于傳統媒體在道德監督上的缺位，一些道德失范行為得不到有效的約束和監管。特別是在傳統媒體獨占話語權的背景下，普通民眾的訴求得不到表達。
互聯網的普及給予了大眾一個能夠自主行使話語權的“公共領域”，“網絡道德裁判”也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形成的。正如閔大洪學者所說，“以往只有權勢階層和知識精英擁有話語權，而網絡論壇這類互聯網功能，則使普通公眾包括弱勢群體、邊緣群體也擁有了某種話語權”[1]。2009年的“鄧玉嬌案”就是一個典型案例。案發后第三天，該事件最先刊登于《長江商報》，后經各媒體大量轉載，引起社會普遍關注。但在5月29日傳統媒體突然消音。此時，大量網民介入，使得事件引起了社會普遍關注，形成了巨大的民意潮。此后，傳統媒體順勢回歸，國家權力機關也采取了順應民意的判決——涉案官員被開除公職和黨籍，鄧玉嬌被改判為“防衛過當”。
在此類案件中，網民基于對社會公正的維護，揮舞正義之劍，對“弱勢方”施以援手，對違法或違反社會倫理道德的行為加以譴責，有利于公眾樹立起正確的道德觀。從長期效果來看，公共輿論對于約束人們的行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有著十分積極和重要的作用。
2.有效監督，幫助政府提升執政能力。網絡的勃興和網民參政意識的不斷增強，使得公眾對政府和官員的監督越來越行之有效，一些權力****行為不斷被曝光于網絡。因此，政府相關部門只有不斷提高執政能力，做到公開、高效執法，才能適應新時代的需要。如在“杭州飆車案”中，杭州警方未經證實就公布的“70碼”車速結果，招致了網民的強烈質疑，它的同聲詞“欺實馬”，在網民中廣為傳播。迫于輿論壓力，杭州公安局召開新聞發布會就“70碼”說法道歉，并舉行“網絡訪談”，表示會從嚴從快解決該案。隨后司法部門對肇事者胡斌做出了判決。但在這一過程中，針對庭審是否為替身一事，再一次引起了網民的質疑和追查。最終，杭州司法部門出面澄清，網絡輿論才歸于平靜。在該案件中，當地媒體迫于壓力曾一度集體失聲，但在廣大網民的推動下，案件引發了很高的社會關注度，其辦理過程受到了全國范圍的輿論監督。
在我國當前地方法制并不完善的現實情況下，網絡“道德裁判”所帶來的網絡輿論，可以有效地遏制地方權力對司法的干預，從而促進司法公開。
(二)消極影響
1.對現實生活的影響。(1)對事件當事人產生“過度傷害”。我國憲法第三十八條明確規定：“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然而，在網民動用“道德裁判”之時，其內部容易產生“群體極化現象”，一些網民打著“道義”的幌子，對事件相關人進行侮辱和誹謗，并逐漸衍生出各種網絡暴力行為。如：2010年發生的河北大學車禍案，事件一經曝光，憤怒的網民立即啟動“人肉搜索”，把李剛父子的隱私一“挖”再“挖”，李啟銘本人以及與女友的私生活照也被公諸于網絡。網友甚至還用歌曲、漫畫等形式惡意丑化李剛父子的形象并在網上廣泛傳播。這種看似道德的行為，已超越道德本身，實則是對當事人隱私權和名譽權的嚴重侵害。
(2)容易激化社會矛盾，造成社會裂痕產生。網絡道德裁判的矛頭大多指向權貴方，這實際上反應出了當下民眾對社會轉型期階層矛盾的憤懣。2009年的杭州飆車案中，本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但在被民眾賦予了“富與窮”的標簽之后，便迅速引發廣泛的關注。作為案件肇事者的胡斌從被媒體冠以‘富家子’標簽起，就注定被推到輿論裁判的尖端，從而輸得一敗涂地。
在這種官與民、貧與富對立的情境下，某個特定的司法案件如果觸碰到社會公眾心中“緊繃的那根弦”，往往會點燃或加速弱勢群體對社會不公的不滿和憤怒。在網絡群體效應的推動以及媒體的刻意渲染之下，權貴方淪為人民公敵，貧富方勢同水火，容易激化社會矛盾，增加社會不穩定因素。
(3)妨害司法獨立、公正。在網絡“道德裁判”中，網民大都站在自身道義的立場上，對道德失范的行為進行激烈指責，這是公民意識的覺醒，有利于我國公民社會的構建。然而，由于其對事件真相獲知渠道的局限性，以及部分網民一些泛道德化和群體極化現象的發生，使得一些過激的言辭、過早的定論超越了一般的司法程序，形成一種強大的輿論影響力，不利于案件審理的客觀與公正，干擾了司法獨立。
如2010年的“藥家鑫案”，在事件伊始藥家鑫就被貼上“官二代”、“富二代”的標簽，從而引發了激烈的輿論風暴，網民一致將矛頭對準了藥家，形成了“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輿論氛圍。最終藥家鑫在自首的前提下仍被判處死刑并立即執行。事件結束后，全國人大代表、陜西省高院副院長黃河曾表示：“網上輿論監督有利于促進司法公正，保護公民的知情權，遏制司法****，這些是積極作用;但目前看，網絡媒體也有一些問題，監督無序，有些信息失實、惡意炒作、誤導他人，甚至存在網絡審判，影響我們正常的司法審判。”
2.對網絡生存空間的影響。作為對現實的延伸、虛擬和映射，網絡已成為人們的“第二生存空間”。網絡空間的好壞直接影響人們的生產、生活。然而，由于網絡傳播的公開化和匿名化等特點，使得傳播者責任感缺失，傳播內容的隨意性加大。一些網民打著“正義”的旗號，對道德失范者的行為進行嚴厲追討，利益相關者的肖像權、隱私權、名譽權、言論表達權受到嚴重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護。流言謠言、污蔑中傷、不良情緒和民事侵權行為充斥著整個網絡，使網絡環境趨于惡化，網絡生態系統平衡失調。
三、對策與小結
網絡“道德裁判”作為網絡民情匯集下的產物，其出現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因此，我們應當綜合看待它所帶來的現實影響，揚長避短。針對網絡“道德裁判”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需要政府、傳統媒體、網絡媒體和網民四方合力消解。
1.對于政府來說，應該重視網絡民意，對網絡呼聲做出及時回饋，不斷提高執政能力，做到公開、透明、高效執法，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一些地方政府，應盡量減少對當地傳統媒體的干預，使主流媒體的輿論監督權得以很好的實現，弱化網絡不良言論對社會輿論的影響。
2.對于傳統媒體來說，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還應充當好“社會公器”。一方面，把視角多轉移到社會弱勢群體方，傾聽他們的心聲，幫助他們解決困難，搭載起民眾與政府溝通的有效橋梁;另一方面，應盡可能地加大輿論監督的力度，讓違法和違背道德的行為無所遁形;此外，在對一些特殊事件進行報道時，不能為了賺取眼球效應，而刻意夸大、激化矛盾，應多傳達一些理性、客觀的聲音，正確引導公眾輿論，幫助他們做出理性的判斷。
3.就網絡媒體而言，在為民眾提供話語平臺的同時，還應發揮好“把關人”的作用，對于那些涉嫌民事侵權的信息，應及時予以刪除，減少對事件相關者的傷害。在議題的設置上，還應注重對網民的正向引導。
4.對于普通民眾而言，應正視目前社會上所存在的矛盾，多一些理性思考，自覺抵制不良信息，提高法律意識，做到“理性裁判”，避免對事件當事人產生過度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