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后在漢族文學家族的影響之下,其家族文學也逐漸興盛起來。家族文學是清代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現象,清代蒙古族漢文詩文創作中,許多善于用漢文詩文創作的優秀詩人,他們大多都有深厚的家學淵源,從小受漢文化的熏陶,耳濡目染,使其與生俱來熱愛用漢文創作。加之在科舉制度的引導之下,蒙古族人逐漸開始注重家學,正是因為他們注重家族教育,才使家族中科舉中式之人輩出,代代顯宦不絕,延續了其家族因科舉而顯達的政治生命。
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說:“所謂士族者,其初并不專用其先代高官厚祿為其唯一之表征,而實以家學及禮法等標異于其他諸姓……士族之特點既在其門風之優美,不同于凡庶,而優美之門風實基于學業之因襲。”文學家族是士族文化傳承的紐帶,在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漢族文學家族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晉書·文苑列傳》卷九十二載:“自漢至魏,世以文章顯,軒冕相襲,為郡盛族”。詩禮簪纓之族,書香門第之家,歷來為后世稱頌,如漢末三曹、晉之王謝、汝南應氏、平原兄弟、唐之五竇,宋之三蘇四韓等等,皆是文學世家大族。
據《清史稿》、《清史列傳》、《八旗藝文編目》、《八旗人著述存目》、《清代進士題名碑錄》、《清代殊卷集成》、《欽定八旗通志》人物志、選舉志、藝文志等所載統計,有清一代八旗蒙古出現了以和瑛、博卿額、法式善等為代表的十個較大的文學家族(見表一)。
清代八旗蒙古文學家族按其構成類型主要可劃分為父子型、祖孫型、兄弟型、叔侄型以及混合構成型等五種類型。這其中以和瑛、博卿額、法式善、柏葰、延清、尹湛納希等家族最為著名。
和瑛家族
和瑛是以科舉而成為封疆大吏的文臣,和瑛家族在和瑛之后出現了三位文人,分別是壁昌、謙福和錫珍。和瑛原名和寧,字太莽,號太庵,亦作泰庵,額爾德特氏,蒙古鑲黃旗人,乾隆三十八年進士,祖居內蒙古卓索圖盟喀喇沁。和瑛生平《清史稿》卷三百五十三,《清史列傳》一百四十,《八旗文經》卷五十八,《國朝耆獻類征初編》卷一百有傳。和瑛著有《西藏賦》一部,《太庵詩稿》九卷,《易簡齋詩鈔》四卷。編有《山莊秘課》、《風稚正音》詩歌總集兩部。除文學創作外,他還精于經術,深明易理,著有《讀易匯參》,《讀易擬言內外編》等。嘉慶間其官烏魯木齊都統時撰有《三州輯略》,是研究新疆地方史重要文獻。另外,還編纂有《回疆通志》十二卷。和瑛一生著述豐厚,《西藏賦》(附新疆賦),光緒八年刻本,湖南省圖書館藏;《太庵詩稿》亦作《太庵詩鈔》九卷,鈔本,收詩1060首,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易簡齋詩鈔》四卷,道光三年刻本,收詩576首,現藏首都圖書館、南京圖書館以及韓國漢城大學圖書館。
和瑛之子壁昌,字東垣,初為工部筆帖式,后官至兩江總督,咸豐四年卒,謚勤襄。其生平《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八有載。《清詩紀事》載其雅琴詩畫。著有《壁參帥詩稿》一部,《葉爾羌守邊輯要》、《兵武聞見錄》、《牧令要訣》一卷合刻為《壁勤襄公遺書》行世。
壁昌之子謙福,字吉云、光庭、小榆,號劉吉。道光十四年舉鄉試,十五年中乙未恩科進士,累官至詹事府詹事。著有《桐花竹實之軒梅花酬唱集》、《桐花竹實之軒詩草》,后者附有《試帖》一卷。《桐花竹實之軒梅花酬唱集》收本人及其他詩人詩作凡百余首。徐世昌《晚晴簃詩匯》收其詩《對客》、《暮春詠懷》二首。《桐花竹實之軒詩草》收詩268首,同治二年刻本,現藏中科院圖書館①。
和瑛曾孫錫珍,字席卿,號仲儒,同治七年進士,改庶吉士,官吏部尚書。錫珍少承家學,能詩善文,撰有《錫席卿先生遺稿十四種》,不分卷,附四種,稿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②。《八旗藝文編目》著錄其《朝鮮日記》、《臺灣日記》、《喀爾喀日記》,三部日記收錄其許多詩句,各種體裁近二百余首,徐世昌《晚晴籍詩匯》收其詩九首,并評其:“錫珍詩無專集,今所錄者皆采自日記中。登高能賦,倚馬成章,亦足見其大概矣。”
博卿額家族
博卿額,又作博清額,字虛宥,謚恭勤,博爾濟吉特氏,博卿額先世明安為蒙古科爾泌兀魯特貝勒。天命二年率眾歸清,被別立為兀魯特蒙古一旗。乾隆九年舉人,乾隆十三年進土,改庶吉士。累官至翰林院侍講學士,奉天府府尹。博學多識,能詩善文,著《博虛宥詩草》三卷。鐵保《熙朝雅頌集》引《欽定八旗通志》說:“博虛宥詩草三卷,博卿額撰。首卷為乾隆二十五年,典試四川時作;次卷為二十七年視學四川時作,皆名《使蜀草》;卷三為戊子(乾隆三十三年)典試浙江時作,寥寥篇什,近體多而古體少,亦未見其全集也。”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八十收錄博卿額詩《小相嶺用周學使碑上韻》、《漢中》二首;《熙朝雅頌集》錄博卿額詩29首,皆是詩人奉使南下時期的作品。
博卿額與國棟皆是忠順公五世孫。國棟字云浦,號時齋,乾隆六年辛酉科舉人,乾隆七年壬戍科進士。官至安徽布政使。其由科舉登仕途,出宰巴蜀,秉節淮南,所至有聲。宦游內地四十年,為政之暇寄情于詩,著有《時齋偶存詩鈔》一卷,收詩84首。《欽定八旗通志·藝文志》、《八旗藝文編目》皆曾著錄,《八旗人著述存目》又作《時齋偶存詩稿》。此集初由晉陵吳洵士于乾隆初年刊刻,并為之撰序,及至其以事去官時鐫版散佚。此后國棟之子文孚于友人案頭獲見遺稿,亟歸錄之,于嘉慶二年仲春重付剞劂,清末恩華藏有其書。
國柱,國棟之胞兄,字天峰,官至總兵。《國朝耆獻類征初編》卷二百八十七有傳。《熙朝雅頌集》卷七十五,收其詩19首。符葆森《國朝正雅集》收其《伊犁》、《定邊縣道中》二首,其詩多寫于西域,內容主要反映軍旅生活以及邊陲風物。
文孚,字秋潭,國棟之子。以國子監生考取內閣筆帖式,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八旗藝文編目》著錄其《秋潭相國詩存》,此集傳本甚少。
法式善家族
法式善始祖代通,以武功起家。經五代傳至廣順始為文臣。法式善家族四世相承,三代詩人共出現了五位漢文詩文作家。
廣順乃法式善生父,字熙若,號秀峰,蒙古正黃旗人。乾隆二十五年舉人。內務府銀庫庫掌,官至織染局司庫。乾隆五十九年卒,誥授中議大夫。無詩集傳世,《熙朝雅頌集》卷八十三,錄其詩《贈僧》、《夜步》、《即目》、《晚坐》、《秋晚玉泉山即事兩首》等六首。其詩均為五言近體,寫景抒情,平易曉暢,均見自然。其生平《熙朝雅頌集》、《清代碑傳通檢》、《八旗詩話》有載。
端靜閑人是法式善的生母,本姓韓,原屬漢軍八旗人,是乾隆年間的一位女詩人,誥贈“淑人”。因中年喜靜坐焚香,故自號“端靜閑人”,乾隆三十九年,患肺疾病歿。閑人才華橫溢,于家務之暇,亦不廢吟詠,其《詠盆中松樹》、《雁字》詩等,頗有氣節,完顏惲珠于《國朝閨秀正始集》中評價其:“閑人曾著雁字詩三十首,閨閣爭相傳頌焉”。其詩今多散佚,鐵保《熙朝雅頌集》收其詩11首,今存由其子法式善拾其遺詩,得七律三十首,七絕一首,編為一卷,名《帶綠草堂遺詩》于乾隆六十年刊行一冊(據《販書偶記》卷十八著錄),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法式善家族中文學成就最高的當屬法式善。法式善,原名運昌,字開文,號時帆、又號梧門、陶廬、小西崖居士。蒙古伍堯氏,祖籍察哈爾,乾隆四十五年庚子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官庶子。
法式善以文學家、編撰家、歷史學家名著于世。一生著述豐厚,著有《清秘述聞》、《槐廳載筆》、《陶廬雜錄》、《同館賦鈔》、《同館試律匯鈔》、《存素堂文集》、《存素堂詩初集》、《存素堂詩二集》、《存素堂詩續集》、《存素堂詩稿》(又名《詩龕詠物詩》)等三十四卷傳世,收古近體詩三千余首。另有詩歌理論專著《梧門詩話》、《八旗詩話》傳世。《存素堂文集》四卷,嘉慶十二年程邦瑞揚州刻本;《存素堂詩稿》二卷,嘉慶刻本,現均藏于國家圖書館。
法式善詩歌風格“質而不癯,清而能綺”(王昶《湖海詩傳蒲褐山房詩話》);陸元鋐在《青芙蓉閣詩話》評價其說:“法時帆學士詩能用短,不能用長。五言多王孟門庭中語,清遠絕俗,未易問津”;《王豫群雅集》說其:“詩清醇雅正,力洗淫哇,堪為后學津梁。”
法式善子桂馨,嘉慶十六年進士,官內閣中書,以疾卒。法式善嗣孫來秀,字子俊、紫葰,號鑒吾。道光二十四年順天鄉試舉人,道光三十年進士,官曹州知府。其生平《清史列傳》、《八旗藝文編目》、《明清兩朝進士題名碑錄》有載。來秀著《掃葉亭詠史詩集》四卷,取漢至明230人,各賦七言絕句一首,同治十二年河南掃葉亭刻本,此本流布廣泛,現存國家圖書館、中科院圖書館以及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袁行云于《清人詩集敘錄》中評價其:“自左思《詠史》以后,代不乏人,至清而大盛。散見各集者,數篇至百數十不等,專門成書亦不下十數種。雖論古人之事跡,猶見一己之性情。其間瑕瑜互見,而為史評資料,其價值不容貶低。來秀為蒙族文士,早歲登科,常官御史,所作語不主常,論不涉異,亦好學湛思者也。”
來秀之妻妙蓮保出身于內務府滿洲鑲黃旗完顏氏家,完顏氏也是一門雅善文學之家,妙蓮保著有詩集《賜綺閣詩草》,編輯完成《國朝閨秀正始續集》十卷,計593人,詩1229首,于道光十六年由姑蘇吳青霞齋局刻印,現藏于中國國家圖書館。
柏葰家族
柏葰家族家學深厚,功名顯達,兄弟六人,其中三人,登進士第,一人中舉,這一盛舉在有清一代科舉史上也很少見,于八旗蒙古人中就更屬罕見,足見其家族學養之深厚。柏葰家族有兩位比較著名的詩人,即柏葰和崇彝。柏葰,字靜濤,原名松葰,巴魯特氏,蒙古正黃旗人。約生于嘉慶年間,卒于咸豐九年。道光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咸豐六年以戶部尚書任軍機大臣。咸豐八年遷文淵閣大學士。柏葰生平事跡《清史稿》、《清史列傳》、《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薛福成《庸庵筆記》,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補》有載。柏葰著有《薛棘吟館詩存》十卷,其中包括《薛棘吟館詩》八卷和《薛箖吟館賦》二卷。收詩一千余首,收賦27篇。《薛箖吟館鈔存》收錄于《續修四庫全書》,道光二十四年刻本,藏于國家圖書館。
崇彝乃柏葰之孫,字泉孫,號巽庵,別署選學齋主人,官清末戶部文選司郎中。少承家學,雅好詩文。著有《選學齋詩存》,《選學齋集外詩》,《選學齋書畫寓目筆記》三卷,《選學齋書畫寓目續編》三卷,《道咸以來朝野雜記》八卷傳世。其中以《道咸以來朝野雜記》最為著名,鄧之誠在《道咸以來朝野雜記·代序》中評價道:“巽庵先生撰《道咸以來朝野雜記》,字字珍秘,皆親見親聞,當與《嘯亭雜錄》并傳,非《天咫偶聞》等書所能望其肩背也。”
清代蒙古族興盛的家族文學傳統,一直影響到清末,出現了著名的延清家族及尹湛納希家族。延清是清末文壇的一位著名人物,《清史稿》、《清史列傳》皆有傳。延清字子澄,一作紫丞,號鐵君,晚號閣筆老人。巴里克籍,蒙古鑲白旗人。同治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工部主事,官至文職六班大臣。延清一生著述豐厚,著有《巴里客余生草》(后易名為《庚子都門紀事詩》)六卷、《錦官堂詩草》、《錦官堂賦》二卷、《錦官堂詩續集》、《錦官堂七十二倏試貼》、《蝶仙小史匯編》、《奉使車臣汗紀行詩》三卷、《引玉篇》四卷、《覆韻集》、《遺逸清音集》四卷、《丙午春正唱和詩》、《來蝶軒詩》、《七十二翁吟》、《前后三十六天詩》、《虎口余生錄》、《錦官堂雜著》、《四時分韻詩貼》等。其中以詩集《巴里客余生草》六卷,光緒二十七年刻本,國家圖書館藏,最為出名。延清之子彭年是光緒時期一位著名的文人,著有《春暉閣詩集》一部傳世。彭年之妹杏芬亦是一位閨閣文人,受家學影響,其自幼愛好文學,輯有《京師地名對》二卷,光緒二十七年刻本,現藏于國家圖書館。
尹湛納希是成吉思汗第28代孫,乳名哈斯朝魯,漢名寶衡山,字潤亭,內蒙古卓索圖盟土默特右旗(今遼寧省北票縣下府鄉)人,是著名愛國將領、歷史學者旺欽巴勒之子。尹湛納希無詩集傳世,現存詩歌五十余首,并續寫完成其父未盡遺著《大元盛世青史演義》、著有長篇小說《一層樓》、《泣紅亭》、《紅云淚》(未完成),翻譯了《紅樓夢》、《中庸》、《通鑒綱目》等漢文名著及儒家經史。古拉蘭薩是尹湛納希的兄長,也是蒙古族近代史上一位著名詩人,今存詩歌83首。貢納楚克是旺欽巴勒的第五子,今存詩歌二十余首。嵩威丹精,漢名寶琮,字宗權,別號嵩山,其詩稿今多散佚,現存二十余首詩詞與幾篇憂國憂民的散文。尹湛納希兄弟八人中就出現了四位文學家及詩人,這與其家族濃厚的書香門風是分不開的。
通過對上述六個典型文學家族的介紹,可總結出清代蒙古族文學家族的三個基本特征。
其一,以科舉入仕而顯。“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有清一代,沿用了明朝的科舉取士制度,科舉制度不因政權易族而受到影響,這就為漢文化的傳承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清政府針對八旗子弟設置各類八旗官學、八旗義學,而且在滿蒙八旗科考錄取人數比率上采取從優政策,使得滿蒙八旗子弟由科舉入仕做官,比立軍功更為容易,加之清政府在任用滿蒙官員時越來越重視科舉出身人員。在這一系列科舉優惠政策的引導與激勵之下,八旗蒙古人開始越來越重視家學,他們寄希望于科舉中第,使家族的仕途命運長盛不衰,因而科舉中試成為許多家族為之奮斗的重要目標。
據《清代殊卷集成》所載統計,八旗蒙古進士已見記載的有一百八十余人(包括翻譯進士),與清代全部進士之比約為6%。其中八旗蒙古10個文學家族中就出現了和瑛、謙福、錫珍、博清額、法式善等18位進士。占清代八旗蒙古進士總數的10%,舉人、貢生更是不在少數。
一個家族之中如果有一人高中進士,不僅會成為整個家族的榮耀,而且還會對整個家族起到良好的示范與激勵作用,家族中后世之人也會以此為殊榮而奮發圖強,致力科考。和瑛就是以科第起家的儒臣,和瑛先世皆為武職,至和瑛始為文臣,其后家族人才輩出;法式善始祖代通,也是以武功起家,五傳至廣順始為儒臣,后法式善以翰林顯,主盟壇坫三十余年。科第使家族中式之人輩出,代代顯宦不絕,不僅延續了其家族由科第而顯達的政治生命,而且還促使了蒙古族家族文學的繁榮與興盛。
其二,深受漢族、滿族文化傳統的影響。漢族家族文學歷史久遠,博大精深,在古代文學史上比比皆是,他們或以父子相稱、或以兄弟并著,類型眾多,數量龐大。其中許多文學家族人才輩出,歷經幾代興盛而不衰。明清時期漢族家族文學更是興盛一時,潘光旦《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一書堪列明清時期嘉興地區91個世家大族;袁景星、劉長華《崇川書香錄》中著錄的書香門第達三世以上者,僅崇川一地就數以百計;吳江沈氏從明中葉一直延續到清末,歷經四百余年,出現了文學家12代139人,并有家族詩集《吳江沈氏詩集錄》傳世。漢族的文學家族規模龐大,人數眾多,這種先進的家族文化隨著民族間不斷地交流與融合逐漸影響到了少數民族的內部。
清朝作為統治民族的滿族較蒙古族具有更優越的學習漢文化的條件。有清一代,滿族共出現了三百余位漢文詩文作家,其中不乏如鄂爾泰、納蘭性德、盛昱等大家。清朝皇帝在學習滿文的同時,尚兼修漢文。因此,清代滿族家族文學的進程較蒙古族要發達,這之間不乏有皇室家族,如愛新覺羅家族,滿族王公貴胄,八旗子弟等一門或數門的文學世家更是不在少數。
清代滿族文學家族對蒙古族文學家族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清朝是中國歷史上繼元朝之后第二個由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統一的全國性政權。滿蒙兩族由于地域文化、生活方式及宗教習俗等方面的接近,清朝統治者歷來重視與蒙古人之間的密切關系。滿清入主中原之后,大量蒙古人進入到統治階級上層,分別被封為親王、郡王、貝勒、輔國公等爵位,他們世襲爵位,享有特權。由于清朝統治階級大力提倡習練漢文,這一時期學習漢文已蔚然成風,加之滿蒙兩族間大量的聯姻,使這種風氣很快地影響到了蒙古王公大臣貴族的內部,并逐漸向民間擴展。蒙古族人紛紛效仿,以學習漢文詩文為榮,并且聘請老師教習子弟漢文,代代如此,代不乏人,從而促使了蒙古族文學家族的興盛和家族文學的繁榮。
其三,呈現出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的發展趨勢。歷史上蒙古族學習漢文詩文的發展階段呈現出“V”字型的特點,在元朝時達到第一個高潮,出現了郝天挺、楊景賢、伯顏等五十余位漢文詩文作家。明朝時期由于復雜的社會政治關系,跌落至谷底,詩人寥寥。清朝時期又達到高潮,出現了松筠、和瑛、法式善等八十余位漢文詩人。
蒙古族家族文學的進程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元朝時期為萌芽期,作為統治民族,在統治階級上層的蒙古王公中,文學家族的現象逐漸出現萌芽;明朝時期繼續發展,出現了蘇氏一門文學大家。蘇氏始祖,即《元史·寬徹普化傳》中“不知所之”的義王和尚。其遠祖于大都將破之際,逃往山東,改姓為蘇,名克明,落籍濮州。蘇氏一門人才輩出,其中,蘇{右高中進士,留集甚多。其子蘇濂、蘇澹、蘇潢,其孫蘇粢(蘇濂子),嘉靖進士,皆有時名,且有詩文集傳世。清朝時期蒙古族家族文學的發展達到高潮,出現了上述表一所列等十余個文學家族,呈現出了繁榮的氣象。
陳寅恪曾說:“學術文化與大族盛門不可分離”。研究清代蒙古族文學家族,不僅可以考察當時民族間的政治歷史、文化風俗,而且還可以深入地了解各民族間繁榮的文化交流,為中華文化的多元組合融入了新的生機,對民族的團結與融合具有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