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影視作品是最通俗易懂的藝術形式，其觀眾來自于社會各個階層，受教育水平也各不相等，因此在翻譯字幕的時候還要考慮觀眾的文化結構和對源語國文化的了解程度。近年來隨著全球化趨勢的蔓延和我國對外政策的不斷開放，大眾對于歐美文化的理解也不斷加深。這樣一來，譯者面對文化缺省時可以采取多種多樣的補償策略，而不用像過去一味采取歸化的方式以達到功能對等。影視作品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巨大，而對于影視作品翻譯所做出的相關研究卻顯得十分不足。本文基于奈達的理論進行了影視翻譯的研究，并堅信，今后這一領域能夠得到更多的重視，有更多的譯者不斷探索和完善影視作品翻譯的理論和策略，以更好地指導翻譯實踐，傳遞文化。
關鍵詞：影視制作,文化傳播,文學論文發表
近年來，大量歐美影視作品涌入中國，這股強烈的西方文明趨勢使得中國觀眾通過影視劇的途徑了解到歐美人們的地域和生活文化。透過影視劇，不難發現，兩個地域之間，存在著大量的文化缺省現象，這也對歐美影視劇的字幕翻譯技巧和策略提出更多的要求。翻譯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傳遞文化，不同的民族基于生存環境，民族習慣，社會歷史等不同而存在很多具體文化上的差異。
所謂文化缺省，指一種文化中擁有的某個概念在另一種文化中不存在，此類情況在我們接觸外國文化的過程中不勝枚舉。隨著影視翻譯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一些學者開始運用各種先進的翻譯理論對此進行研究。然而，此類研究對于文化層面的探討還不夠深入。相比而言，基于奈達的功能對等理論下的研究，并非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但其強有力的解釋力可洞悉影視作品中的文化現象，從而很好地對影視作品的翻譯起到指導作用。
一、 奈達的“功能對等”理論
“功能對等”是尤金·A·奈達(Eugene A. Nida，1914-2011，語言學家，翻譯家，翻譯理論家)提出的“等效論”中一個重要論點，其實質為，同一個思想通過兩種語言表述，所產生的兩種效果對等。一方面是原文表述的思想對原文讀者所產生的效果，另一方面是說譯文所轉述的同一思想對譯文讀者所產生的效果，二者應達到對等。有些人認為文化差異的存在決定了完全的對等是不可能實現的。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傳遞中，功能對等只能是一種理想，不可能完全實現。但我們應注意的是“對等”與“同一”是有所不同的。對等只是相對的，并不是要求達到完全相同的效果。奈達曾說：“在動態對等的翻譯中，我們要求譯文應使讀者所做出的反應，與原文讀者對原文所做出的反應基本一致，而不求完全一致。”因而，如果某些實例中的兩種效果有所差異，并不否定等效概念，而只能說明需要進一步的翻譯完善去減小差異，盡可能地去接近原文的效果。
翻譯不僅是雙語言活動，并且是雙文化活動。在翻譯過程中，一些在源語言讀者來看顯而易見的文化內容對于目標語的讀者來講則難以理解，甚至形成文化上的空白或缺省。文化缺省是指作者在與其意向讀者交流時雙方共有的相關文化背景的省略。不同文化民族之間的文化差異的存在會損害原文的含蓄性和簡潔美。譯者作為文化交流的使者，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幫助來自不同地域的交流雙方克服文化差距。因此對于那些造成譯文意義真空的文化缺省，譯者有責任采取必要而恰當的方式來加以解決。譯者的翻譯活動是一種交際行為，想在交際中獲得成功，一方面，譯者要洞悉原文的文化缺省，另一方面還要對譯文讀者的知識結構做出正確的判斷，合理地定義自己與讀者的共有知識和語用前提。之后在表達策略方面還應該考慮到原文文化缺省中所蘊含的藝術動機和美學價值，以期在表達時恰如其分，以最接近于原文藝術效果的方式，消除意義真空，傳達原文所蘊含的語意和文化信息。文化缺省可以激發讀者的想象力，從而增加作品的美學效果。在翻譯中由于文化差異的存在，原文中的文化缺省往往造成誤讀。在影視作品翻譯中，對白中往往有很多俚語，典故，約定俗成的用語等來傳遞特定的文化信息，而且一些對源文化觀眾來看不言而喻的東西常常會被直接略去，這種文化缺省可能造成目標語觀眾理解的障礙。
二、“功能對等”理論與影視作品翻譯的文化缺省轉化策略
縱觀英文影視作品的翻譯，奈達的功能對等理論也發揮著很大的作用。奈達的“再現語言信息”論，將翻譯的客體概括為“信息”。從符號學的角度來看，信息指的是用符號(包括語形、語義等)傳達的意義。奈達在這里要表達的是，翻譯過程中，應從語義和文本上再現原文提供的信息。這就是說，把原文提供信息的全部內容和表述該信息的文本風格再現出來。奈達指出，信息的含義不僅包括原作內容，而且包括修辭含義。
例《The one with Joey’s award》 背景：喬伊應邀攜瑞秋參加某肥皂劇的頒獎典禮，可惜并未斬獲任何獎項，僅有其一同事獲獎并求喬伊代為領取。悻悻而歸的喬伊為體驗獲獎的感受，將其同事的獎杯偷偷帶回了家。
Rachel: Joey, why we rush out so fast?
喬伊，為啥我們走這么快?
Joey: We had to get out of there because, look what I won!
那是因為，看，我拿到了什么!
Rachel: Oh my god! You stole her award!
天哪，你偷了人家的獎杯!
Joey: No, no, no, I’m accepting it on her behalf.
才沒有，我是代她領獎好么。
Rachel: OK, I don’t think you know what “behalf” means.
好吧，我覺得你壓根不知道什么叫“代”。
Joey: Sure I do. It’s a verb, as in “I be half-in” it!
我當然知道，這是個動詞，意思是，我把她的獎杯“帶”回來!
注：本段中應用到英語中“behalf”和“be half”的文字游戲，原語的幽默感在于英語中“代表”和“分一半”諧音，而漢語中并無此諧音，因此，在轉換策略中，將“behalf”和“be half-in”翻譯成“代”和“帶”，以達到目標語的諧音形成的幽默感。
上述例子不僅準確地傳達了源語信息并且傳達了源語的精神與風格，保留了其幽默感，形神兼備， 可謂成功的補償案例。這種自然是最理想化的處理方式，但不是所有的時候都能找到如此恰當，并在意義與形式上均能實現對等的翻譯文本。奈達的主張是形式應讓位于內容，強調再現原語的信息而不強求保留其表達形式。為了達到功能對等，譯者往往做著各種努力，使讀者能夠理解到內涵相當的譯文。一般來講在影視作品的翻譯中通常存在兩種類型，即歸化和異化。早年的一些作品更多地使用歸化的方法，使字幕更加符合中國思維，但這樣也就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文的味道，產生該現象的原因也主要是由于文化缺省的存在，這就要求譯者對異國文化進行解碼與重構，在異化與歸化之間尋求一個平衡，以達到功能上的對等。過去在我國人民對于西方文化知之甚少的時候，譯者更多地使用了歸化的方法。另有些人認為功能對等原則過分強調以讀者為中心與讀者對于譯文的反應，這卻會阻礙
譯文讀者對原文文化的理解。
再如例：《the one with Rachel’s book》 背景：莫妮卡和錢德試圖像莫妮卡的父母要錢，以求資助婚禮的籌備，卻發現其父母把本應用于籌備莫妮卡婚禮的資金用于他處。莫妮卡問及錢德的父母可否幫忙。錢德的母親是一位離婚多次的作家，而其父親則為一位與男友一起生活的異裝癖同性戀。
Monica: Do you think your parents could help pay for it?
你覺得你爸媽會幫忙分擔點兒嗎?
Chandler: I don’t know, my mother spent most of her money, on her fourth wedding, saving the rest for her divorce. And any extra cash my father has, he saves for his yearly trips to……Dollywood.
我不知道啊，我媽把大部分錢花在第四次婚禮上了，剩下的，可能在為她的離婚做準備呢吧。我爸的閑錢，可能都花在桃麗塢(美國著名主題公園)門票上了吧。
注：此處的桃麗塢(Dollywood)為美國某著名主題公園，由同名歌星建造，用于此處借以諷刺錢德父親的同性戀特質，并暗指其過的窮困潦倒。因此，轉化策略為直譯加注釋。
可見這是一處比較明顯的文化空白，由于此公園的創建者喜歡夸張華麗的服飾和發型，與劇中錢德的同性戀父親氣質相符，所以這么說。一些譯者可能會選擇把Dollywood譯成某種國內有名的景點，這兩種方式都是可以的。不過這里我想指出加注釋的方法也是影視翻譯中常用的一種解決文化缺省現象行之有效的辦法之一。這種方法的好處就在于能夠最好地傳達源語文化與知識。
這種不同的處理方法都遵循了再現語言信息的原則。至于選擇哪種更好應該恰當考慮受眾的心理與社會背景。對于這種生活化的影視作品則不應該過分追求語言形式上的一致。功能對等理論是一種以目的論為核心的理論，應準確把握作品風格與目的。
上述例子都屬于很難在目標語中找到神形兼備的對等語的案例，為了解決這樣的文化空白通常采取的方式分為兩種：一種就是舍棄源語要表達的文化信息，選擇能達到同樣效果的目標語，也就是歸化的方法;另一種則是影視翻譯中現在常用的注釋方法，這種方式更好地保留下了源語的文化信息，且簡單易行，近年來更容易被年輕的觀眾群所接受。其實對文化信息翻譯，奈達曾經提出過“源語中重要的文化信息必須保留”，據此我們可以看出功能對等理論并不是一味要求歸化翻譯，而是追求譯文的可懂性、可讀性和可接受性。
再讓我們看看片名的翻譯。歐美影視作品命名的規則比較簡單直接，而中國文化傳統則要求一部影視作品的名字能夠反映出作品的主題思想或是文化意向。比如《Ghost》(1990)和《Leon》(1994)分別被譯為《人鬼情未了》和《這個殺手不太冷》。這種風格的片名翻譯一直被沿用，但近些年來譯者更多地嘗試運用更簡單的和源語保持一致的譯名，例如《One Day》(2011)還有《Adam》(2009)常被譯作《一天》和《亞當》，更貼近源語。在人名的翻譯上，早期的電影《亂世佳人》中的主角被譯作“白瑞德”和“郝思嘉”，而現如今的影視作品則很少再使用這種歸化的譯法。如此看來，很難說哪種方式更好，不過現今影視作品的發展趨勢則更加追求在中西文化之間達到一個平衡，在盡可能地傳達源語信息的同時，彌補文化中的缺省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