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哦：西方語境也出現了反形而上學傳統的后現代思想。作為后現代思想之一的“解構主義”思潮,對政治、哲學、文學、語言以及人的思維方式等產生了重要影響。以德里達為代表的解構主義思潮開啟了西方政治和哲學思潮新的發展方向。

　　德里達以《文字語言學》、《聲音與現象》、《書寫與差異》三部書出版宣告解構主義的確立,形成以德里達、羅蘭·巴爾特、福科、保爾·德·曼等理論家為核心并互相呼應的解構主義思潮。解構主義直接對人類文化傳播載體——語言提出了挑戰。德里達以人的永恒參與為理由,認為編寫和閱讀中的偏差永遠存在。他把解除“在場”作為理論的思維起點,以符號的同一性的破裂,能指與所指的永難彌合,結構中心勝顛覆為“差異性”的意義鏈為自己理論的推演展開。興起于西方的解構主義思潮,是對西方中心主義傳統思潮的反思。現在“解構”一詞不再屬于哪一個領域或地域,而是屬于人類自身。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們今天研究“解構主義”,吸取其精華,也就是為了更好地認識中國。

　　1 中國的傳統語言學形成的優良傳統

　　在今天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我們首先應該繼承自己的優良傳統,并將其發揚光大。中國傳統語言學最值得我們發揚的傳統有以下三點。

　　1.1 重視實證和歸納 現代學術意義上的實證法來自西洋。但是,作為學術研究的一般方法,實證法在中國本土有厚實的基礎、悠久的歷史和持續的傳統。中國傳統語言學研究從許慎開始就特別重視實證和歸納。

　　中國語言學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過實證和歸納而成就的。如在《說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學派通過實證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從20世紀50年代后,乾嘉和傳統實證方法一直處于被否定的地位,這是不尊重傳統的表現。對此,王力先生曾強調:“能不能因為乾嘉學派太古老了我們就不要繼承了呢?決不能。我們不能割斷歷史,乾嘉學派必須繼承。特別是對古代漢語的研究,乾嘉學派的著作是寶貴的文化遺產。段王之學在中國語言學史上永放光輝。他們發明的科學方法,直到今天還是適用的。”魯國堯先生也認為,研究漢語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歷史文獻考證法”與“歷史比較法”的結合。可見重視實證是中國語言學的重要特色。

　　1.2 重視書面語言及其意義研究 我們需要實事求是地評價文言文及其在歷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漢語的一個傳統,一個與漢字的表意性質有關的傳統。漢字作為表意體系的文字與西方拼音文字性質差異巨大。中國學者把意義作為獨立的對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漢字的形、音、義為研究對象的文字學、音韻學和訓詁學。《說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離開語言環境后,還可以見到它的本義,看到其本義如何引申出新的意義。古代學者一直把意義當作可以獨立研究的對象看待,而不認為它從屬于語法。在訓詁學中,意義是可以分析的,它運用“義界”的訓釋方法,就是在意義內部進行結構分析。傳統語言學還特別重視語音在詞匯語義系統、詞源系統、詩詞韻律中的表現,古人很少做純形式的運作,而是在務實的基礎上以音證義,以義證音。這是傳統語言學研究的又一特色。

　　1.3 重視語言和文化的關系 在中國古代的語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濃厚、很自覺的人文傳統,“離經辨志”、“隨文釋義”、“微言大義”等說法,都表明人們自覺不自覺地追尋語言背后的東西。因此,傳統的文字學、訓詁學研究歷來與文化有著密切關系,如文字構成的理據、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訓釋,都直接牽涉到文化,或是直接為文化服務。這就是語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結合的學術傳統。

　　中國現代語言學由于受到西方語言學影響很大,在解釋漢語現象時并不能完全適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語言本身較重形式,而漢語和漢字則具有較濃厚的人文色彩。為了促進漢語研究,找到一種較為切合漢語實際的解釋框架,從20世紀80年代起,在中國興起了文化語言學。漢語中的很多語言現象都可以通過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釋。因此結合文化來研究語言一直是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一個傳統。

　　2 文字語言學的未來發展對策

　　我們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從漢語現象出發,借鑒解構主義思潮建立適合漢語特點的語言學理論和方法。在這個過程中,要注意解決好下面問題。

　　2.1 如何看待繼承傳統與借鑒西方的關系問題 中國傳統語言學已經有了兩千多年的歷史,在其發展中積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優良傳統,這些是我們繼續發展的最重要基礎。但我們的傳統研究也有自己的弱點和不足。如傳統的語言學有注重實證和歸納的優點,也有不善于演繹和推理的不足。單獨的歸納法,難以產生現代意義的語言學。訓詁學中字、詞不分的問題,還有語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節的模糊性和籠統性限制,而沒有細致精確的聲音分析的習慣等。這些都是我們的弱點,反映出我們傳統語言學理論的不足。

　　2.2 如何看待書面語言和口語的關系問題 現代結構主義語言學曾對中國語言學的發展產生了極大影響,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結構主義以來以語音為中心的重口語和共時的方法對當代語言學的獨立具有重要貢獻。但這種過分重視口語和語音、輕視書面語的情況也產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漢語現象不是單純的形式結構所能解釋的。如啟功先生所說,一個五言詩可以變換十種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為什么漢語中那么多四節拍,多于四拍的壓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雖然現代語言學重言輕文,是苦苦掙脫了因文廢言的傳統語文學發展起來的。但是如果把結構主義強調到極點,就會導致另一個極端,即限制了語言學研究的范圍,影響了語言學研究的豐富性,導致漢語言文字學研究出現貧血現象。而解構主義則給我們一種更廣闊的視野。我們對于口語和書面語都不能偏廢。

　　2.3 如何看待實用語言和文學語言的關系問題 在目前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對文學語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漢語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實用語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漢語、現代文學語言等。文學語言與實用語言不同,實用語言以明白清楚為目標,因此邏輯、語法重于形象;文學語言則以有意味有情趣為目標,因此形象重于邏輯。“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個整體。如果我們把母語比做一顆大樹,樹干、樹枝、樹葉、花朵,都屬于表層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層的非常用部分。”因此對漢語的研究,實用語言和文學語言是不可偏廢的。

　　2.4 如何處理好漢語本體與應用研究的關系問題 當前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還有重本體、輕應用的傾向,似乎只有本體研究才是真正的語言學。實際上任何本體研究如果脫離了應用就很難取得真正的成果。正是由于沒有很好處理本體和應用的關系,目前語言文字學許多應用領域,如語言的規劃和規范問題、漢語的國際傳播和對外漢語教學問題、漢字規范和國際通用標準問題、辭書編纂問題等,都存在由于本體研究的滯后或游離而產生的諸多難題,影響了我國社會語言生活的健康發展,阻礙我國向高科技信息時代前進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漢語研究必須重視本體與應用的結合。

　　為了解決好上面的幾個問題,我們必須堅持語言學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多樣化。“語言學的方法必須多樣化,用一種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種方法是不妥當的。這是因為,人類認識自然、認識社會都比認識自身容易,認識自身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不是某個單一的研究路線能夠解決的。”只有我們的漢語言文字學有了自主創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語言學界進行平等對話,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道路才會越走越寬廣,這就是解構主義給予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