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名家通過電視講壇方式解讀古典名家名著。以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百家講壇》為例，該欄目自2001年7月開播以來，先后邀請一系列教授、學者解讀古典名家名著，他們以當代人的視角和思維方式在自己的專業研究領域內，將傳統上晦澀難懂的古典文學和撲朔迷離的歷史現象，深入淺出地傳達給廣大觀眾，使歷史上藏匿于深宮后院的故事飛入了尋常百姓家。
【關鍵詞】國學熱,大眾傳媒,傳播方式
20世紀90年代以來，沉寂了近一個世紀的國學重新走進人們的視野，并隨即在我國思想文化領域興起了新一輪的“國學熱”。現代社會中，作為文化載體的大眾傳媒廣泛普及并高度運轉，大大促進了信息傳播領域的發展，成為“國學熱”的有力助推器。研究大眾傳媒時代國學形象的媒介傳播方式，有助于推動國學更廣范圍的普及與更深層次的研究，從而在人民群眾中更好地弘揚傳統民族文化，增強我國民族軟實力，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提升我國的國際影響力。
國學復歸及其必然性
由于其內涵豐富、外延廣泛，“國學”一詞至今在學術界沒有一個統一、精準的定義。在古代，國學指代國家設立的學校，《周禮?春官宗伯第三》中記載“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唐代韓愈在《竇公墓志銘》中亦有“教誨于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近代意義上的國學則是在清末民初西學東漸的歷史背景下提出來的，“借用湯因比的‘歷史文明’理論來說，中國國學的誕生，主要是中國人和中國社會面對西方文明的‘挑戰’而提出的‘應戰’之舉”[1]，“國學”是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的激烈沖突的產物。多數人認為國學定義始見于章太炎的《國學概論》，胡適曾為國學下定義說：“‘國學’在我們心眼里，只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的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2]這里胡適為國學下的定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廣義上的國學，“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不僅包括傳統的文學、歷史學、哲學等學術領域，還包括音樂、書、畫、建筑等藝術領域，醫卜星象等自然科學領域乃至宗教信仰領域。20世紀90年代末期，借助當代大眾傳播媒介，掀起了新一輪國學文化熱，至今方興未艾，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與思考。本文中筆者所理解的國學指代的是狹義下的國學，即以儒釋道為主流的中國傳統的文化與藝術。
國學熱在大眾傳媒時代出現并非偶然，它有著歷史的合理性與必然性。從傳播學角度分析，可得出以下原因：
首先，受眾因素。在信息傳播過程中，受眾是信息的接受者與反映者，是媒介產品的最終消費者，受眾的接受程度是傳播效果的主要體現。一方面，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物質極大豐富，人民群眾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開始轉向對精神文化消費品的需求，人們要求了解中國古代的傳統文化藝術，滿足更高層次的生活追求;另一方面，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開放的社會機制與環境為人民群眾的多元價值觀提供了條件，但也會造成各種價值觀交織、思潮激蕩，甚至道德淪喪、人們精神空虛的社會現象，而國學中的觀念與思想特別是儒釋道倫理則為人們提供了心靈的依托，幫助人們樹立主流價值取向、找到現代社會生活的個人坐標，重新構建信仰體系;同時，隨著我國綜合實力的顯著提升，世界各國廣泛設立了“孔子學院”以了解“中國形象”，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結增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民族認同感，“國學熱”受到廣泛關注。
其次，大眾傳媒因素(傳播者)。大眾傳媒是現代社會主要的信息提供者，大眾傳播是一種制度化的傳播，“一些重要的‘稀有’公共傳播資源，例如廣播、電視使用的電波頻率等，也是國家以某種制度方式委托給傳媒組織專用的”[3]。國學是幾千年來我國各民族積累的文明與智慧的結晶，大眾傳媒利用傳播特權傳播國學信息，進行輿論引導與宣傳，以促進民族團結，增強我國民族凝聚力。此外，傳播中國文化應當是一種歷史責任，中國應當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作出民族的貢獻。[4]大眾傳媒通過國學形象的塑造，來加深世界各國對中國傳統文化與藝術的了解，樹立我國國際形象，增加國際影響力。
最后，傳播媒介因素。麥克盧漢說：“正是傳播媒介在形式上的特性——它在多種多樣的物質條件下一再重現——而不是特定的訊息內容，構成了傳播媒介的歷史行為功效。”[5]當代社會是一個信息大爆炸的社會，信息的高度濃縮與密集促使傳播媒介不斷融合翻新，這也為國學熱的興起提供了客觀條件。
國學形象的主要媒介傳播方式
通過對有關國學形象的媒介傳播方式典型事例的搜集與分析，筆者發現國學形象有以下五種主要媒介傳播方式：
2006年，《百家講壇》被評為央視十大優秀欄目之一，僅次于《新聞聯播》名列榜眼。《百家講壇》既收獲了優異的收視佳績，也獲得了良好的市場美譽度。電視讓學者有為，學者讓電視深刻，《百家講壇》秉承著“建構時代常識，享受智慧人生”的宗旨使得大眾媒體與高雅文化成功聯姻，成為2006年、2007年引人深思的文化現象。
嫁接脫口秀等新形式出現在創新綜藝節目中。2011年伊始，湖南衛視推出了中國第一檔姓氏文化深度解讀節目——《非常靠譜》，該節目邀請于丹、紀連海等十幾位觀眾喜聞樂見的專家、學者組成“擺譜團”，通過“姓名堂”、“最姓我”、“全家福”三大節目板塊，以姓氏為包裝，展示百家姓中家族的傳奇故事、家族絕活與家族杰出人才。較之電視講壇類型節目，《非常靠譜》邀請明星與名人參與現場互動與點評，增加了節目的趣味性與互動性。此外，該節目由娛樂主持大哥汪涵擔綱主持，增加了看點。《非常靠譜》采用當下更為時尚、新潮的脫口秀互動形式解讀中國傳統文化中較為冷門的姓氏、家族文化，以“百姓主題、群英擺譜”的方式，為觀眾呈現了一道高端文化大餐。
另外，湖南衛視以脫口秀形式打造的《百科全說》，將中國經典中醫養生知識嫁接于輕松搞笑的綜藝節目，使觀眾在開懷一笑間了解到中國傳統文化知識。還有《天天向上》中的夫子國學也在寓教于樂、雅俗共賞中塑造了國學形象。
電視劇、電影翻拍經典著作。近幾年來，電視劇、電影行業對傳統文化領域的選題呈上升趨勢，2005年《漢武大帝》中展示的漢文化帶動了一陣“漢學熱”，2007年，國人掀起了翻拍四大名著的熱潮，《西游記》、《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在新時代的光影技術下再次演繹視覺盛宴，2007年《貞觀長歌》再現大唐盛世。在電影方面，以打響2009年賀歲檔第一炮的《花木蘭》為例，該影片重新打造國學經典中婦孺皆知的典型形象花木蘭，用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的感人本土傳奇喚起國人心中的深厚民族情結。這部古裝傳奇巨著上映后，在獲得過億的票房佳績的同時，也弘揚了中國的傳統文化。2010年3月21日，《花木蘭》還同《赤壁》、《建國大業》等逾百部中國優秀電影當選《電影看中國》系列產品，作為歷史中國的部分展示中國形象。根據墨子“兼愛”、“非攻”、“尚賢”思想改編的影片《墨攻》、根據梅蘭芳先生一生藝術之旅改編的《梅蘭芳》、戲說趙云的《三國志之見龍卸甲》等傳統國學中的經典題材也陸續被搬上銀幕。
平面媒體適時出版同類題材相關讀物。借助《百家講壇》的東風，中華書局、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整理于丹講稿，適時出版了《于丹〈論語〉心得》、《于丹〈論語〉感悟》、《于丹〈莊子〉心得》，2008年于丹和孔健的《論語力》也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于丹熱”向人們席卷而來。2007年“全國優秀暢銷書排行榜”上，《于丹〈論語〉心得》、《于丹〈莊子〉心得》、《品三國(下)》高居排行榜前三名。①通俗易懂的白話語言代替了艱深難懂的文言文，大大增加了讀者的閱讀興趣，使得幾千年前的經典讀物在現代視角的重新解讀下有了普適性的意義。
國學形象借助網絡、移動多媒體廣播電視等新興傳播媒介形式出現。2006年，百度開設全球首個國學頻道，免費為廣大網友提供國學相關信息的特色搜索服務，提供高品質的古代文化典籍在線搜索及閱讀功能，千年傳統與時尚完美結合;新浪網則高調推出乾元國學博客，交換學習國學心得感悟。
五種國學形象媒介傳播方式的特點
各種媒介相互策動，使得國學形象的媒介傳播方式日益多元化。在飛速發展的傳媒時代，媒介資源呈現出豐富化的特征，新舊媒介交織，媒介功能日益融合。在國學形象呈現的過程中，既有傳統上的平面媒體、地上波廣播電視，也有衛星廣播電視、電子出版物以及互聯網絡等新型傳播媒介。多種媒介傳播方式為國學形象的呈現提供了多元渠道。
借助多種媒介傳播方式，國學普及呈現“大眾化”、“通俗化”。由于年代久遠，傳統國學形象在大眾心中多是抽象的意象，給人以艱澀冰冷的陌生感，而經過現代媒介的全新解讀，拉近了傳統文化與平民百姓的距離，例如，《百家講壇》利用懸念化的圖片與文字配合講解，適時配有震撼人心的背景音樂，強大的視覺沖擊迎合了受眾的感官需要，使受眾置身其中，學者平白易懂的話語將經典大眾化、通俗化，“以白話詮釋經典，以經典詮釋智慧”。同時，一般人幾乎很少有機會深入大學聆聽專家講座，也不可能經常性閱讀專業性書籍，電視講座及其相關書籍等大眾傳播方式為大眾提供了這樣一條走進文化、走進傳統經典的便捷途徑。
傳統文化與時代意義相結合，賦予國學形象新的解讀視角與指導意義。任何時代的理論只有結合新的時代背景才能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媒體呈現出的國學形象結合當代環境新特點，擁有了實際性的指導意義。在講述《論語?子路》中“君子和而不同”時，結合我國國情，于丹指出我們今天構建和諧社會，就是要把每一個人的不同聲音和諧地融入大的集體的聲音中去。專家學者站在新的時代高度，在總結國學理論精粹的基礎上，向受眾傳播新視角下的傳統文化與藝術。
大眾傳媒時代國學形象的媒介傳播方式，使得“國學熱”出現“暴力化”、“快餐化”、“商業化”的趨勢。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商業化程度的提高，文化與商品開始有機結合，文化越來越成為一種商品進行生產與消費。在市場化、商品化、利益化的過程中，傳播媒介也將中國傳統文化與藝術進行再生產、包裝、銷售，國學在大眾傳媒利益的驅使下，將抓住受眾眼球作為唯一目的，將國學內容扭曲化，傳播低俗、不健康、不道德的所謂“國學”內容，使國學變得日益“商業化”、“暴力化”。與此同時，在讀圖時代，快速的生活節奏使受眾往往沒有時間與精力處理爆炸式彌漫的信息，更不會耐下心來閱讀往往晦澀難懂的深奧知識，大眾傳播媒介將國學打包，變其“快餐化”、“視覺化”來滿足受眾對相關文化的需求。中國國學是中華民族通過數千年的積淀、詮釋、傳承下來的寶貴的精神財富，要想真正吸收其精髓，必須真正潛下心來，仔細揣摩研讀才可領悟，僅靠“暴力化”、“商業化”的“文化快餐”有時不僅不能得到純正的國學知識，甚至會形成錯誤的價值觀。這既要求受眾提升自己的分辨能力，也要求大眾傳媒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導下，加強自身媒介素養，堅守媒介應有的文化操守，真正為大眾提供一片解讀文化的凈土，弘揚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
注 釋：
①2007年12月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主管的《中國新聞出版報》發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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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J].國學季刊，19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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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鄧青，李敬一.論文化產品的產業化發展[J].新聞愛好者,2009(10).
[5]D.J.切特羅姆.傳播媒介與美國人的思想[M].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