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蓄經濟學與信用經濟學的區別就在于，儲蓄經濟學是一種穩健的經濟學，它強調政府必須對居民負責，對居民的存款負責。居民將自己的收入存入銀行，銀行用穩健的投資理念，引導自己的投資行為。政府的信用表現在公共財政政策方面，就是要實行平衡的財政預算，決不能通過擴大財政赤字，刺激經濟的增長。

　　從表面上來看，這場關于通貨膨脹的爭論是學術之爭，或者說是經濟對策分析中產生的分歧。但從本質上來說，它反映了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理論缺陷。

　　上個世紀80年代之前，中國實行的是穩健財政政策，“量入為出”是政府編制財政預算的基本原則。各級政府在編制財政預算的時候，必須首先考慮收支平衡的問題，決不允許出現財政赤字。然而，到了上個世紀的90年代，由于“華盛頓共識”的出現，越來越多的 社會 轉型國家嘗試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試圖通過增加財政赤字，擴大政府支出的規模，拉動經濟的增長。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經濟發展一度陷入停滯狀態，為了重振經濟中央政府實施了分稅制改革，大幅度提高中央政府汲取財政收入的能力，大幅度地削減地方政府提取財政收入的能力，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比例嚴重失衡。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維持基本的財政開支，千方百計地通過土地經營、城市經營攫取財富。中央政府為了支持大型工程項目，轟舉借債，結果導致中央財政預算出現了龐泰的赤字。為了說服全國人大代表接受赤字財政預算，國務院負責人不得不反復重申，中央政府財政赤字是暫時性的，隨著經濟狀況的好轉：中央政府將不斷地減少財政赤字，重新實行平衡的財政預算。可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到現在，中國的財政一直是“赤字財政”。財政赤字非但沒有減少的跡象，反而有不斷擴大的趨勢。

　　財政赤字的增加就意味著中央政府支出的增加，也意味著中央政府債務的增加。中央政府增加的債務主要來自于銀行的借款，而中央銀行與財政之間的關系看似相對分離的關系，實際上是緊密的關系。中央銀行作為債權人，不得不通過發行鈔票彌補虧空。而中央政府推出的一系列刺激經濟增長的龐大財政 計劃 ，則進一步增加了中央銀行發行貨幣的壓力。中央銀行貨幣發行量的增加，必然導致貨幣貶值，通貨膨脹加劇。所以，國內實行的赤字財政預算，是導致我國通貨膨脹日益嚴重的主要原因。從國際因素來看，我國實行特殊的外匯管制政策，外貿企業收取的外匯必須存人中國人民銀行，而中國人民銀行收取外匯之后，必須釋放大量的人民幣，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國內市場人民幣的流通量，從而使通貨膨脹更加嚴重。

　　—些學者指出，通貨膨脹問題是一個貨幣問題。但是，在筆者看來，中國的貨幣問題只是表象，而根源則是中國的財政政策和外匯管制措施。中國實施赤字財政政策，目的是為了增強中央政府財政宏觀調控能力，但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由于貨幣信號出現了問題。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越來越難以達到預期的目的。中央政府對我國的房地產市場進行宏觀調控，但由于通貨膨脹加劇，人們寧愿搶購商品房，也不愿意相信中央政府的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由于消費品價格不斷上漲，市場主體寧愿囤積居奇，也不愿意增加消費品供應，平抑市場物價。

　　打個比方，中央政府通過增加貨幣的發行量，試圖直接調控市場經濟，但是，由于市場經濟的基本信號是價格，貨幣發行量越多、流通的速度越快，價格上漲的速度也就越快。當中央政府大量發行貨幣，試圖提高自身宏觀調控能力的時候，市場已經作出了非常靈敏的反應，市場主體通過購買實物資產，抵消價格上漲所帶來的損失。

　　預期性定價——市場主體的應對之策

　　不僅如此，在生產流通環節，市場主體發現價格正處于上升的通道，于是，他們在制定價格的時候，采取了一種非常特殊的“預期性定價”策略——在制定價格時一步到位，通過大幅度提高產品或者服務的價格，減少由于通貨膨脹所帶來的預期損失。這種“預期性定價”不僅加快了中國通貨膨脹的速度，而且導致市場經濟的基本信號徹底失靈。生產流通企業在經營的過程中，只能根據傳統的經驗加上通貨膨脹的預期因素制定產品和服務的價格。這種市場經濟條件下特殊的定價策略，使得中國的通貨膨脹幾乎達到失控的狀態，消費品的價格指數上漲已經超出了普通消費者的承受能力，整個社會怨聲載道。根據有關 統計 ，2006年消費品價格指數控制在3%，2008年控制在4.8%，2009年控制在4%。2010年的預期目標控制在3%，但按照目前的勢頭，2010年消費品價格指數可能要超過4%，甚至有可能超過5%。

　　在通貨膨脹的大背景下，對資源的占有和控制將會成為未來投資者的主要投資目標。按照弗里德曼的觀點，輕微的通貨膨脹比如把通貨膨脹控制在3%左右，可以鼓勵人們消費，從而刺激生產，拉動經濟的增長。這種通貨膨脹無害論，曾經一度被中國經濟學者奉為經典。從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發展的歷史來看，伴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的確出現了通貨膨脹上升的勢頭。一些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在經濟發展的某個階段，通貨膨脹高達5%左右。但是，這些國家在發展市場經濟的同時，充分利用了市場經濟的“國際外部性”——通過向國外輸出通貨膨脹壓力，有效地解決了國內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比如，美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曾經一度出現通貨膨脹的壓力，美國貨幣發行量的增加，導致國內的消費品價格上漲，但是，美國政府采取非常特殊的貿易政策，那就是通過增加進口，大幅度地抑制國內消費品市場的價格，然后將通貨膨脹造成的后果轉嫁到消費品出口國。美國當前就是采用這樣的通貨膨脹政策，在太規模發行美元貨幣的同時，通過提升外貿增長速度，保持國內消費品價格的基本穩定，把國內通貨膨脹所帶來的壓力巧妙地轉嫁給發展中國家。

　　但是，中國缺乏這樣的國際貿易條件。中國的人民幣不是國際通行的貨幣，中國的外貿出口政策受制于西方國家，因此，西方國家可以通過外貿輸出國內的通貨膨脹，而中國正好相反，只能通過貿易輸入通貨膨脹。這就是為什么美國大量發行美元貨幣，國內消費品價格基本穩定，而中國千方百計地抑制 通貨膨脹，國內消費品價格卻不斷上漲的原因所在。

　　對付通貨膨脹，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減少貨幣的發行量。但是，減少貨幣的發行量直接受到損害的恰恰是那些中小投資者和普通老百姓。貨幣發行量的減少就意味著他們的融資成本增加，貨幣發行量的減少也意味著交易成本的提高。普通老百姓手中持有的貨幣可能因為通貨膨脹的壓力減少而相對保值，但貨幣發行量的減少則有可能會使他們的就業乃至生活面臨新的壓力——在通貨膨脹條件下資源處于流動的狀態，但是，在抑制通貨膨脹的情況下，資源流動的速度會相對放緩，普通消費者的機會成本相對減少，就業和生活的壓力將會越來越大。

　　可以這樣說，在抑制通貨膨脹的過程中，最先受到損害的可能恰恰是中小投資者和普通消費者，他們將不得不勒緊褲腰帶度過這個嚴寒的冬天。這是中國當前宏觀調控所面臨的最大問題。

　　因此，在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時候，決策者必須充分意識到，此次所面臨的問題與上個世紀90年代末期所面臨的問題迥然不同。上個世紀90年代末期中國所面臨的通貨膨脹屬于典型的“匱乏型”通貨膨脹，在整個 社會 資源相對不足的情況下，通貨膨脹導致購買力增加。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 經濟 的增長;而現在所面臨的通貨膨脹屬于典型的“剩余型”通貨膨脹，通貨膨脹調控不當，有可能會導致財富分配嚴重失衡，部分消費者陷入絕境。

　　因此，必須重新審視我國的 財政 政策，對赤字財政進行理論上的分析和論證很有必要。西方國家的赤字財政政策，是建立在信用經濟基礎之上的，信用經濟不僅強調消費信用，而且強調政府信用，政府實施赤字財政政策，實際上是政府信用的具體表現。政府通過發行國債，鼓勵超前消費，不僅可以兌現 政治 承諾，取悅于選民，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拉動經濟的增長。但是，中國的經濟是典型的儲蓄經濟。中國人強調量入為出，強調平衡的財政觀念。如果盲目的東施效顰，推行赤字財政政策，在整個社會信用嚴重不足，政府權力不受管制的情況下，很可能會導致國家經濟徹底失控。

　　但多少令人感到遺憾的是，由于我國實施赤字財政預算政策，通過大舉借債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結果導致政府財政信用徹底崩盤。不僅如此，政府為了刺激經濟，通過征收銀行存款的利息稅，拼命地驅趕普通居民在商業銀行的存款，結果導致整個國家貨幣流通量急劇增加。

　　在貨幣的發行量和流通量大幅度增加的情況下，經濟增長的速度也在快速增加，但是，這樣的經濟增長方式卻沒有提高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這種“貨幣化”增長，不僅導致許多領域出現了嚴重的泡沫，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政府信用徹底破產，結果導致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越來越難以達到預期的效用。土地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在我國土地國家所有，土地的有償 轉讓 ，使得土地的貨幣化交易很快形成。在土地資源相對稀缺的情況下，政府通過土地出讓獲取了大量的財政收入，房地產開發商通過炒作土地價格，獲得了巨額財富，可是，普通消費者作為國有土地的主人，卻不得不承受房價上漲所帶來的巨大壓力。可以這樣說，房地產市場的貨幣化，使得中國的財富分配徹底失衡，社會矛盾空前嚴重。正是看到這一點，中央政府不斷出臺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試圖以房地產宏觀調控來解決我國資源分配中存在的問題。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出臺的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治標不治本。結果導致房地產市場成為引發社會經濟問題的導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