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翻譯是指在準確通順的基礎上，把一種語言信息轉變成另一種語言信息的行為。翻譯是將一種相對陌生的表達方式，轉換成相對熟悉的表達方式的過程。文章發表在《黑龍江史志》上，是省級文學論文發表范文，供同行參考。
關鍵詞：漢學論著,論著翻譯規范,翻譯技巧
1947年，美國數學家、工程師沃倫·韋弗與英國物理學家、工程師安德魯·布思提出了以機器進行翻譯(簡稱“機譯”)的設想，機譯從此步入歷史舞臺，并走過了一條曲折而漫長的發展道路。
中國學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進入更深層次的表現。對世界范圍內漢學研究論著的關注、介紹乃至翻譯，正是所有人文學者不能回避，且應積極參與之事，如此方可預學術之流。近些年伴隨著《世界漢學》、《法國漢學》等專刊，海外中國學論著等叢書的相繼出版，一批位于學術前沿的，用新理論、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審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國外研究成果開始得到相應地重視和有系統地引進，借此 “翻譯”之橋，中外學者關于“國學”諸種問題的討論有了質的飛躍。
一.文化的還原
尋根溯源是漢學論著翻譯中不可忽視的技術問題之一。漢籍本身浩如煙海，文化內涵又廣博精深，海外學者對它的征引宛若隨意采擷，典故難尋;對它的解釋或體認有時推陳出新，有時又似是而非，因此譯文難于處理。所以文化上的，包括漢文人名、中文史料、歷史背景的還原就成了首要問題被提了出來。
漢文人名的還原。例如江蘇人民出版社“海 外中國研究叢書”中馬克斯·韋伯所著《儒教與道教》一書在描述漢代儒士反對司馬遷的重商思想時，把反對者“Pen Piao”譯為“彭彪”(第193頁，注2)，但實際上此人當為“班彪”。
又《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艾爾曼著，趙剛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8頁，倒數第1行：“儲同舒(音譯，Ch’u Tung-Tsu)《清代中國地方政府》，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73”。此處把“Ch’u Tung-Tsu”誤譯為“儲同舒”，實際應為中國著名的社會學、歷史學專家，著有《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華書局，1947年)一書的“瞿同祖”先生。
商務印書館翻譯出版的法國學者勒內·格魯塞的《草原帝國》(1998年)一書中第172頁有語：“可敦盡管還保留著這些野蠻的生活風俗，但她很信任中國大臣漢延惠，后者使契丹人開始走向文明。”文中“可敦”即指遼國蕭后，那么中國大臣當為“韓延徽”，不知譯成“漢延惠”的史料來源是什么?
同人名的還原一樣，中文書刊名稱的還原也需要謹慎核對。如《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中譯者把“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譯為《京華中國研究學刊》。在遍查材料未獲后，才以其中的一篇論文為線索查知此刊應該是《清華學報》。
又此書頁724，注4，把《清朝文獻通考》和《清朝通典》簡稱為《通考》和《通典》。這實際上是混淆了四部書，應根據歷史學規范簡寫成《清通考》和《清通典》，不致誤導讀者。
在審讀《法國漢學》第四輯中有如下譯文：“在上引《隋書·經籍志》中所記述的道教儀式之外，還用一種不太肯定的口氣記錄了一種道士們所宣稱但卻未必如此的箓的古代傳說。(中略)雖然隋代的歷史學家記錄了這個不太可能的道教的說法，(中略)很難證實隋代的編年史學家們……”《隋書》是唐代史學家編纂的，此處應改為“隋史的編纂者”或“唐代的歷史學家”。
對背景文化還原的難度還應在前兩者之上。因為背景知識準確的掌握不僅包括對史實的確切了解，更需要的是一種文化感，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了解且能心領神會，并運用自如。不止是一個詞，一段話的索驥，而應把文化內涵整個地融入行文之中，至此才使譯文達到風格上的忠實與流暢。如《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一句原文“Within，the principal palaces were arranged on a northsouth axis……”，原譯為“(故宮)各大宮殿按南北向軸心排列”。這容易引起歧異。事實上，原作者不是想強調宮殿的南北對稱，或者是要說明所有宮殿都是南北排列。
袁筱一等譯法國馬丁·莫內斯蒂埃著《人類死刑大觀》(漓江出版社，1999年)第340、341頁兩副插圖下的注文分別為“西方軍事勢力代表對‘拳擊手’施斬首刑”和“拳王的斬首刑(中國，1901年)。” 。“boxer”在此處不應直譯為“拳擊手”，而是專指1900年前后中國民間反侵略組織“義和團”的前身 “義和拳”一詞。
《歐洲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2頁注72“見L·S·楊的兩篇文章，……收入的《漢學中的遠行》(Excursion in Sinology)”。“L·S·楊”即楊聯陞。1 “Excursion”一詞本身有遠行之意，但用在中國書籍和文章的名稱當中，應釋作“短文”，又可引申來表達中文特有的文體“賦”、“策”等。如蘇東坡《赤壁賦》，英國名漢學家翟理斯(Herbert H.Giles)把它翻譯成“An Excursion Below the Red Wall”，臺灣師范大學教授李杏村則譯為“An Excursion to the Scorched Cliff”，都使用“Excursion”表示“賦”一詞。所以楊聯陞“Excursion in Sinology”一書或譯成《漢學散策》可能更為恰當。
江蘇人民出版社和商務印書館分別在1995和1997年由不同譯者翻譯了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的《儒教與道教》一書。僅從兩書一些章節標題翻譯文字的差異就可想象其內容的大相徑庭。第5章第4節，江蘇版譯為“儒家教育在社會教育體系中的地位”;商務版則為“ 儒家教育在社會學教育類型中的地位”，兩書所提概念絕對不屬于同一學科范疇。又如第6章第12節前者譯為“早期儒學的激越”;后者為“ 早期儒學的悲歌”，孰是孰非難以明確，且會令讀者啼笑皆非。
二.形式上的統一
講求學術規范是提高整體學術水平與擴大學術交流領域和層面的基底。漢學論著翻譯作為學術研究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必須遵循一定的規范，否則就會降低其價值，甚至誤導讀者。
或者過分強調譯名的精確度有吹毛求疵之嫌，但中文是不同于西方表音字母文字的一種音、形、義相結合的表意文字，每一個漢字都有固定的含義，通假和轉注則有特別的規定。就算在閱讀姓氏名稱時，出現同音異形的字，也會被認為是指示不同的人物或事物。使用此種與西文截然不同文字的中國人在閱讀時也養成了更重視識別文字字形而不是讀音的習慣。而且長期以來漢語對外來詞的消融力是古今一貫的，并形成了以意譯為主或意譯與音譯雜糅的翻譯規律。2這種意譯法的使用更加強調字符形態與音讀對應的確定性和準確度。所以譯者采用了不同譯名來反映一個人或一件事物，就會誤導讀者，即翻譯時差之毫厘，理解時必然謬以千里。
又如，《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一書的譯者把日本學者林友春的論著譯為“《元明時期的學堂教育》載《近世中國教育》”，而且出版地未譯出。但核對了日文原著才知，其名當為《元明時代的書院教育》載《近世中國教育史研究》，東京國土社出版。同樣的錯誤在《從理學到樸學》一書第222頁也出現了。日本中國學者及其論述往往夾雜中文或者全部使用中文，這既為譯者提供了方便，又增加了工作量，因為稍稍疏忽就可能因未查檢而出現譯文不準確的情況。
形式問題之二：對史料翻譯形式的規范化處理是衡量譯者學術水準的標尺。李約瑟所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之中譯本則較好地體現了形式統一、內容充實的原則。文中所有涉及中文史料的地方，譯者都先根據外文把原著者對這段史料的理解文字忠實譯出;再把原始的中文史料附見于后，并改變字體，用括號括出以示區別。例如：此書第二卷《科學思想史》(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8
又如何兆武、何冰兩位先生所譯狄百瑞《東亞的文明——五個階段的對話》也采取類似的格式。隨舉一例：
“禮是從哪里來的呢?就是從這一事實：人是生來就有欲望的，當欲望得不到滿足時，人就必定要追求它們。當這種追求進行得沒有限度或分寸時，必定會發生爭執。隨著混亂就出現了耗竭。古代的君主憎恨這種混亂，就把禮和正當性加以法典化而設立必要的限制，于是欲望就會得到調劑而他們的追求也就得到了滿足。他們以這種方式使得欲望不會被事物無限擴大，而事物也不會因欲望無度所耗竭。從而這兩者可以互相配合而共同滋長。禮就是從這里來的。(《荀子集解·禮論第十九》第一章)
[禮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子·禮論第十九》第一章]”( 第13頁)
全書均沿用此格式的意義有二：其一.對中國古文的解釋本身就是學術研究的一部分。國內也并沒有任何稱得上是絕對權威的譯注，學者們的新知灼見往往正基于對文本的深入解讀。因此國外學者對原始材料的重譯，既興許是誤讀也很可能是變換角度，用有別于傳統的思維方式重新闡釋原典，不容忽視或省譯。其二.附之原始材料及出處則更方便了讀者，使讀者對原著的水平有直接的對比和判斷而省卻了檢索的麻煩。當然這也是使譯者更能吃透原文，忠實原著的必要手段和過程。
形式問題之三：上文所提到的江蘇人民版和商務版的所譯韋伯《儒教與道教》的兩部譯著，前者未附任何參考文獻目錄和索引，后者則附有譯名表，這在使用價值上有明顯差別。
青海人民出版社和商務印書館分別在1991年和1998年出版了法國勒內·格魯塞《草原帝國》的中譯本。商務本把法文原書的腳注和書末索引全部翻譯過來，而青海本在增加《著者參考書目》的同時寫道：“本書作者格魯塞在編寫其書過程中曾參考了大量西歐出版的史學著作與有關東方學的論文，為了說明資料的出處，他在各頁注腳內簡略地提到著作的書名與頁碼。
因此不光為查找、檢索的便利，各種文后注釋和書末附錄更進一步展示國內外學術界的研究狀況和動態。如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譯本附之《縮略語表》、《1800年以前的中文書籍》、《1800年以后的中文和日文書籍及論文》、《西文書籍和論文》以及包括人名、論著和主題詞等多類詞條的《索引》，此內容不亞于一部國外有關中國古代科技的研究史，甚至更可說是內容廣泛、涉及諸多領域的中國學研究概述，值得后人仿效。
三.使漢學論著翻譯規范化的其他輔助手段
1.多譯本的互相參照是翻譯界常用的方法和技巧，它不僅能為揣摩原著提供多角度、深層次的見解，而且還能改正原著的錯誤和譯文中的誤譯。如審讀《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時，我曾用此書的日文本(晃洋書屋，1989年)進行核對，補譯和改正了原著和譯稿地圖中的一些問題。比如《長江上游圖》漏“自流井”之名;頁248圖中有兩處“長沙”，據日文本改一處為“重慶”;圖35“趙家渡”誤寫為“趙家府”，又補譯“石笥場”一地;圖34補譯“邛州”一名等等。又如：譯者把eclectic(折衷的)誤識為electric(電力的)，我是翻看日文本時才偶然發現并改正過來的。
2. 為保證與國外中國學領域的快捷對話和進一步提高漢學論著翻譯作品的質量，學界亟待及時編寫和出版相關領域能展示最新研究動態的工具書。而目前有關書籍卻少而陳舊，不太能滿足譯者的需要。如現有的海外中國學手冊僅有《國外藏學研究概況》、《俄蘇中國學手冊》、《日本的中國學家》、《美國中國學手冊》等。
總之，漢學論著翻譯的規范化和精確度是與編寫便利、及時、全面、準確的工具書相輔相成的，二者的合作才能使漢學研究與世界充分接軌。
3.高質量的漢學譯作的推出還要求譯與校的努力和協作。
《從理學到樸學》第226把“柳詒徵”誤排為“柳詒征”。而且書中所有涉及清人“方東樹”的地方都印為“方東澍”。
《東亞文明——五個階段的對話》從撰寫到翻譯都堪稱精品，但在排印和校對是卻把近十處提到著名的日本僧人“圓仁”都誤作“園仁”;第44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印成《入唐求法巡行記》;第54頁，把朱熹的《四書集注》印成“《四書》集注”。
《歐洲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中《〈柳毅傳〉及其類同故事》一篇注14(第255頁)，把編寫《唐大詔令集》的“宋敏求”，誤印為“宋敏秋”;注55(第257頁)，葉德輝《雙梅景闇叢書》排成《雙梅景闇業書》;注57(第258頁)撰寫《唐會要》的王溥，印成“王蒲”。由于審核的疏忽使譯作白璧微瑕是非常遺憾的事，也只能俟再版時彌補了。
四.翻譯與研究的統一
不言而喻，優秀的翻譯著作應達到翻譯與研究的完美結合。因為譯者如果是某一領域的專家，那么他翻譯這一領域中的外國著作就會在占有材料和了解新的學術動態方面勝人一籌，得以與原著者并駕齊驅，甚至可以作高屋建瓴的評判。如陳裕菁在翻譯日本學者桑原騭藏《蒲壽庚考》(中華書局，1954年)的《序言》中寫到：“紀元十二年夏，日長無俚，匯全文譯之。
參稽考訂，幾忘溽熱。既成，覺尚有余蘊，因不揣簡陋，發篋陳書，妄為輯補，所增約得原文之半。與桑原之作，或相比證，或為匡弼，似不妨并存之。
遂不辭續貂之誚，逐條附之，繕寫一書。”試舉一例，頁10，注2“市舶司之職掌”下譯者列補注1：“裕菁按日本藤田豐八《宋代市舶司及市舶條例》于桑原有反駁文，載大正七年七月《史學雜志》。茲略舉其關于市舶司及市舶使者于下。(后略)”
又馮承鈞譯法國漢學家沙畹(E.Chavannes)名著《西突厥史料》(商務印書館，1921年?)，因原著人名、地名失考、遺漏、譯法矛盾處甚多，因而在《序》中記到：“此書所采中國史文，……其似屬脫文者則為補入，用括號以別之;其錯誤明顯之處，則為改正;稍有疑義者，則另條錄于附注之中。
總之，研究雖然不包括在翻譯規范化之中，但它是譯文質量和譯文規范化的保證，也是漢學論著翻譯理論探索的實踐者。
綜上所述，漢學論著翻譯的規范化進程是學界對外交流走向成熟的標志和必由之路。譯著規范的內容和原則應該在理論上加以探討和深化，同時需要關心漢學發展的所有學者的努力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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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中國制度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國史探微》，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②關于漢譯中的意譯法問題請參見王小曼《試論漢譯外來詞與漢語特性的關系》，《漢學論叢》第二輯，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10-11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