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本文考察捷克共和國境內的一座雄偉莊園，即赫魯比洛霍則茨(Hrub? Rohozec)，及其周邊圖諾夫鎮(Turnov)的語言景觀，討論該莊園的標識和展示手法在功能和意識形態上與周邊城鎮的區別及其形成原因。該建筑的歷史、所傳達的信息和預想的受眾，以及對受眾和莊園歷史所持的觀念立場，都影響了最終呈現出的復雜結果。
關鍵詞 語言景觀;語言意識形態;捷克語;德語;多語現象
作者簡介：尼爾·伯梅爾，男，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教授。電子郵箱：n.bermel@sheffield.ac.uk。路德·克尼特爾，男，英國謝菲爾德大學語言學碩士、教育學碩士。電子郵箱：l.knittl@sheffield.ac.uk。方小兵，男，南京曉莊學院副教授，南京大學中國語言倡議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語言規劃學與術語學。電子郵箱：languefang@163.com。何山華，男，揚州大學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語言政策、外語教育。電子郵箱：heshanhua@yzu.edu.cn。
* 本文為縮減和修改版，完整版請查閱Tamah Sherman和Jiri Nekvapil主編的English in Business and Commerce(De Gruyter出版社，2018年)。
一、引 言
本研究考察捷克共和國一個雄偉的莊園及其周圍的語言景觀。通過綜合使用語言景觀研究所采用的各種方法和工具，我們嘗試了解，對一個結構化的教育基地(如文化遺跡)的研究如何影響語言視覺表現形式的使用和分布，以及這種語言環境在物理和功能上與其所在城鎮的差異之處。
在第2節中，我們將考察語言景觀研究的一些方法，并解釋本研究與這些方法的關聯。第3節將介紹我們所研究的圖諾夫鎮(Turnov)，提供有關其語言景觀的量化和質性數據，并對這些數據進行總結和分析。第4節討論我們的研究重點——赫魯比洛霍則茨(Hrub? Rohozec)莊園，考察游客可進入的莊園內部區域的語言景觀。結論部分對城鎮和莊園的語言材料進行比較分析，并討論研究結果對本領域現有研究框架的影響。
二、研究途徑與方法
(一)相關研究
語言景觀研究是通過語言的空間分布來描述不同群體所占據的物理域和擁有的社會域。它最初用于研究多語共處的城市地區，而使用這些語言的社群都是當地土生土長的(Landry & Bourhis 1997)。它利用視覺環境中的線索，包括行政機構和商業機構的標牌以及非正式的通知，揭示這些社群如何通過創造和分享語言空間以標記其存在，并標明社群之間的關系。這些受到社會動因影響的物理建筑交錯結合在一起，為來訪者或體驗者創造一個類似格式塔的整體外部印象(Ben-Rafael et al. 2010：xvi)。
語言景觀研究路徑有很多。本-拉斐爾等人(Ben-Rafael et al. 2010：xix)界定了語言景觀研究中的4個主要理論視角：(1)權力關系，通過語碼關系來解釋，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行為身份;(2)工具性和合理性，為行為者使用特定語碼尋求“正當理由”;(3)語言競爭，強調不同語言的使用可以“誘導”目標群體;(4)身份標記，這意味著語言可以顯示行為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紐帶。下文會討論這些方面在目標地區的影響程度。
語言景觀研究的另一個角度，已經從上述關于母語社區的核心研究領域，擴展到移民社區以及那些并非當地居民所使用的語言及其變體，前者如巴尼和巴格納(Barni & Bagna 2010)考察了意大利城市中的中文和羅馬尼亞語，后者如金邊、柏林和首爾的英語使用顯示了社會地位、現代性和財富差別(Kasanga 2012;Papen 2012;Lawrence 2012)。近年來，語言景觀亦已擴展到運用其他類型的分析方法，例如考察那些可以指示祖籍的語言使用，美國威斯康星州的盧森堡語(Horner 2011)，或藝術設施(Guilat 2010)和紀念館(Shohamy & Waksman 2009：322～326)所呈現的語言。
最后是研究那些精心策劃展示的環境中的語言景觀。肖哈米和瓦克斯曼(Shohamy & Waksman2009：323)率先進行了這種研究，他們考察了講述猶太人遷徙到巴勒斯坦那段歷史的哈帕拉(Haapala)紀念館，建議關注5種意義和信息來源：(1)地理位置、環境布置和設計;(2)照片及其標題;(3)書面文本;(4)多語使用;(5)參與意義激活和意義協商的人物。我們目前的分析對第一項只是簡單地提及，因為城堡的位置并非館長精心挑選的結果，但我們涉及了從(2)到(4)的所有領域，而(5)是本研究的重要部分。
作為一個研究領域，語言景觀研究運用各種學科知識，以此獲取不同研究所需的工具。語言景觀作品的解釋性與符號學自然聯系在一起;斯考倫等人(Scollon & Scollon 2003)的研究結合了城市地理學的方法，以便更全面地審視標志的意義、功能和作用。定性民族志研究中的觀察和訪談法更普遍地揭示了語言景觀研究與社會學之間的聯系，特別是與語言社會學的聯系。與語言政策和規劃的顯性互動一直是這類調查研究的主題(Shohamy 2015;Sloboda 2009;Guilat & Espinosa-Ramírez 2016)。在社會科學中使用的定量方法也出現在許多語言景觀研究中。本研究所提出的社會問題是通過各種形式的話語分析來探討的，包括批評性話語分析。其中一些漸漸成為對廣告語言的研究，這些研究更普遍地著眼于不同語言的功能及其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Piller 2001，2003)。我們從這一工具包中挑選我們所需要的：主要是一般性的民族志技術、城市地理和廣告分析，盡管我們也借鑒了地理符號學和語言規劃學。
最后，當語言景觀從上述典型的多語視覺環境繼續發展時，就擴展到強調話語的混合性研究中(Pennycook 2012)。在這類研究中，多語共存不僅成為既定空間的社會建構屬性，而且反映出該空間中存在的使用不同語言的社群。換言之，我們從語言競爭“最佳空間”的含蓄概念轉變為語言共存的概念。在語言共存中，語言的使用是共享的。隨著語言景觀研究視野的拓展，我們對特定語言的使用和選擇所涉及概念的理解也在不斷發展和拓寬，這就引出了本文所探討的問題。
(二)本文研究的問題
本文將語言景觀研究拓展到博物館和國家文化遺跡，以捷克共和國圖諾夫鎮雄偉的赫魯比洛霍則茨莊園為例。博物館和歷史古跡以不同于其他地點的特定方式并置展示語言：“土著”人口向那些有著不同興趣和知識水平的國內外觀眾展示某一主題，這一主題常常對國家敘事具有重要意義。
斯考倫等人(Scollon & Scollon 2003：170)指出“……這些展品展示空間被留出，不向公眾開放，或者至少不被公眾‘使用’，以免人們對它們采取行動或改變它們”。因此，不像“主流”的語言景觀案例研究，這些展覽或展示都是精心策劃的，也不像典型的城市中心或種族混合居住區那樣開放，因而受社會修正和“自下而上”影響的程度較小。這種研究與上面提到的吉拉特(Guilat)、肖哈米和瓦克斯曼(Shohamy & Waksman)的研究聯系更為緊密。
多語言標牌既有信息功能，也有符號功能，兩者之間存在張力，我們通過視覺跡象和文本特征來加以區分(Landry & Bourhis 1997)。換言之，我們不僅對所傳達的內容感興趣，也對所選擇的形式感興趣。這一想法來源于符號學框架下的斯考倫等人(Scollon & Scollon 2003：2～8)以及布洛邁特和蘭波特(Blommaert & Ramport 2011：5)的索引性概念或“符號的內涵意義”，他們根據早期社會語言學對語碼轉換的探索調整了自己的定義。此外，我們還試圖從我們的發現中得出一些結論，即探討我們觀察到的實踐背后的語言意識形態，正如內克瓦平和謝爾曼(Nekvapil & Sherman 2013：85～86)所建議的那樣，從實踐到意識形態，而不是反過來。
本研究中的數據有多種來源。學生們在圖諾夫鎮的中心地帶收集了120張照片和90個多語種標牌的視頻片段，在赫魯比洛霍則茨的建筑和地面上還收集了49張照片和67個標牌和展品的視頻片段。我們還分析了作為該地點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文本：捷克語導游文本、當地網站、簡要英文旅游說明，以及特許經營攤位上出售的兩本捷克語亮光紙小冊子，每本約20頁。此外，還通過公開信息渠道采集了有關赫魯比洛霍則茨和該地區的資料。這些材料大部分用作定性研究，并通過對不同地區數據結果進行三角驗證得出結論。
三、圖諾夫鎮的語言景觀
(一)背景介紹
圖諾夫鎮，人口為14 335，位于布拉格東北76公里處的波希米亞“內陸邊界”。這一地區歷史上是捷克人的定居地界，與傳統的德語區蘇臺德相鄰。1930年的人口普查顯示，圖諾夫的8593名居民中，有8253人申報為捷克斯洛伐克國籍(1930年人口普查的數據可在第三方網站上獲得，例如民間組織Valka.cz，2007)。在比例上，整個地區似乎與該鎮大體相似(捷克統計局數據)。1930年的捷克國土上近三分之一人口在普查中申報為德意志族(1921年10 010 000人中有3 061 369人;1930年10 670 000人中有3 149 820人)。在1945年和1946年期間，德裔居民被驅逐離開此地，至今未返。當地數據顯示，2012年有326名外國居民(原籍未細分)。[1]
根據捷克行政法第二部分第二章第16款，捷克語具有該國工作語言的地位：“工作語言：工作程序以捷克語完成，文件以捷克語撰寫。工作的參與者可以使用斯洛伐克語，文件也可以用斯洛伐克語提交。”[2]捷克議會和政府曾多次堅決否定有關將捷克語定為國家語言并規定其具體使用領域的法律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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