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新聞播報、時政評論、社會教育、政教人物訪談等較為嚴肅、鄭重、客觀性較強的節目中，情感表現應被更多地加以限制，而主要以事實、理性服人;而在生活服務、綜藝娛樂、文化人物訪談等更為休閑放松、人文氣息更加濃厚的節目中，對情感的限制應當隨節目定位和內容加以放寬。從時機來看，主持人的情感表現應當出現在意欲以情感的交流引發受眾共鳴、深化節目主題、提升節目內涵的時刻，以情感內在的感染力增強傳播效果，而不是節目全過程都是主持人主觀情感的獨家舞臺。

　　關鍵詞：廣播電視,主持人,電視節目

　　隨著大眾審美意識的不斷增強，當前受眾的接受心理出現了審美化現象。他們對信息、節目和媒體的選擇標準已超越了是否有用，而上升到是否好聽、好看，是否能為自己帶來審美的享受。與此同時，傳播渠道的多樣化、媒體競爭的激烈化和傳播效果研究的深入化，使當前大眾傳播的主要任務不再局限于信息的有效傳播。如何提高節目的美學品質，滿足受眾日益增長的審美需求，已被各大媒體納入自身的傳播理念當中。而在信息傳播的同時提升大眾真、善、美的思想境界和審美修養，推進精神文明建設，也是我國媒體人共同的追求。在這個意義上，主持人在節目中適時而恰當的情感釋放，將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廣播電視節目是以視聽為感知方式作用于受眾的接受視野的。“主持人——節目——受眾”的傳受關系不僅是以節目為中介的媒體信息和主流觀念的單向傳達關系，也是“受眾——節目——主持人”反向的以節目為中介的觀看與聆聽的欣賞關系。受眾在收視與收聽過程中所接收的不僅是來自主持人和節目的具有功利性價值的信息，還有來自節目內在品質和受眾自身期待的超功利的美感元素(如畫面的形象性、聲波的音樂性、主持人的人格魅力、節目的趣味性和思想性)。其中主持人是整個節目的執行主體，時刻發揮著能動作用，以最直觀的形象面對受眾，所以就成為最鮮明地呈現在受眾視域中的審美對象。“主持人作為一個完整的審美對象在傳遞美的信息”，與受眾建立起傳受雙方的審美關系。主持人作為審美對象與物態化的藝術品不同，他在本質上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所以受眾在這個對象身上所期待的也就不僅是他聲音的悅耳和形象的美觀，而是作為一個人由聲音、形象、情感、知識、思想等元素組成的綜合體。主持人的情感也就由此被納入了受眾的審美范疇。就像作為藝術品的繪畫、音樂因為內在情感的蘊含、滲透而具有更高的審美價值一樣，主持人也因為情感的外化和流露而更具立體性和感染力。主持人自然、真誠、高尚、高雅的情感內蘊在其表層的聲音、形象和主持風格之中，會使受眾視野中的審美對象更加豐富、完整而充實。許多受眾養成定期收聽、收視某一檔節目的習慣，很大程度上就是跟該節目的主持人形成了一種“約會意識”，從主持人全方位的美好素質中獲得審美愉悅。

　　在當今多樣的大眾傳播方式中，節目主持傳播是一種以主持人為主導和主體的特殊形態。這種特殊性是以主持人的主體作用和特殊性質所決定的。主持人一般被定義為：“在廣播電視節目中，以個體行為出現，代表群體觀念，以有聲語言為主干或主線駕馭節目進程，直接面對受眾，平等地進行傳播的人”[1]。這一身份定位使主持傳播活動呈現出人性化、對象化和人際性的特點：在節目主持進程中，主持人把媒體信息與公共觀念通過個性化的言行加以生動、具體的詮釋，并以受眾為直接表達對象，在平等、親近、友好、親切的氛圍中進行信息傳遞和觀念傳達，通過與受眾近距離溝通交流的方式強烈體現出人際性的交往模式。主持傳播活動由此具備了介于傳統的大眾傳播與純粹的人際傳播之間的獨特性，其本質屬于大眾傳播的范疇(個體行為傳播的是一種隱含的群體觀念)，又是以一種類似于人際傳播的形式來實現的(群體觀念隱含在個體行為中得到傳播)。

　　上述類人際性傳播的特點首先在于個體意義上人與人之間的交流關系，每一位主持人都力圖在節目中營造平易、輕松的交談氛圍，以建構現實生活中協調、和諧的人際交往環境;同時也是友好交流雙方平等地位的體現，主持人與其受眾之間建立的是交際溝通的雙方平起平坐、融洽和睦的主體間性關系，而不是主持人高高在上、獨攬話語權的主客支配關系(這與播音員的單向信息傳遞有比較明顯的區別)。盡管節目的進程是在主持人統籌安排下進行的，主持人在本質上掌控著節目現場和話語導向，但這種掌控卻只是隱性地發揮著作用，外在表現出的則是一種知心朋友間主人接待賓客般的和諧情境。

　　在這個意義上，主持人的情感表現便成為必然。一方面，人的心理活動是由感知、情感、理智和思想等多種元素綜合組成的，情感的表現是人際化傳播的固有現象之一。既然主持人是在一種帶有人際交往特點的環境模式中從事傳播活動的，就必然或多或少地表露出自身的情感態度。否則其在受眾面前就仿佛一塊堅硬冰冷的石頭，沒有人情的柔韌和溫度，其對人際傳播環境的營造將缺失真實性和自然性，節目也就失去了相當程度的可看性和可接受性。

　　傳受雙方之間平等友好的交談氛圍也必須以真誠的情感交流為依托。沒有真實情感的展現和交付，就減少了知心朋友間的那份信賴和默契，而增生出些許冷漠或虛偽。所以，主持傳播活動的類人際化特點，決定了主持人情感表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些著名主持之所以受到觀眾的長期青睞，除了他們嫻熟的業務操作能力和高水平的語言表達能力之外，其在節目中積極、到位的情感表現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比如魯豫每每聽到嘉賓對生活趣事的詼諧講述，都從不掩飾內心的情趣，在或會心或暢快的歡笑中達到人與人之間最自然的交流狀態。又如孟非時不時在《非誠勿擾》節目現場與嘉賓的進行調侃，幽默地表達著自己的喜悅、驚訝、贊同，甚至不滿，使一個鮮活飽滿、風趣可親的主持人形象深入人心。

　　雖然主持傳播活動帶有濃郁的人際交往色彩，但本質上仍是大眾傳播的一種形式。盡管其外在表現是“我—你”之間一對一的溝通交流，實質上卻是作為公眾人物的“我”與作為廣泛受眾的“你們”之間一對多的信息傳播與觀念傳達。所以，主持人在對個人情感進行自然外化時，也應當加以適度的調控。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的人格結構理論將人的自我劃分為原欲沖動的“本我”、交際外化的“自我”和理想規范的“超我”，那么主持人作為節目主持這一大眾傳播活動的主體，其在受眾面前的情感表現就應被定位在代表社會普遍價值觀的理想化狀態、起社會規范作用的“超我”情感的表現層面。具體而言，就是對情感表現的內容、性質、場合、時機、方式和程度進行有意識的全面把控，處理好情感控制與情感釋放的辯證關系，使之更加符合大眾傳播的公共性公益性特點、受眾的普遍心理期待和社會道德的價值標準。

　　普通心理學認為，情感和情緒雖然都是人對客觀事物所持的態度體驗，但情感傾向于社會整體的心理需求，而情緒則更偏向于個體本能的欲望沖動。雖然二者都是符合人性的正常態度體驗，但作為公共傳媒形象代言者的主持人應當充分表現前者而盡量避免后者。1992年“勞動者的歌”五·一晚會上，倪萍在講述華北油田一位勞模的事跡時流下了感動的淚水，引起全國觀眾的普遍共鳴和各大媒體的好評[2]。而在2006年足球世界杯八強爭奪戰的解說現場，黃健翔在臨近終場時近乎瘋狂地站在意大利隊一邊招旗吶喊，被指責為失控，不僅違背了賽事解說公平客觀的原則，更傷害到澳大利亞隊支持者的感情。同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倪萍的哭道出了全民心中對無私奉獻者的共同敬意，抒發了人類共通的情感，而黃健翔的喜卻只是他個人當下的情緒體現，僅僅代表部分人的心聲而沒有考慮到其他群體的感受，必然招來非議。

　　主持人所表現的應當是體現社會道德理想的高尚情感，而不是表征道德淪喪的丑惡心理;是鼓舞人生向前的積極情感，而不是慫恿自暴自棄的消極態度;是提升審美修養和精神境界的高雅情感，而不是迎合世俗、助長爛俗的低級趣味。

　　廣播電視媒體的主要使命之一是提升大眾的精神素質、完善國民的心靈涵養。真善美與假惡丑的現象、樂觀向上和悲觀抑郁的心理、高雅的文化追求和低俗的生理需求交織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廣大傳媒工作者有義務從中理性分辨而引人向上，主持人有責任通過人際情感的影響助人向好。山東廣播新聞頻道熱線談話節目《田園晚風》的主持人田園在這方面堪稱表率。她面對熱線聽友對各自煩惱的傾訴，時刻在自己的歡笑、不忿、詫異、嘆惋中為受眾分擔苦悶、出謀劃策。而上海東方衛視《幸福魔方》的主持人陳蓉，時不時通過自己隨和溫柔又不乏理性思考的情感表現于無形中啟發受眾悟得“家和萬事興”的道理，調和、化解著嘉賓之間復雜的倫理沖突。而為了片面追求收視率、收聽率，迎合社會上部分人畸形的獵奇心理，目前國內某些娛樂評論主持人本著看熱鬧的態度對明星的隱私甚至遭遇極盡嘲笑、惡搞之能事，還有些人文談話類節目主持人有意淡化話題的文化色彩，事必談性，樂此不疲，都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丞待整頓。

　　廣播電視節目畢竟不是影視作品，主持人不是演員，只有以真誠的情感交付受眾，對受眾以真性情相待，才能真正實現輕松和諧的人際溝通。倪萍認為真情的流露是主持人對生活真誠體驗的證明。“無論是哭還是笑，決不能成為職業的哭笑，模式的哭笑，一切都要用心去感受，感受到什么樣，就表現出什么樣，始終記得并用心去碰撞觀眾的心”。只有真實自然的情感，還是美的情感。當然，作為公眾人物，主持人對自己真情實感的表現也應當拿捏適當，無論是歡笑還是流淚都應把握分寸。過猶不及，無節制的狂喜與悲憤在公共傳播的語境下都是情緒失控的表現。同時，還應該在方式方法上加以考究。善意的情感如果表達方式不對，將造成負面效果。一些廣播情感節目主持人面對熱線聽眾的述苦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爭，遂直接露骨、犀利地對聽眾大加指責甚至破口大罵，不加修飾地宣泄對事對人的批判態度，嚴重破壞了傳受雙方的和諧關系，不應提倡。

　　如上所述，主持傳播活動的人際性決定了主持人與受眾雙方的主體間性關系。在節目主持傳播的語境中，受眾不再是單純的信息被動接受方，而是作為接受主體與傳播主體在平等、友善、和諧的氛圍中溝通交流，實現人際性的互動交往。這就使主持人情感的流動和影響成為可能。哲學家康德、胡塞爾和美學家杜夫海納曾分別從人類的共通感、移情作用和情感先驗的角度論述過人類情感的主體間性傳遞。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主持人所抒發的人類普適性的情感態度，在主體間性的交往關系中會引起受眾強烈的情感共鳴，使后者在深層心理上對節目產生認同意識，積極參與到節目當中，從而在客觀上極大地增強傳播效果。北京電視臺《傾聽》節目的主持人栗坤近期在對朱軍的訪談中，隨著朱軍對人生悲喜的講述，從主持春晚的樂趣和對已去逝母親的回憶，時而開懷歡笑時而深沉嘆息，以自身情感的轉換引導受眾激起人生苦樂感受的共鳴。一方面十分切合節目的即時情境，將受眾此刻的接受心理近距離拉入對節目的深度參與中，另一方面更引領受眾超越了嘉賓和節目本身，進而步入對苦樂悲喜相交織、苦辣酸甜相融合的人生真諦的感還和思考當中，使節目跳脫出單純的形式本身而具有了豐富而深厚的人文精神內涵。

　　廣播電視媒體在信息傳播的同時也傳達著主流意識和社會道德的導向。在情感共鳴的基礎上，主持人高尚、高雅而積極的情感表達會潛移默化地引導受眾擯棄丑惡、低俗和消極的價值觀，而使心靈得到凈化和升華，向真、善、美的理想精神境界趨近。當前許多民生新聞的主持人都試圖在對社會百態的評說中啟發受眾棄惡揚善。比如齊魯電視臺《拉呱》節目主持人小么哥、濟南電視臺都市頻道《都市新女報》主持人小啰啰，都通過閑聊日常生活、評論身邊時事的大眾、通俗的方式，對大小本地新聞進行個性化評說。他們對不孝子女義憤填膺地批評、對免費救治急患的醫生發自內心的贊揚、對因違反交通規則而受傷的行人的告誡、對傳統手藝失傳的痛惜，無不在真情流露的嘻笑怒罵中為受眾樹立著社會規范意識，倡導著人倫道德的理想行為，宏揚著真、善、美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通過內在感情的真誠表現，于正面肯定和反面諷喻的對比參照中喚起公眾對高尚風氣的追求，無形中提升著受眾的審美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