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伯明翰學派依靠“文化霸權”、“抵制”、“自我風格”、“快感”建構起來的新理論,則為教育學者及教師理解青少年為何“叛逆”、熱衷于嬉皮士、搖滾樂等“亞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分析工具,盡管這套理論并未解決怎樣讓推崇“亞文化”的青少年接受“真正的藝術”和進步的教育。

　　一、法蘭克福學派:教師作為高貴文化的捍衛者

　　法蘭克福學派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移居美國后便將重心轉向了流行文化批判,教育人們在流行文化面前保持理性思考與文化尊嚴。他們在流行文化批判方面的開創性努力為教育學者分析媒體文化的內涵與影響提供了第一筆理論遺產。事實也是如此,吉魯(H.A.Giroux)、凱爾納、麥克拉倫(P.McLaren)等人八十年代起在教育學界發展媒體文化教育學時,都曾到法蘭克福學派那里尋求理論基礎,并將法蘭克福學派視為媒體文化教育先驅。

　　如馬丁?杰伊(M.Jay)所示,法蘭克福學派早期的許多知識創造都是為了分析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的人“膜拜”起工業社會新出現的外在“權威”尤其是“法西斯主義”,以及這種膜拜引發的人格與心靈扭曲,進而教導人們在非理性的權威膜拜社會氛圍中,保持“康德式的理性自主與尊嚴”。在法蘭克福學派看來,美國四十年代崛起的流行文化正是另一種新的“集權主義”形式,它同樣可以摧毀人的理性,因此必須發展一種流行文化批判,防止個體被其中隱含的低俗意圖吞沒,喪失文化上的高貴尊嚴。

　　[6]言外之意,法蘭克福學派通過其一貫的高貴與低俗、自主與盲從、理性與非理性等兩元對立架構,為媒體文化教育預設了合理的價值追求,如果教育學者采納他們的理論架構,自然會將教師培養成理性自主及高貴文化的捍衛者,激勵教師引導學生分析流行文化的“集權主義”本質。而法蘭克福學派恰好還為教育學者及教師分析流行文化的“集權主義”本質及其危害提供了一副理論工具。在著名的《論文化工業》中,霍克海姆和阿多諾聯手設計了一套“文化工業”理論,意在批判流行文化的企業化生產體系及其“商業化”屬性,揭示其生產低俗的“文化商品”來刺激、支配大眾,使大眾成為低俗的流行文化消費者,從而獲取“利潤”。

　　這正是法蘭克福學派為教育學者發展媒體文化教育提供的基本理論。雖然“文化工業”或“文化商品”理論并不能全面透視成分復雜的媒體世界,但卻有助于教育學者針對“商業化”的媒體文化發展出一種有效的課程與教育力量,從而啟發教師深入分析這類媒體文化的生產機制及意圖。如果將法蘭克福學派的其他流行文化批判著作,如《現代音樂哲學》、《單向度的人》等,引入教師教育領域,教師除了掌握法蘭克福學派的流行文化理論外,還可能在教育信仰方面被熏陶成高貴文化與獨立人格的捍衛者、塑造者,乃至像法蘭克福學派那樣堅信,教育、文化或藝術“必須超越大眾的流行意識”和“單向度”的“市場取向”。[7]

　　二、伯明翰學派:教師作為大眾與青少年亞文化的同情者

　　繼法蘭克福學派之后,伯明翰學派貢獻了另一種影響廣泛的媒體文化教育模式。不同于法蘭克福學派總是堅持“高高在上的態度”,[8]自創始人霍加特(R.Hoggart)起,伯明翰學派就對貴族與精英階層從文化上歧視大眾感到不平。在他們看來,文化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關鍵在于是否來自真實的生活與情感,例如底層人表達自我的爵士樂,就絲毫不比古典音樂遜色,[9]但大眾自身的文化及其內涵在學術及教育界幾乎從未得到正視,因此他們試圖發展一種以同情、理解為本的大眾文化研究,并向中學英語教師推廣。伯明翰學派選擇這條路徑,有其經驗基礎。

　　即如霍加特,便是成長于二十世紀初期和諧安詳的英國工人社區。在其中,樸實的工人群體創造了健康、道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正是這種經驗基礎,促使霍加特后來決心將工人生活與文化引入歷來被精英文化壟斷的課堂里,其教育目標是引導學生、教師認識工人階層創造的諸多美好、有意義的大眾文化。然而,這種工人文化其實僅存在于美好的童年記憶中,以之為基礎的教育常常只是在培養一種文化懷舊感。連霍加特本人都憂傷地意識到,現實中的工人社區早已被商業化的流行大眾文化俘虜和侵蝕了,他的大眾文化教育因此陷入困境。[10]后期伯明翰學派(如P.Willis)因此特別關注大眾的“抵抗”力,并引入了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轉向研究中下層青少年如何以自己的“亞文化”,來抵抗或顛覆種種凌駕在他們之上的“文化霸權”,以此建構自我風格和獲得快感。

　　這一轉向為伯明翰學派的大眾文化教育開辟了新的發展路徑,同時有利于教師深入當代中下層青少年的“叛逆”精神世界。不過一味尊重、理解這類青少年為彰顯自我、獲得快感而建構的“亞文化”,如雷鬼樂、朋克搖滾樂等,也會引發教育沖突與危機:在這個以理解為本的過程中,“叛逆”青少年的“抵抗”力得到了盡情釋放,乃至能讓“正派人士氣得啞口無言”,但教師的教育責任乃是將他們引向真正“算得上藝術”的文化,而不是姑息他們沉迷于“娛樂”與“墮落”。[11]綜上所述,早期伯明翰學派為媒體文化時代的教育學者開辟了一條頗具社會公平和美學意義的大眾文化教育途徑,由此途徑,教育學者即可引導教師走入被商業流行文化淹沒的真正的大眾文化,反抗精英階層對于大眾的不公文化歧視,而且在理解昔日大眾生活及其“情感結構”的過程中,心中還會泛起一種久久難以釋懷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