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已經進入百年歷史上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然而，近年來中國社會沖突卻顯現出越來越高頻化的趨勢。中國在進入轉型中期以后，正在進入一個社會沖突與抗爭事件的事故多發階段。

　　關鍵詞：公民社會,改革開放,強國家—弱社會,全能主義,法團主義,協商制

　　從發展社會學角度來看，如果社會利益的分化速度較快，表達不同社會群體利益的社會中間組織缺乏，而不同的利益群體無法通過組織與政府形成協商機制，不能有序地表達并維護自己的利益，那么，社會成員將作為游離態的原子化的個人，以“烏合之眾”的方式與政府直接發生沖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間組織的缺乏所造成的溝通與協商的管道不暢達，是當今中國群體性事件頻發的重要原因。

　　政府面對這種困局，如果僅僅是加大對強力部門的資金投入，采取剛性措施來維持穩定，那無疑是治標而不治本的辦法。尤其是當社會上的抗爭群體已經出現了非理性的情緒，其結果只會怨怨相報，惡性循環。治本的解決之道，就是要發展公民社會組織。

　　公民社會作為公民自我組織的社會系統，在國家之外通過自我管理，來滿足不同社會利益群體的交往與利益維護的需要。公民社團通過對于公共事務的積極關切和參與來表達、維護自身的利益，由此而形成和國家建制對等的監督力量，并形成對國家的制衡力量。從社會自治這一角度而言，中國是世界上社會自治程度最低的國家之一，是公民社會最為缺乏的國家。中國現在的許多矛盾與困境，與社會多元化背景下公民社會組織發育滯后的瓶頸狀態有關。讓自治的公民社團在國家與社會個體之間起到溝通、協商與調解矛盾的作用，應該是中國現代化制度建設的關鍵。

　　20世紀的困境與革命的國家控制社會模式

　　在中國傳統帝制社會，宗法組織具有國家以外的社會自治組織的性質。宋以來的鄉紳社會，以及宗族、行會、民間社團，固然不能等同于當今我們所談的市民社會或公民社會，但兩者都具有不受國家直接支配與控制的自主性，他們在傳統社會也發揮著近似于中間組織在現代生活中的作用。自20世紀以來，中國進入近代化發展時期，在各時期的國家體制以外，也出現新興的近代意義上的獨立社團組織，如工會、農會、企業家協會等。換言之，從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后的議會政治時代、袁世凱與北洋的的強人政治時代到國民黨統治時代，社會中間組織的自治傳統并沒有中斷過。

　　20世紀以來中國的歷史演變，如何導致上世紀50年代以后社會自主空間消失的?首先，從清末新政到北洋軍政時代的早期中國現代化遭遇挫折與失敗，導致中國這個巨型的落后大國，在王朝體系崩潰以后，在混戰中日益走向軍閥混戰，走向碎片化狀態。而要走向統一，需要一種可以形成強勢國家的組織力量。一開始，國民黨黨國權威體制相對于北洋軍政統治具有明顯的組織與意識形態優勢，民國時代的中國是一種弱勢國家與弱勢社會的結合，國家之外的社會仍然有著其自然的成長空間，在這樣的整合模式中，國家并非強勢，社會也存在著傳統中持續下來的自主性。

　　另一方面，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被迫處于邊緣狀態的中共，在此后20年中，在農村重新獲得生存與發展的機會。中共革命在農村根據地的發展，形成一種以政權組織滲透社會以進行革命戰爭動員的體制模式，即通過組織嚴密的黨的系統掌控政權機器，形成強有力的滲透社會的組織力量，通過從社會中獲得源源不斷的人力、財力與物力，形成強有力的革命戰爭機器。當國民黨面對中共這一直接繼承蘇俄列寧主義組織模式的強大政治對手時，國民政府內部的派系矛盾嚴重，組織力與信仰力度相對不足，難以對社會實行全面控制，最終不得不讓位于組織力更強的中共。中共建國以后形成的全能主義體制，從歷史上看，是對紅色根據地時代的國家對社會的強勢動員體制的自然延伸。

　　中共建國后，應該是走向新民主主義的大好機會，全面危機與碎片化已經克服，用鄒讜的話來說，全面危機過去了，全能主義政治就失去了它的歷史功能和任務。[1]中共理應走向和平建設，如果在這時走向新民主主義，并發展健全市場經濟與民主社會，這意味著，國家與社會之間將會達到一種平衡協調關系。這將是一個健康發展的正常社會的必要條件。但中國并沒有走向國家與社會平衡發展的道路。50年代初期，由于冷戰的大背景，由于斯大林式的犧牲農民來保證工業化的發展模式的示范作用，以及激進烏托邦的全能計劃經濟的建立，這些歷史因素形成一種全能主義化的歷史選擇，這也可以解釋為是對中共根據地革命時代以政權組織力量實現對社會的動員模式的路徑依賴。

　　中共從建國開始，通過鎮反、肅反、土改，在政治上強化了國家的威懾力量，國家通過一系列方針，在短短幾年里完成了農業、手工業、工商業的三大改造，實現了國家對城鄉經濟資源的全面支配與控制，國家還通過建立城鄉戶口制度，使社會成員的流動受到更嚴密的控制。中國從一個國家與社會并存的社會結構，演變為“只有國家，沒有社會”的體制。自主的社會與文化空間幾乎完全消失。國家通過各級單位組織，形成一個無所不在的龐大嚴密的組織系統。中共建國后的體制，在政治學上稱為全能主義體制(Totalitarianregime)，不但獨立的社會團體從此消失，而且社會成員也完全依附于國家體制。隨著人民公社和單位體制的相繼建立，國家權力也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滲透到村莊和工廠層次。

　　如何評價中國改革開放以前國家全面吞沒社會的現象?一方面，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國家全面管控社會的體制由此形成，借助于這種體制，國家成功地消滅了長期困擾中國社會的傳染疾病，成功地治理了淮河，興修了大規模的水利，為克服數千年來的自然災害與發展農業提供了重要條件。國家可以運用這一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調集巨大的社會資源來進行重工業的投資與建設，為工業化發展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這種革命全能主義體制在取締了市場經濟與自主社會系統的同時，也使強勢國家不再受到社會力量的任何有效制衡。而這正是極左災難得以產生并難以抑制的結構原因。從社會學角度而言，由于中國缺乏自主的公民社會組織對體制形成糾偏與制衡能力，全能主義體制一旦被專權者動員起來推行大躍進與“文革”烏托邦，整個社會就失去了緩沖、制衡與抑制災難性政策的能力。1957年的反右斗爭使體制外知識界的不同聲音消失，1959年的廬山會議使黨內與體制內的制衡機制消失，無論體制內與體制外，都不存在對執政者的權力制衡機制，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如果從更深層次進行反思，一個沒有公民社會的體制，就是一個錯誤政策得不到糾正、錯誤政策還會不斷疊加的體制，是任何英明領導人都避免不了低級錯誤的體制。

　　改革開放與“極強國家—極弱社會”結構

　　改革開放以來的后30年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一方面，鄧小平的改革從經濟起步，然后在經濟領域放松、搞活，形成企業自主經營，民營企業大量出現，原來完全受指令控制的企業與勞動者可以自由流動，這樣，經濟領域就出現了自主性。隨著經濟領域開始出現多元化，政府控制之外的第二文化與民間社團也開始出現。另一方面，社會與政治領域加強管控，在八九風波以后，當政者從政治穩定的需要考慮，對于社會多元化采取限制與抑制的政策，社會自主空間進一步緊縮。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后，經濟自主化繼續擴展，市場經濟有了進一步的推動力。但社會與文化思想自主化沒有相應發展起來，中國走上了新權威主義發展道路。這是一種可以稱為后全能主義型的技術官僚主政的新權威主義體制。這種發展模式是一種“極強國家—極弱社會”的體制模式。由于這種模式是原計劃經濟的全能體制經由維新方式，通過向市場經濟軟著陸而演變過來的，因此，也可以稱為“中國越南模式”。在許多后發展國家因缺乏國家權威而受苦之時，中國卻由于告別烏托邦之后的高效能國家而深得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