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財經問題研究 2022年7期
作者：馬海濤; 文雨辰
摘 要：將共享作為發展的最終目的和歸宿，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在新發展階段下，對于共享發展的推進還需從短期發展階段和長期發展目標兩個角度加以考慮，在此過程中，作為高質量發展的助力劑——減稅又將發揮怎樣的影響?本文先從理論層面詮釋了在短長期視角下減稅對共享發展的影響機制，并基于2011—2019年省級面板數據進行了實際效果檢驗。研究結果表明：在短期視角下，各地區人均稅收增幅的下降會顯著提升當地共享發展水平;但在長期視角下，減稅引起地方政府自有稅收能力不斷下降，并越來越依賴于中央劃撥資金，且民生領域的支出效益處于較低水平，從而不利于長期目標下共享發展的實現。此外，上述結果存在明顯的地區異質性。因此，在后續減稅政策的制定中，還需立足當前的發展形勢，結合長期發展目標，不僅要繼續完善現有各項減稅政策，還需考慮適時配以結構性增稅，夯實地方政府自有財力，使稅收權利與民生支出義務相對等，以切實發揮財政在共享發展推進中的積極作用。
關鍵詞：共享發展;減稅;民生支出;現代財稅體制;新發展階段
新中國成立已逾七十載，改革開放也歷經了四十多年風雨。現階段，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亦處于新發展階段，為同時應對國內日益下行的經濟增速和國際復雜多變的外在環境，黨中央審時度勢，提出新發展階段下的新發展理念，并將“共享”確定為高質量發展的根本目的。共享發展理念的提出是對新發展階段下共同富裕的繼承與升華，也是對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高度體現。共享發展理念的提出與實現等重大問題，已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被系統地呈現，表明共享發展已逐漸從理論層面上升到了更具實質性的現實要求。與此同時，財稅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石也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地位，因此，在“十四五”時期稅收的改革和發展必須遵循新發展理念，將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得以保障作為一切改革的出發點，將人民的福祉是否得以增進作為一切發展的中心與目標。這意味著，我國當前持續推行的減稅政策不僅要契合宏觀調控和宏觀經濟政策，為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勁動力，更要在此過程中，通過政策的調整與完善讓全體人民共享高質量發展成果。
一、文獻綜述
(一)共享發展理念意蘊的研究
“共享發展”雖是極具中國特色的原創性理念，但實現共同繁榮是所有國家的共同追求。早在20世紀，佩魯[1]就提出了“經濟增長應該更加公平，將更多的增長成果惠及全體公民”的共享觀點。羅爾斯[2]在《正義論》中對于公民權利與義務的公平分配原則的論述也蘊含了共享的意向。到了21世紀，森[3]將社會的共享狀態作為實現人自由發展的重要途徑。與國外研究相比，國內學者同樣認為，共享發展理念蘊含了社會正義的重要思想，凸顯了社會經濟運行的內在公平性問題[4]。但與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下的“共享”還存有本質差異，正如習近平[5]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共同富裕，是體現人的全面發展和各個主體的自我發展，不是簡單以高福利結果兜底的共同富裕;要統籌好發展與共享的關系，按照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漸進地推行，通過增長的方式來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可見，一方面，正如李軍鵬[6]所指出的，社會主義下的共享發展絕非社會矛盾的調和手段，而是對中國共產黨所領導下的中國最本質的要求。反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高舉的“公平正義”和引以為豪的“高福利社會”，其根本目的都是用以緩解社會發展中的階級矛盾，防止社會出現動蕩，進而從根本上維護資本主義分配制度。吳文新和程恩富[7]進一步指出，長期的高福利社會保障制度不僅無法真正達到共享發展目標，還給國家財政帶來了嚴重包袱，造成更為嚴重的階級矛盾和宗教沖突。相較之下，劉康[8]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共享發展是要“讓社會中的每一位成員都有可能參加社會財富的生產、分配與管理”，以彰顯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從而真正實現自我發展。另一方面，劉旭雯[9]認為，不同于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以犧牲效率換公平的做法，共享發展不等于同步共享，不是以犧牲效率去做不符合當前發展階段的同等、同步富裕的安排，而是同時將發展和共享作為主攻方向，其中，發展是前提，共享是核心[10]。
(二)共享發展評價標準的研究
理論上，“人民性”是共享發展最為核心的價值屬性，在實踐中對其衡量標準的界定雖有所不同，但都以此為出發點加以展開。各位學者已分別從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生態環境，與人民自身關切的經濟生活水平、社會保障，以及實現人民自我發展的機會公平、成果公平等各個角度評價了我國共享發展水平。高質量發展研究課題組[11]則從全民共享、全面共享、漸進共享、共建共享四個方面更加全面地構建了共享發展的評價體系。在此期間，也有學者提出要立足于我國基本國情，萬海遠和陳基平[12]認為，如何讓大部分低收入群體邁向中高收入層次，以改變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現狀依然是當前共享發展最迫切的挑戰，因此，還應將收入分配作為衡量共享發展的核心標準。劉志國和劉慧哲[13]亦指出，通過調節收入，不斷提高中等收入人群的占比是達到共同富裕必經之路。從收入角度出發，鄭瑞坤和向書堅[14]提出，可以以收入所帶來的消費滿足感為測度標準，評價城鄉居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現實狀況。由此可見，共享發展并非一個固定不變的概念，而是隨著生產力發展不斷充實及進行動態調整，但其始終都將人民的利益是否得以實現作為根本標準。
(三)共享發展實現路徑與機制的研究
根據現有文獻，學者們普遍認為，共享發展的實現取決于公平正義的制度支撐與政策機制的完善。首先，公平正義的制度支撐是關鍵。一是要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張占斌和吳正海[15]認為，共享發展具有明顯的人民性屬性，只有在公有制的確立下不斷強化總體設計才能真正實現共享。二是要推進和完善社會制度改革。如當前飽受爭議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等，劉尚希[16]指出，此類問題所造成的群體間差距會隨著機會不公平而逐漸拉大，因此，必須徹底破除這種由于制度弊端而導致的起點不平等，才能在推動共享發展的過程中持續得到動力。其次，要不斷做大做優經濟這塊“蛋糕”，使之成為共享發展的堅實基礎和物質保障[17]。最后，李海艦和杜爽[18]認為，應綜合利用財政、稅收、轉移支付等工具，完善有利于促進共享發展得以實現的收入分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政策體系。綜上所述，在推進共享發展的實現道路上，雖不能操之過急，但也要積極有為，綜合利用政策安排和制度保障以逐步提升共享發展水平。
在對現有文獻進行梳理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學者們已分別從理論和實踐層面對共享發展展開了研究且成果豐富，但尚有需要補充和完善之處。一方面，對于共享發展的研究，劉培林等[19]認為，應分階段設置共享發展的奮斗目標，但在具體設計共享發展評價標準時并未據此細化。另一方面，對于促進共享發展的政策工具研究，稅收工具的分配調節作用多次被提及，但對稅收與共享發展之間的研究仍多停留在理論層面。基于此，本文先以不同發展階段為研究視角詮釋了減稅對于共享發展的影響機制，并基于2011—2019年省級面板數據進行檢驗。與現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學術貢獻在于：首先，不同于以往文獻將共享發展作為一個整體加以研究，本文以發展的階段性作為切入點，分別從短期發展階段和長期發展目標兩個角度對共享發展的評價體系加以設計，以凸顯我國不同發展時期對共享發展的重點要求。其次，分別從理論和實證層面廓清了不同發展階段下減稅的長期實行對共享發展的實際影響效果，擴展了減稅效應和共享發展的相關研究，對已有文獻的空白之處進行了重要補充。最后，深入探究了在長期減稅過程中，如何通過支出效益這一中介機制對共享發展產生影響，從而更加全面地認知所研究的問題。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共同富裕是共享發展的目標，共享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指向，因此，在共享發展的推進過程中，先要明確這一事業的長期性和持續性，既要積極面對并有序回應人民群眾的訴求，也應站穩腳跟、穩步前進，切忌急功近利，做出不符合現發展階段的規劃安排。根據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下文簡稱“會議”)指示，要科學把握共同富裕的實踐路徑。其中，會議直指兩點：一是在發展生產力的同時，注重調節手段的運用，防止兩極分化。二是完善公益事業，優化醫療、教育等民生領域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對于前者，會議表示要向此目標穩步邁進;對于后者，會議則指出當前還需“量力而為”。由此可見，推進共享發展，實現共同富裕還需分步完成，且在不同階段下需考慮的重點任務也會有所不同。鑒于此，筆者認為，短期內還需將共享發展的核心聚焦到物質層面，注重收入的增長與合理分配，在此期間，稅收作為調控經濟、調節分配的有力工具，必然會對短期視角下共享發展的重心任務——收入增長與分配產生重要影響。根據會議精神，短期內雖強調“量力而為”，但從共享發展的理念出發，只有達到物質與精神文化相結合的全面共享，才能真正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從而實現共同富裕，因此，這也必將成為共享發展的長期目標。在此過程中，由于稅收是各級政府保障民生領域不斷發展的重要來源，勢必也會對長期視角下共享發展的重心任務——全面完善公共服務體系有所影響。
(一)短期視角下以減稅助推共享發展
當前，我國正處于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階段，王與君[20]認為，在此期間共享發展從本質上還應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發展，保持經濟持續增長。二是共享，保證收入合理分配。減稅工作的開展正是助增長、調分配的一劑良藥。
1.以減稅增強經濟發展動力
減稅和經濟增長的關系一直是經濟學研究的重點。以減稅促進經濟增長和穩定發展已得到諸多學者的理論闡述和實際驗證，在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周期性波動可通過適當的稅收調節得到緩解，從而將經濟維持在正常軌道上。其中，面對經濟增速的周期性下降，減稅政策的設計與實施已是各國普遍采用的手段。一方面，對家庭尤其是低收入水平家庭而言，減征其所得稅可直接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進而刺激消費。另一方面，通過對企業稅負的削減可拉動投資、增強研發創新能力、提升活力。而消費和投資的增加是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技術創新更是推動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來源。除此之外，經濟建設與發展離不開廣大社會成員的積極參與，(這部分體現的邏輯是減稅——刺激消費、投資，鼓勵企業創新，提升就業——帶動經濟增長，厚實共享基礎)申廣軍等[21]研究發現，通過減稅這一“藏富于民”的方式還可對就業產生推動作用，從而促進經濟發展。總體來說，隨著改革進入新階段，減稅政策的持續運用和不斷調整依然是我國維持宏觀經濟穩定增長的必要手段之一。
2.以減稅改善分配制度
完善協調的三次分配制度是緩解群體間收益差距、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保障全體成員共享發展成果的重要手段。在此過程中，余淼杰和曹健[22]研究認為，稅收可被作為關鍵性的抓手。如在初次分配階段，應發揮市場在資源合理配置中的主體地位，那么應盡量減少由于稅收而產生的價格扭曲。全面“營改增”的落實以及簡并下調增值稅稅率等措施的推行，不僅減輕了企業和家庭的稅負感，更有益于維持稅收中性，緩解征稅過程對市場運行的干擾。在再分配階段，可以通過個稅改革提高工薪層級收入，進而調節個體間的收益差距;以差異化的稅收優惠調節企業間、地區間的收益差距。此外，熊惠君和謝玲玲[23]研究表明，對部分生活必需品實施增值稅免稅等優惠也可通過改善支出端調節收入分配。在三次分配中，亦可以通過減免稅等優惠政策的制定引導企業和個人將更多財富投入到公益事業當中。
鑒于此，筆者認為，可以減稅為契機，完善我國稅收制度，以發揮現代財稅體制建設對完善分配制度的主動作為，以此保障不同群體必要的生活水平和消費能力，從而共享經濟發展成果。基于此，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短期減稅政策的實施有助于推進共享發展。
(二)長期視角下持續減稅可能會阻礙共享發展水平的提升
長期發展目標下的共享發展不應僅僅局限于收入的分配公平，還應拓展至精神、文化等各個領域。因此，需不斷建設與完善公共服務體系，以促使人在教育、文化、健康、就業等各方面的機會均等，從而實現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進步和個人的全面發展。對于這一目標的實現，還需各級政府密切配合、積極作為，而從財政的角度則要加大長期民生領域的投入與建設，更要重視政府的支出效率，將供給與需求相匹配。
對于地方公共品的提供，由于不同地區的居民有著不同的偏好，這種需求上的差異更易被地方政府所捕捉，因而地方政府應成為當地公共品的提供主體。同時，朱為群等[24]認為，對于不同目標下的公共開支，應與其資金來源形成一定的對應性，從而提高地方公共品的支出效率和供給水平。其中，稅收由于來源穩定、增長性好，最適合成為各地方政府提供本地基本公共服務的財力保障。然而，蔡紅英等[25]研究發現，近年來在大力度減稅政策的實施下，地方政府的財源中稅收所占比重不斷下滑，且呈較低態勢，這意味著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能力有所減弱。出于各地保民生剛性支出上的需要，中央政府持續增加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規模。但由于劃撥資金往往缺乏使用上的靈活性，導致地方公共品的供給與其資金來源呈現出非對應性，影響當地公共品的有效供給，進而阻礙共享發展水平的提升。基于此，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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