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蘭頓是一位不滿足于在既定范式中展開探討的哲學家，他不想停留在解決“哲學難題”上，而是渴望全盤革新。而且，他也具有相當罕見的才能，能夠在人及其語言和世界的關系上展現出大氣磅礴的全新圖景。因此，他的著作，特別是《清晰闡釋》，乃是哲學中當之無愧的里程碑。

　　1994年，布蘭頓發表了正文厚達741頁的代表作《清晰闡釋》(Making it Explicit);2000年，哈貝馬斯發表長篇評論“從康德到黑格爾：羅伯特·布蘭頓的語用學語言哲學”[1]，高度評價了布蘭頓的貢獻，稱這部著作為“理論哲學中的里程碑，正如《正義論》在1970年代早期成為實踐哲學的里程碑一樣”。

　　如今，布蘭頓關于推論實踐的推理主義觀點(the inferentialist view of our discursive practice)，常被譽為當代語言哲學中的哥白尼式轉折。[2]在人才濟濟的匹茲堡大學哲學系，這位美髯公與麥克道爾(John McDowell)一道堪稱最杰出的代表，而后者同樣于1994年出版的《心靈與世界》(Mind and World)，亦被譽為近幾十年來最重要的哲學著作之一。

　　羅伯特·布蘭頓(Robert Brandom)生于1950年。1977年在理查德·羅蒂的指導下，于普林斯頓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實踐與對象》(Practice and Object)。1976年之后，布蘭頓一直任教于匹茲堡大學，從助理教授一直升至杰出教授(1998)，其間曾擔任哲學系主任(1993-1997)，并于2000年當選美國人文藝術與科學院院士(Fellow of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此外，他還擔任多家哲學雜志的編輯和審稿人，也是美國哲學協會東部分會執行委員會成員。2003年，布蘭頓榮獲梅隆杰出成就大獎，獎金150萬美元，以表彰他“對人文學術的典范性貢獻”。

　　布蘭頓的第一部著作是與尼古拉·里徹合著的《矛盾的邏輯》(1980)[3]，但真正為他贏得聲譽的還是14年后發表的《清晰闡釋：推理、表象與推論性承諾》[4]。就語言哲學而言，此書試圖提出一種將語義學奠基于語用學的意義理論。這種意義理論基于兩個主要思想：

　　(1)意義是不可還原的規范性意義;(2)意義由用法確定和說明。在這兩個基本思想的歷史發展線索中，我們可以看到康德、黑格爾、弗雷格、維特根斯坦和塞拉斯等人的蹤跡，但在布蘭頓手中，它們發展為全面而有力的意義理論，可以取代現在廣泛接受的自然主義的和因果論的意義解釋。

　　此后，他編輯了塞拉斯的《經驗主義與心靈哲學》(1997)和著名文選《羅蒂及其批評者》(2000)[5]。也許是因為《清晰闡釋》篇幅太大，內容過于艱澀，2000年他又將其改寫為一部較為簡明的《清晰地說出理由：推理主義導論》[6]。但此書與其說是《清晰闡釋》的導論，不如說是一部指南，集中而簡明地闡發了他的幾個重要論題。

　　布蘭頓近期出版的著作是《逝去的巨人的故事：關于意向性的形而上學的哲學史論文集》[7]。該書收集了布蘭頓自1977-2000年的論文，考察了斯賓諾莎、萊布尼茨、黑格爾、弗雷格、海德格爾和塞拉斯等“逝去的巨人”的著作中隱含的意向性概念。早在《清晰闡釋》中，布蘭頓就從“表象主義的”與“推理主義的”語言觀出發，透視近代哲學的緊張關系，而這一緊張關系遠比通常理解的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之間的糾葛更為基礎。

　　他試圖表明，那些逝去的偉大哲學家都有一項共同的事業，這就是主要由推理主義所刻畫的特定的哲學傳統;這一傳統中的哲學家都堅信，語言的表象性能力服從如下事實：語言是“以推理的方式而被清晰地說出的”。這部歷史性散論可以視為他的推理主義構架在哲學史中的應用，因此也為《清晰闡釋》所構造的框架提供了思想史的維度。

　　理解布蘭頓的主要困難在于，除了文筆和表述方式的獨特性之外，無論在方法、思路和風格上，他都深受分析哲學和歐陸哲學的雙重影響。按照他的導師羅蒂的說法，塞拉斯把分析哲學從休謨階段推進到康德階段，而布蘭頓則拓展了塞拉斯的工作，將分析哲學從康德推進到黑格爾階段。

　　倘若真是如此，倒像是近代哲學的一次輪回，不啻為分析哲學百年歷史的一種反諷。[8]實際上，布蘭頓的思想語境相當復雜：康德的批判哲學、黑格爾的歷史主義概念論、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理論、塞拉斯的心靈哲學，甚至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都構成了布蘭頓的思想要素和對話者。按照布蘭頓自己的說法，他的立場異于那些塑造和推動20世紀英美哲學的許多、甚至是絕大多數理論的、解釋的和策略性的承諾。他贊同理性主義而反對經驗主義和自然主義，贊同推理主義而反對表象主義，贊同整體論而反對語義學原子主義，贊同對邏輯的表達主義的解釋而反對形式主義解釋。

　　而位于其思想核心的乃是推理主義，而推理主義與整體論密不可分，因為如果傳遞意義的是推理，那么具有特定的意義就預設了在特定推理構造中的特定位置;就此而言，這一整體論會導致功能主義;如果我們把實用主義理解為實踐對理論具有優先性，那么，這又與實用主義密切聯系起來，因為推理就是做事。這一思想與經驗主義的核心主張背道而馳，就此而言，布蘭頓又將其視為理性主義的當代形態。因此，有人把這些彼此相連的立場統稱為“IHFPR傳統”(inferentialist- holist- functionalist- pragmatist- rationalist tradition)。[9]

　　基于以上立場，我們可以把布蘭頓的基本主張概括為三個論題：(1)能思想的生物之所以區別于其他東西，是因為他們是推論性實踐、因而也是語言實踐的參與者(理性主義論題)。(2)因此，推論性實踐，即塞拉斯所說的“給出和尋求理由的游戲”，就提供了語境，使我們能夠在其中理解語義學的和與意向性相關聯的概念。狀態、言說和表達都通過在一套實踐活動中扮演特定的角色，才得以具有命題性內容，而這些實踐活動就是給出和尋求理由的游戲(實用主義論題)。(3)賦予內容(content-conferring)的實際功能正是由發揮這些功能的各個對象的推理關系清晰地說出來的，因此命題性內容是由推理性功能構成的(推理主義論題)。[10]

　　這里選錄的兩篇論文，一篇是布蘭頓為《何謂哲學》一書撰寫的主題論文，他在文章中較為淺近地概述了他的基本思想，以及他對哲學活動的獨特界定，其內容這里就不再贅述。另一篇是在開頭提到的哈貝馬斯論文的第一部分。布蘭頓和哈貝馬斯的目標驚人地相似，他們都強調交往活動的社會性的和主體間的諸多方面，都致力于形成關于交往能力的理論，堅持規范性的不可還原性。也許更重要的是，他們都使對正當性的證明，即給出理由的實踐，成為各自的思想核心之一。相對于哈貝馬斯來說，布蘭頓闡發的是基于語用學的語義學，其中包含的指稱理論是哈貝馬斯所缺乏或只是被預設的;而哈貝馬斯則批評布蘭頓未能提供足夠有力的客觀性概念，對交往的構想也不夠充分。[11] [1] Habermas, Jürgen (2000) From Kant to Hegel: On Robert Brandom’s Pragmatic Philosophy of Language.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8 (3), 322-355.

　　[2] Andjelkovi, Miroslava (2004), Articulating Reasons. Philosophical Books 45 (2), 140-148.

　　[3] The Logic of Inconsistency, with Nicholas Rescher, Basil Blackwell, Oxford 1980.

　　[4] Making It Explicit: Reasoning, Representing, and Discursive Commit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4. 此書于2000年譯為德文，法文譯本和西班牙文譯本正在翻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