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計劃經濟下的我國教育體制最大的弱點和弊端就在于它窒息了辦學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統一模式”、“千校一面”,不利于人才的發揮和成長。學校、地方都缺乏辦學的自主權,影響了辦學積極性的發揮,影響了中等學校、高校在經濟發展中做出更大的貢獻。歷史和實踐證明,國家提出教育方針,頒布各項教育的法律、法規,明確有關政策、制度,在此前提下,充分發揮地方和學校辦學的自主權,鼓勵創造、鼓勵競爭,這是改革“千校一面”模式,形成“千帆競爭”、“百舸爭流”生動局面的重要條件。這是知識經濟時代,我國教育體制必須作出的選擇。目前,國家正通過“共建、調整、合作、合并”等形式對教育條塊分割的舊格局進行改革,實施以地方為主,學生來源于各地,學校的教學和科研主要為各地經濟和社會服務的方針,這一新格局無論對地方經濟的發展,還是對高、中院校本身的發展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

　　關鍵詞：知識經濟,經濟教學,經濟發展

　　經濟體制的改革,必然影響和促進教育的改革,教育要為經濟發展服務,經濟發展要依靠教育。這種密切的關系,決定了教育改革必須同經濟改革協調發展,互為促進,相得益彰。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教育市場從賣方市場走向買方市場。從買方看有兩個方面:第一方面,是需求人才的社會、企業一方,迫切需要知識經濟時代的新型人才。20世紀70年代以來,知識經濟迫使信息、知識、科技、創造力及其勞動者———人才,成為最重要的倡議資源,經濟競爭轉向人才、人力資源競爭,國家經濟和國有企業順應這一競爭形勢而未雨綢繆,按知識經濟對人才的要求進行人力資源的開發。第二方面,從勞動者接受教育的動機看,大致有六種:一是為了工作的需要;二是為了職業的改善;三是為了增長知識;四是為了提高認知興趣,滿足自己交友的欲望;五是為了滿足社會對自己的期望;六是為了自己形象的提高和價值的提升。在適應經濟興起的過程中,還有一個特別應注意的問題:一方面由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大批勞動力被迫走進失業者的行列;另一方面企業紛紛抱怨它們無法找到合適的勞動力。

　　我國目前出現的勞動力失衡問題即供求矛盾,實質上是知識經濟興起的必然。事實上在知識經濟起步較早的美國也早已發現這個問題。一份美國商務部發布的專題研究報告———《美國的新赤字:信息技術工人的短缺》,報告開宗明義地指出:知識經濟中數字技術和通訊產業對具有能夠運用信息技術高技能的勞動者產生了旺盛的需求,估計11年(1994—2005年)中平均每年增加9.5萬人,而在1994年全美所有大學一共才畢業2•46萬名。于是中等職業學校、在職人員培訓成為解決這一矛盾的可靠途徑。事實上,我們可以發現,勞動力的素質和結構問題乃是當今一段時期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障礙,教育必須正視這個現實,采取相應措施,解決這一供求矛盾,否則教育要想推動經濟、企業、社會的發展將是緣木求魚。從賣方看,中、高等學校要擔負起為社會、為企業培養人才的重擔,負有滿足勞動者接受教育的責任。培養高素質的創新人才就成為中、高等學校的歷史使命。更新教育觀念,深化教育改革,構建中、高等學校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勢在必行。所謂人才培養模式,是指中、高等學校根據人才培養目標和質量標準,為學生設計的知識、能力、素質結構以及怎樣實現這種結構的方式。

　　在當今知識經濟時代首先必須明確兩個重要觀念:1.教育的投資是生產性投資;2.教育的發展應優先于經濟的發展。教育勞動是人的知識和技能的生產。在過去的較長時間內,我們把教育看做是福利性、消費性的事業,在教育投入上,一直把教育經費列為消費性投入或稱之為福利性投入,認為把資金用于增加教育支出就降低了“儲蓄”,不然可以把這些資金用于生產投資。這是典型的“教育消費論”,是把教育投入當作國家的負擔。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在考察中國后寫道:“在中國,最優先受到考慮的是鋼廠、民航輔助工業及土地開發等等,而只把少量資源留給中等和高等教育。”其實,在舒爾茨等人創立“人才資本理論”后,“教資投資是人力資本的投資,是生產性的投資”,“教育已成為一種全局性、先導性的基礎產業”的觀點已在世界范圍獲得廣泛的共識。在知識經濟時代,這一點體現得尤為明顯,知識這一生產要素,這一無形資本,只有與高素質(高技術、高管理、高創新)的人才相結合,才是完整意義的人力資本,才能創造出可觀的經濟效益,才能推動經濟的發展。

　　高素質的人才需要經過教育的過程才能誕生,教育的過程是人的智能化的過程,是生產勞動能力的生產。教育把一般的人口變為勞動力,把一般的簡單勞動力轉化為特殊的復雜的勞動力;教育將經驗型的勞動力轉化為科技性的勞動力。勞動者通過接受教育或培訓提高自身素質后,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知識經濟與教育密不可分,知識經濟是新的世界經濟中的“電流”。那么教育就是產生這種電流的“發電機”之一。最能為這一命題提供有力支持的莫過于知識經濟發展的現實。以美國斯坦福大學為主導發展起來的“硅谷”科學工業園區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那里教學、科研、生產三者協調發展,知識信息的創造加工、傳播和應用的有機整合,使硅谷的科技和經濟迅速發展,被譽為美國高新技術的搖籃。法國、比利時、愛爾蘭、以色列、韓國等也都開始建立由大學、科技機構和產業部門,共同參與的形成多樣的科學園區。這些工業園區成為本國、本地區的經濟發展源泉。已嘗到甜頭的發達國家,如:美國力主發展信息高速公路等知識經濟時代的支柱技術和產業,教育的投入和科技的發展使美國近年來保持強勁的發展勢頭。日本以往重應用輕基礎,20世紀90年代后嘗到了后勁不足的苦頭,它一方面沒有像美國那樣及時抓住知識經濟的機遇,另一方面也不具備美國那樣開拓知識經濟的能力。

　　自1995年大力調整教育體制和科研決策,決定告別“模仿時代”,大力推進“科技創新立國”,意欲建立科技經濟大國。英國為了充分利用知識經濟所帶來的發展機遇,也在加強信息人才的培養和信息技能培訓,鼓勵知識成果向市場轉移,加大科技、教育投入。發展中國家也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在知識經濟大潮迅猛而來之際,改變了過去的“資源興國”和“勞動力興國”的發展倡議,而走上科教興國之路。以高科技為基礎的知識經濟發展特點表明,一個國家要跟上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并保持國際競爭能力,不僅需要一個具有倡議意義的國際信息網絡和國際經濟發展主流接軌的產業體系,而且需要有能夠使知識的創造加工、傳播、應用有機結合起來的制度化的系統,也就是一個能夠使科學研究、技術開發、人才教育與訓練以及生產過程密切結合起來的有效的教育體制。教育體制的改革只有順應知識經濟時代客觀實際的要求,教育作為一種產業才能最終成為生產性投資,成為發展經濟的有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