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氣候變化背景下傳統知識的影響及變化，主要意義在于：(1)挖掘整理少數民族及地方社區認知氣候變化的傳統知識體系，對促進傳統知識在適應氣候變化方面發揮特殊作用具有積極意義，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促進民族地區傳統知識的保護和傳承;(2)維持和增強傳統知識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為應對越來越頻繁的極端氣候事件提供支持，對少數民族和地方社區傳統生活生計的發展以及實現可持續發展有一定的借鑒意義;(3)利于相關傳統知識的記錄和保護，可以為未來應對氣候變化、防治氣候災害打下基礎，從而降低生產生活的風險，提高生計的安全性，同時增強少數民族地區傳統產業投資力度;(4)促進各利益群體對少數民族傳統知識的理解和重視，探索通過與科學知識相結合以適應氣候變化的創新和實踐。

　　關鍵詞：氣候變化,科技應用,發展策略

　　20世紀90年代后，氣候變化引起了更多人類學家的關注，同時隨著氣候變化的發生，尤其是極端氣候事件對土著及少數民族地區的生態環境及當地人的傳統生活生計影響的深入，氣候變化與傳統知識的研究逐漸被各界科學家重視，特別是人類生態學、民族生態學等這種跨學科的綜合研究。

　　除上述提到氣候變化對傳統知識的影響外，其余關于氣候與傳統知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著及地方社區對氣候變化的觀察、理解及適應、應對等方面，不同的土著與地方社區對氣候變化的觀察、理解不同，因此他們用來減緩氣候變化負面影響的方式，以及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也不同。國內尹侖等就藏族傳統知識的適應和應對進行了一系列研究及實踐活動。在“藏族對氣候變化的認知與應對”研究中，以典型案例形式闡述了藏民對氣候的認識，明確氣候變化存在著以本土認知為基礎的衡量指標，并基于傳統知識傳承和發展來分析當地傳統知識如何應對氣候變化活動，呈現出地方性傳統知識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現象中的價值和作用。SALICK和BYG[7]在其《原住民與氣候變化》一文中詳細論述了分別生活在極地、山地、沙漠、熱帶雨林、島嶼、溫帶地區的原住民族如何觀察、理解并適應氣候變化，并提出傳統知識的考究有助于政府相關部門制定氣候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和借鑒價值。NYONG等分析了非洲荒漠草原上土著民族傳統知識在適應及減緩氣候變化策略，指出緩解和適應氣候變化問題在當地并不是一個全新的理念，反而在很早之前當地農民就運用傳統知識發展了一些方法來減少氣候變化影響的脆弱性。在另外一些研究案例中，也有關于運用傳統知識來應對諸如干旱、沙漠化或者洪災這樣的短期極端氣候災害。可見，土著與地方社區或者少數民族群體，他們不僅是氣候變化的觀察者，而且對其有特定的詮釋，并積極運用相關傳統知識來應對，緩解氣候變化對其自身造成的影響。

　　除了以上學術理論研究，在傳統知識應對氣候變化的實踐方面，近些年一些政府組織、機構及非政府組織分別開展了相關實踐活動。2008—2009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亞太政府間合作研究網絡支持中國學者，開展了“云南滇西北半農半牧地區氣候變化與傳統知識”和“云南東喜馬拉雅地區氣候變化與傳統生計”行動項目研究，提高少數民族對氣候變化的認識及增強其適應，同時促進了社會各界對氣候變化與傳統知識的認識和重視。2011—2012年，美國大自然保護協會(TheNatureConservancy，TNC)在中國也開展了相應的實踐研究，分別在內蒙古、云南等地收集了傳統知識應對氣候變化的經驗和實用方法，并在中國其他地方推廣。

　　與生物資源相關的傳統知識問題是目前國際生物多樣性保護領域的熱點，《生物多樣性公約》第8(j)條要求各締約國尊重和維持土著與地方社區擁有的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傳統知識，并促進其應用和惠益分享。2004年初在馬來西亞召開的《生物多樣性公約》(CBD)第七次締約方大會(ConferenceofParties?7，簡稱COP?7)將傳統知識問題列為大會重要議題，并授權“第8(j)條及相關條款特設工作組”[或稱“傳統知識工作組”]為制定傳統知識保護特殊制度等開展談判。2006年1月底在西班牙格林納達召開的工作組第四次會議審議的議題包括：“探討制定技術準則用于記錄和整理傳統知識、創新和做法;關切氣候變化對傳統知識的威脅;繼續制定“傳統知識行動計劃”。2006年在巴西的庫里提巴召開的《公約》第8次締約方大會(COP?8)、2008年在德國波恩的召開的《公約》第9次締約方大會(COP?9)、2010年在日本名古屋召開的《公約》第10次締約方大會(COP?10)以及2012年10月在印度海德拉巴召開的《公約》第11次締約方大會(COP?11)所形成的決議，均涉及土著與地方社區(ILCs)傳統知識與氣候變化。COP?8形成的專門針對第8(j)條款的VIII/5B號決議指出，需要創新、實踐并深入研究氣候變化對土著民族的影響，諸如干旱、污染、荒漠化等威脅。同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NationsEnvironmentProgramme，UNEP)編寫了一份報告，重點關注氣候變化進程中土著和地方社區(ILCs)的特殊脆弱性及應對措施[28]。另外，COP?8第VIII/30號決議也指出，鼓勵當事人和其他政府機構在處理研究氣候變化對生物多樣性影響時，要考慮到涉及的土著人民及地方社區(IL?Cs)等利益相關者，特別是生態系統安全、人體健康和傳統知識等問題[29]。COP?9形成的會議報告和會議決定(IX/13，IX/16號決定)，均指出土著和地方社區易受氣候變化影響及緩解和適應氣候變化影響評估的活動，包括對傳統知識造成的威脅。會議還建立了一個針對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的特設技術專家組(AHTEG)，成員包括土著和地方社區(ILCs)的代表[30-32]。COP?10在其X/40，X/41，X/43號決定中，強調對土著和地方社區(ILCs)傳統知識的尊重，并提出生物多樣性與氣候變化和土著民族傳統知識之間的關系[33]。COP?11在其XI/14，X/19/，XI/20，XI/21等決定中也大量涉及生物多樣性及相關傳統知識與氣候變化的問題。指出需要重視與氣候相關的地球工程研究，主要是與氣候變化工程相關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的規章制度，其中尤其需要將土著和地方社區等利益相關者的視野及經驗納入研究。

　　1998年以來，土著及少數民族代表一直參與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itedNationsFrameworkConventiononClimateChange，UNFC?CC)締約方會議，其中也包括涉及土著民族受氣候變化影響的評估及適應。最近幾年中，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等國際論壇都將傳統知識列為重點議題而開展政府間談判[24]，同時，國際生物多樣性土著論壇(In?ternationalIndigenousForumonBiodiversity，IIFB)、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NationsEducational，ScientificandCulturalOrganization，UNESCO)、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itedNationsDevelopmentPro?gram，UNDP)、瑞典生物多樣性中心(Centrumf?rbiologiskm?ngfald，CBM)、聯合國大學(UnitedNationsUniversity，UNU)等機構組織均開始將氣候變化與傳統知識作為議題，研究氣候變化對土著及地方社區傳統知識及傳統生計的影響，并指出公眾需要認識并理解在氣候變化背景下，這些群體的特殊脆弱性、關注點及適應能力。同時，聯合國大學(UNU)在其出版物中匯集了全球各地400多個關于氣候變化與土著及地方社區的案例研究，闡述了氣候變化對這些群體的影響，以及適應及減緩策略。在2010年9月，我國國務院批準實施的《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倡議與行動計劃(2011—2030年)》也提出加強生物多樣性相關傳統知識保護和應對氣候變化的研究。

　　大量國際公約、報告、政策及科學研究結果表明，氣候變化對土著及地方社區傳統知識的影響以及利用傳統知識應對氣候變化的跨學科研究已逐漸受到重視，但是整體研究基礎還很薄弱，尤其在中國，這方面的研究和實踐都處于起步階段。然而，我國少數民族傳統知識極為豐富，但是由于地理環境條件和人文因素，這些傳統知識極易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其保護與可持續發展正面臨著相當嚴重的問題。因此，我國少數民族及地方社區對氣候變化的觀察、理解和應對將是今后研究的重點。由于該研究屬于跨學科綜合研究，自然科學家和社會學家(特別是人類學家)對其研究側重點會有所不同，可能從不同角度來認識，但其核心均是研究傳統知識與氣候變化的相互關系。隨著科技的變革，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對氣候變化的研究已經不僅僅停留在溫度、降水等氣候因子的變化，而是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綜合性的社會問題，氣候變化與傳統知識的研究也將會在不同方面發展，包括人類學、生態學、社會學、經濟學及生物科學等一系列學科，形成一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

　　為進一步推動氣候變化與傳統知識的研究，特別需要關注以下方面：(1)研究方法上，目前的定性研究多于定量研究，很多研究僅僅局限于走訪調查的層面上，而土著及地方社區以及少數民族居群的發展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歷史過程，需要以定量數據的研究方法，揭示氣候變化對傳統知識的影響程度和傳統知識對氣候變化的應對能力。(2)研究內容上，當今科技發展及外來文化對傳統知識的沖擊較為嚴重，傳統知識的傳承與保留也會受到影響，需要研究氣候變化與外來因素及其疊加效應對傳統知識的影響等。(3)研究如何應用傳統知識應對氣候變化等環境問題以及利用傳統知識促進經濟發展和文化傳承等，這也是保護和維持傳統知識的一種有效途徑。

　　目前國內關于氣候變化對傳統知識的影響研究剛剛興起，其中民族生態學和生態人類學等交叉性學科的相關研究走在研究的前沿。針對氣候變化對傳統知識影響的跨學科研究，國內一些學者分別對氣候變化與藏族、基諾族、土家族、壯族、白族、德昂族、蒙古族、侗族及傣族等少數民族傳統知識進行了研究，闡釋了不同少數民族傳統資源利用及傳統生活生計方式等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及產生的后果。其中氣候變化對藏族傳統知識的影響研究具有代表性及創新性，該研究以云南迪慶為案例研究點，通過具體的田野案例調查和研究，闡述氣候變化及其引發的極端氣象災害對藏民生產生活造成的挑戰以及對其傳統生計方式的影響，同時給當地社區的可持續發展帶來威脅。研究創新點在于對藏族傳統知識體系的構建以及框架模式的分析，以傳統社區為主導分析氣候變化給藏族傳統知識帶來的影響，具體涉及傳統農業、傳統畜牧業和傳統生活生計幾個方面。相比于國內，國外就氣候變化對傳統知識的影響研究已走在前面。傳統土著民族的分布往往具有局域性，并分布在全球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這些生物多樣性豐富的土著民族地區已經開始經歷氣候變化的重大影響，甚至潛在的氣候變化對土著人類健康也造成一定風險。KRONIK[9]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的原住民與氣候變化》一書中闡述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生活在高原，低谷及海岸附近的土著人民的傳統生計方式及傳統文化等受氣候變化影響的事實，并提供有效的、可持續的適應指導原則。哥倫比亞大學BenjaminOrlove教授對此書予以高度評價，稱其將傳統生計、可持續發展與社會及文化有效結合，不僅可以應用在研究領域，更廣泛的可用在可持續發展及環境法方面。GEOFFREY在“坦桑尼亞氣候變化與原住民的適應：原住民與氣候變化”研究中指出，土著民族極易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比較顯著的有農業方面、多重耕作等方面。因此有必要考慮使用土著民的傳統知識來適應并減緩氣候變化的影響，同時研究表明傳統知識及實踐在適應及減緩氣候變化上有一定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