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目前農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相差不大，從事的工種普遍技術性不高的情況下，技能水平對財經理論與實踐(雙月刊)2007年第2期2007年第2期(總第146期)李云才，陳曉紅等：技能經濟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倡議地位農民工工資報酬的決定性作用更大。隨著社會科技水平的不斷提高，對勞動者的技能，對技能人才的需求是顯而易見的，它不斷孕育和催生技能經濟的發展，它必然成為農民增收的主要途徑。

　　關鍵詞：經濟,新農村建設,經濟改革

　　據研究，農村小學教育對農村人均收入增長的貢獻微乎其微，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會抵消收入的增長。那些只接受了小學教育的農村居民，外出打工獲取工資性收入和其它非經營收入的概率太小，因此，多停留在農村和農業活動中，從而導致農業從業人口人均收入的增量稀釋和下降。中學教育對各地農村人均收入增長的貢獻率較高。各地區農村生均教育經費的支出對農村人均收入增長的影響具有顯著的正相關性。

　　《中國統計年鑒》數據顯示：近10年來我國公共教育經費支出占GNP的比重幾乎都在2.5%左右徘徊，明顯低于《綱要》4%的要求，而聯合國的建議是6%;同樣，教育支出占財政支出比例一般在12%～13%左右徘徊，也明顯低于《綱要》中15%的標準。同時，我國教育規模的擴展卻很快。相關研究顯示，教育培訓投入占我國全部人力資本投資的72%～73%，而個人和家庭的投入在2001年已經占到我國人力資本投資總量的55.79%。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等相關資料：1999年僅學費支出一項就占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7.3%，達到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1.25倍。2003年大學本科生一年的學雜費和生活費平均約需1萬元，而同期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僅為2622元。另據調查，農民參加一個為期2～3個月的職業技能培訓班，一般支出要上千元，這對還在求生存的多數農民來講，只能望而卻步。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提高農民的受教育水平，培養農民技能已成為當務之急。因此，應把農民技能培訓經費列入公共財政支出，有計劃、有目標、分階段、分批次向農民提供免費培訓服務。

　　在當前結合產業融合發展趨勢，開展復合型技術培訓已成為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因為單一的技能培訓已不能滿足農民的需求，農民對就業培訓的要求進入復合化階段。要改變過去在培訓中單一注重量的積累，而忽視質的提高的傳統做法，不單純為培訓而培訓，要提高培訓的效能，學以致用。注重開展引導性培訓，增強勞動力的市場意識和不斷學習意識，轉變就業觀念，增強就業本領;要研究培訓科學技術轉化的可行路徑，大力開展“定單式”培訓，市場需要什么就培訓什么，發展什么產業就培訓什么技術，使受訓勞動力直接就業，并建立就業后再培訓機制。

　　我國農村現有1.5億富余勞動力，而且每年還要新增勞動力600多萬人。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中，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8.2%，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9.3%，高中及中專文化程度的占11.9%，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占0.6%，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僅占9.1%。當前，農民文化和科技素質與二、三產業就業崗位不相適應的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大量的農村富余勞動力由于缺少技能找不到工作處于“閑置"狀態。就連我國相對較為發達的廣大農村地區也不例外，如在北京市懷柔區，農村教育水平偏低，缺乏文化教育素質的農民勞動力具備初中文化水平的占農民勞動力總數的73.64%，沒有任何技能或職業資格證書的勞動力占70.50%。沒有接受較高文化教育和培訓的勞動力，自身創新能力也差，只能滯留在傳統的農業、林業生產領域，很難開拓新的就業渠道和創設新的就業機會，更無法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崗位，因此，較低的原始教育水平和自身的文化教育素質制約了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這種狀況，在我國的廣大中西部地區更是如此，使相當一部分農村勞動力缺乏技能而滯留在傳統農業領域，或盲目外出找不到就業崗位，或臨時就業而收入微薄。

　　據報道，勞務經濟占我國農民純收入的比重超過50%，已有相當一部分地區的勞務經濟成為農民增收的主要途徑。2003年，湖南省勞務收入達 441億元，務工人員年人均總收入6000元，不少縣(市)年勞務收入在5億元以上，都數倍超出當年財政收入。比如，平江縣2004年勞務收入達16億元，是當年全縣1.9億元財政總收入的8倍多。外出勞務者中，30歲以下的約占55%，31～45歲的約占31%，46歲以上的約占14%。在廣東的湘籍民工已達三四百萬人，2004年湖南省轉移到制造業、建筑業、社會服務業以及批零貿易、餐飲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勞動力占外出勞務總數的80%以上。對全省20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2020個農戶貧困監測調查顯示：2002年扶貧重點縣農村外出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的比重為14.2%，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22.9個百分點，人均工資純收入僅421.24元，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近500元。與此同時，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僅占勞動力總量的5%。由于缺乏專業技能影響了農民向國內城鎮轉移，更無法向國外轉移。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勞務經濟已成為農民增收的重要途徑;另一方面，勞務經濟的成長又受制于農民的素質和技能。缺乏技能，使農村勞動力轉移總量受到制約，貧困地區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更加困難，更無法向多結構、廣領域、高層次、寬空間轉移，而低層次、低水平的轉移又嚴重阻礙了農民增收。

　　正因為如此，我國許多地方在提高農民技能方面采取了積極的措施。在“十五”期間，如淮安市本著“實際、實用、實效”的原則，構建多渠道、多層次、多形式、多門類的農民素質教育培訓體系。在全市195萬農村從業人員中，平均每年集中培訓農民骨干6萬人，五年達到30萬人;在全市1247個行政村中，每個村平均受訓人數200名左右;在96萬農戶中，有1/3家庭戶主接受重點培訓。使受訓農戶能夠有效運用一門、熟悉掌握兩門、大體了解三門實用致富技能;使參訓對象思想素質明顯提高，生產方式明顯改進，經營效益明顯增強，富余勞力得以輸出。如洪澤縣通過2001年一年培訓，使3萬多農戶掌握了1～2 門實用技術，催生科技致富大戶二千戶，使科技在農業生產中的貢獻份額占80%以上，80%的農戶運用科技當年受益。金湖縣400余名農民，經過廣告業務培訓，勇闖京城，當起廣告人，現已發展為金光大道廣告有限公司，總資產2000多萬，廣告業務員年收入最高的已達10萬元。

　　從農民收入構成來看，農民來自農業的收入自1998年以來曾連續三年下降。其中，1998年比上年下降2.3%，1999年下降 4.5%，2000年下降4.3%。近年來一些糧食生產區和純農戶農民的收入是負增長的。以2000年為例，我國純農戶和以農業為主的兼業戶占農戶總數 60%，他們的人均純收入是2010元，比1999年下降1%。農民收入增長幅度遠低于同期GDP的增長幅度。據統計，1997～2003年7年間，我國 GDP每年增長幅度分別為8.8%、7.8%、7.1%、8.0%、7.3%、8.0%、9.1%，同期農民收入增長幅度則分別為4.6%、4.3%、 3.8%、2.1%、5.0%、4.6%、5.9%，分別相差4.2、3.5、3.3、5.9、2.3、3.4、3.2個百分點。這就表明，農民收入的增長已遠遠跟不上經濟增長的步伐，經濟發展沒有使農民得到應有的實惠，兩者是不同步的，呈現出一種相背離的趨勢。

　　再把農村居民收入同城鎮居民收入做橫向比較發現，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經歷了一個由大到小再由小到大的過程，從改革開放開始至1985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快于城鎮居民，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一度出現了縮小的勢頭。但自1985年以后，城鎮居民收入增長再度快于農民。世界上多數國家的城鄉居民收入比率為1.5，超過2的極為罕見，而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達到 3∶1以上(據分析，如果包括城市居民的公益性福利在內，這種差距將達到6∶1)。

　　根據《中國農業年鑒》統計資料，2001年農民人均收入2336元。收入在1000元以下為13.33%，1000～4000元為71.74%，4000元以上15.80%。如果按照人均純收入在1000元以下為特困，1000～4000元為中等收入，4000以上為高收入的標準，我國農民人均收入高、中、特困的比例為1.5∶7.2∶1。因此，增加農民收入問題已經到了必須從理論上突破，從實踐中突圍的關鍵時期。盧卡斯等人的研究表明，在農民教育程度對其收入的諸多影響途徑中，通過提高遷移就業的概率所起的作用占主導地位。農民的教育程度越高，其獲得非農就業的概率越大，相應地，其工資性收入也越高。據調查，參加技能培訓的農民比沒有參加培訓的農民每人每年的收入一般要多200元以上。有關資料顯示，城市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2.2年，農村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 7.7年，兩者相差4.5年。另據調查顯示，有35.2%的人認為“外出就業前接受培訓”非常有必要，他們認為通過培訓掌握一定的技能不但容易找到工作，而且報酬會比較高，不過他們最需要接受的培訓內容為實用技能。在相同的教育水平下，掌握職業技能的農民工一定比不掌握職業技能的農民工的工資報酬高。

　　有序轉移是強化技能培訓的重要手段與保障措施。有序轉移可提高培訓的針對性、實用性、產供兩地的聯接性以及轉移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能吸引受訓農民群眾參加培訓，提高他們自覺參訓的積極性、主動性，激發求知欲、求技欲、求能欲。與此同時，職能部門要更好地加強服務與管理，充分發揮農村勞力轉移主管部門的服務功能，為廣大受訓對象提供訓前、訓中、訓后服務，實現有組織、有計劃、有管理的有序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