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季剛先生曾以“音韻在二者(文字、音韻、訓話)為綱領,為先知”的話來定位音韻學的地位,并且他還進一步指出,“若將其歸于形義,則可為傳統語言文字學之鎖鑰”。徐復先生作為他的嫡系弟子,得以傾聽其教誨,得其思想精髓,并多所創建。文章發表在《當代語言學》上，是文學核心論文發表范文，供同行參考。

　　一.創立變音疊韻詞理論

　　自程瑤田創作《果贏轉語記》以來,傳統小學家對于連綿詞由于語音關系引起的變化已做了很多研究。這個語言特點的基本規律是相關位置上的音節總是發生同步的變化,如:“叮玲當瑯”,“叮”變為“聽”,聲母由不送氣變為送氣,那么相應的“當”變為“鎖”,亦為送氣:“玲”變為“東”,韻母由ang變為ung,那么“瑯”也要變為韻母為ung的“瓏”。其余的用例依次類推。

　　后來,沈兼士著《連綿詞音變略例》,對這一語言特點有所研究,但是,由于舉例甚少,難以觀其系統。直到1986年5月,徐復先生在《語言研究集》第一輯上發表了《變音疊韻詞纂例》,詳細地論述了這種特殊的語言現象,并把這種現象所涉及的詞命名為變音疊韻詞,“把原來不是疊韻的雙音節詞,通過上字或下字的改讀,變成唇吻調利、語音和諧的另一個雙音節詞。這種變音疊韻的特點,就是變過音的上字或下字,必須與原來未變音的上字或下字是雙聲(或古聲母相近),它的韻部還必須和不須變音的上字或下字同化,要求同在一個韻部或韻近的部里(也包括一部分上古韻部)。”

　　徐先生的這一理論,受到季剛先生“二物相挾而變”理論及“疊韻詞往往互音”理論的啟發。“二物相挾而變”理論認為“古聲既變為今聲,則古韻不得不變為今韻,以此二物相挾而變”,即古聲和古韻是在相互作用、相互促使下向今聲和今韻發生變化的。黃先生說的是同一音節聲母與韻母之間“相挾”發生的變化,徐先生則是指明具有密切關系的兩個音節之間相互影響,即“相挾”發生的語音上的變化。而他的“疊韻詞往往互音”理論又認為“凡連綿詞其聲變者,無不有關于韻,其韻轉者,亦無不有關于聲。當考異音復詞往往一變而為疊韻語,再變為疊字語”。兩人的理論最終的落腳點存在的差異較大:黃先生強調的是結果,對于過程缺乏論證,徐先生則強調的是“變”的過程,他深入而系統地論述了異音復詞是如何變音為疊韻的。徐先生在繼承了黃說的基礎上,對這一語言現象作了理論的總結與闡述。

　　二.將音韻學引向實用領域

　　徐先生一直主張學術為社會服務,學問為現實服務,讀一書同解決問題相結合。他的許多音韻學著作就體現了這種精神。

　　1.利用音韻的成果來研究少數民族語言

　　抗日戰爭時期,徐復先生輾轉于巴蜀、西北等地,就地調查方言資料,風土人情,學習了蒙、藏語言,于1945年3月在《東方雜志》上發表了《闊氏讀音考》一文,進一步科學地證明了白鳥庫吉關于匈奴為蒙古種的歷史現實。另外,徐復先生還在1946年發表《守溫字母與藏文字母之淵源》一文,通過兩者的對比研究,認為:“漢藏語言,同為單音語系。西藏至唐時始創字母,共為二十,系增損梵文而作者。漢文字母,由反切之演進,而經歸納法以成,雖曾參用梵文,而大半仍襲西藏字母之組織與次第。”這一發現糾正了世代以為守溫字母出于印度梵文的說法,奪回了本屬中國的“版權”。

　　2.注意用音韻學知識解決訓話難題

　　(1)從語音上入手來揭示文獻用語的確切含義

　　在《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有這樣一句話:“躁者自余病,即飲以消食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作如是句讀者如日本淺川資言,他在《史記會注考證》中認為應該在“豆”字處絕句,“比”,字連下讀,他引曰:“比,比年之比。”但是,徐先生認為:“當以‘豆比’二字連讀,豆比為小豆。《顏氏家訓·勉學》有云:‘吾在益州,與數人同坐,初晴日明,見地上小光,問左右此是何物?’有一蜀豎就視,答云:‘是豆逼耳。’相顧愕然,不知所謂。命取將來,乃小豆也。窮訪蜀土,呼粒為逼,時莫之解。此文豆比正與豆逼音近,故同訓小豆矣。”這樣徐先生結合古音、方音解決了上述疑難問題,同時還可見古人重音不重形的語言學思想。

　　(2)利用音韻學知識考證文獻時代

　　徐復先生曾在《從語言上推測孔雀東南飛一詩的寫定年代》中有過如是論述:“當有了語言上別種強有力的證據時,古韻和語法可以作為次要的證據。”所以,他在考定《孔雀東南飛》的編寫年代時,根據特殊詞語、幾個與年代有關的詞語以及幾個有關稱謂的詞語這幾個方面的證據將這首詩框定在了東晉時代的范圍內,然后用這一時代的語音特點予以佐證。

　　從海晏的《漢魏六朝韻譜》得知魏晉時期用韻情況極為錯亂,最雜亂的是魚模和尤侯韻的雜葉。潘岳的《螢火賦》也是這樣葉的,他把殊、憂、游、流、珠葉在一起,反映了晉代一些韻部歸并分合的趨向。在詩中“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在這里,區是侯韻,求、留、由是尤韻,敷是魚韻,跟潘岳的詩的葉韻情形完全一樣。并且在這首詩“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里,把兄葉作陽韻,是民歌保留當時方言的現象。從上面用韻看來,它還完全沒有受六朝聲律的影響,這可以從反面證明該詩不是齊梁時代的作品。

　　3.利用古韻學知識明假借,求本字。

　　徐先生的著作《語言文字學叢稿》中收錄有《通假字質疑》一文,列舉了“熙、哈,宜、儀,比、皂,亭、婷,沈、耽,輒、執,策、懂,沁、深”這八對歷代注釋家因不懂古音而錯解的通假現象,可謂考證精審,要言不煩,茲揀一二略述如下:《晏子使楚》中有云:“圣人非所與熙也,寡人反取病焉。”張純一在《晏子春秋》校注中引《淮南子·椒真》“鼓腹而熙”的例子認為:“熙,戲也。”后世諸本,皆以此為章,并且從語音上講,兩字音近,調類不同,可以通假。然而,徐先生在又見了屈原的《楚辭·九章·惜誦》“行不群以顛越兮,又眾兆之所哈”后意識到:熙、戲兩字雖然理論上通假是“可以的,但楚國方言的特色沒有表現出來,猶為未達一間。王逸的注中說:‘哈,笑也。楚人謂相惆笑曰哈。’這里用楚人的方言來說明屈原的遭遇,解釋比較精當。戲是一般的開玩笑,哈則牽涉到人身攻擊,看楚王嘲笑晏子的話,就可知道屈原在楚國是怎樣受到迫害的。”《楚辭·九章》為愛國詩人屈原在懷才不遇,遭人誹謗嘲笑的情況下所作,而“哈”字定是作者以當時當地語言恰切反映自己心境的言語,再結合在《晏子春秋》中的晏子境遇,倒是再符合不過了。接著徐先生又從語音角度進一步證明這一觀點的正確性:“從古音來看,熙借為戲,雖同曉母而不同部(熙,之部;戲,魚部);熙借為哈,既同曉母,由同之部,音義密合,不再有隔閡了。”其實,我們從這里也可以看出徐先生在對待通假問題上的嚴謹態度,它們不僅要音義達到最為密合,而且要符合語法、文風、當時當地的語言習慣等各項要求,方才承認它們可通,否則絕不輕言。

　　三.對古文“一字多音”語言現象的研究

　　所謂“一字多音”就是同一字符產生不同的諧聲系列。黃侃先生在《文字聲韻訓話筆記》中曾詳細闡述過他的一字多音之理:“一字多音之理,在音學上必須診明,而后考古始無完礙。”近世古韻師往往執古音無變之論,不得不說古一字只一音。無如古一字多音之論,散見群書,不可悉數。于是方音、訛音、合音、協韻之說,紛然興起,以補其罐漏。此說之弊最先可見者,即不能解釋《說文》形聲之理是。凡《說文》聲子與聲母不同者,皆可由此得其解說也……古人于象形、指事字多隨意指稱,不以聲音為限。”

　　先生對于這一語言現象有更明確的闡述:“為什么產生異讀?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那些雙聲為訓與疊韻為訓相結合的詞,它們本來就有兩個詞的音和兩個詞的義,從而在語言上留下了異讀的可能。如形聲字的讀音和他們聲旁字的讀音,韻母相同,它的聲母就有時出現兩種讀法。”又說:“長期以來,漢語研究中多方探討的諧聲字聲母的異同問題,或者用復輔音的觀點來解釋它,如今提出了聯系意義,從雙聲為訓和疊韻為訓的角度看。如枚與修韻母相同,即為諧聲字,可是聲母不同,是因為修字從鄉的緣故。修字有鄉意義可以證明這一點。修字也從枚,聲母上的差異是因為修與筵音義相從的緣故。這個諧聲字的聲母問題,顯然是漢語史上的一個疑難問題。我們并不是要完全排斥前兩種學說,音轉是存在的,但是音轉只能在就近的讀音之間有轉變的可能。古漢語中,復輔音的存在,也不是說完全不可能,但是還有待于作漢藏語系諸語言之間的相互比較。更重要的,是要看哪種學說符合漢語歷史的本來面貌,各自說明了歷史上的哪些音義問題。歷史是復雜的綜合的過程,我們的研究也應該復雜些,從多方面來研究,最終形成自己的系統性。”

　　徐復先生不僅在理論上闡述了這種語言現象形成的原因,在其訓話實踐中也常常用“一字多音”來解決實際的問題,如《正解》的五百四十個部首中有六個部首字列有兩個或三個反切。這六部又分四種情況,分別是:第一種是先有一音,后聲轉為另一音;第二種是因為一字多用導致一字多音;第三種情況是有本音與假借音之別而導致兩音情況;第四種是因為方音的差別。

　　文學核心論文發表須知：《當代語言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學術性刊物之一。雜志一方面繼續起著引進國外語言學的窗口作用，以便國內學人及時了解其發展動態，拓寬視野;另一方面為那些洋為中用、推陳出新、致力于在理論和方法上做出新的探索的研究者提供一個交流切磋的平臺。主要登載有關漢語方言研究的有關文章，包括專題論文、調查報告、書評書目以及資料介紹等。讀者對象包括方言研究人員、語言工作者、大學語言專業教師及學生。有英文目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