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理解的鄧小平理論有幾個關鍵詞：發展是硬道理、三個有利于和摸著石頭過河。這些在證券市場的建立、發展中都體現得尤為明顯。我們的股票市場成立于1990年，這也直接得益于我們的鄧小平同志。據說在上海籌劃開設股票交易所之前曾經請示過鄧小平，當時小平同志說：開，大膽的開，不行還可以關掉嘛。這看似簡單的語言實際上是具有突破性的，在今天，股票市場的存在好象是理所當然，沒有什么可探討的，

　　但是在當時，產權問題、國有資產如何以及應不應該流通，私有化是否合法等諸多問題都在阻撓著中國證券市場的誕生。鄧小平同志則撥開黑霧，指引我們的相關從業者去大膽嘗試。雖然有太多的問題擺在那里，但既然發展是硬道理，出于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金融體系又是必需建立的，那么就去適度的做吧。證券市場中的法規以及相關部門的行為都有相當大的善變性，從不好的方面說，它使市場參與者常常無所適從，總是在恐懼系統性風險，從使其行為傾向于追求短期利益。

　　為了打破僵化，中央將部分權利下放是必然，行政體系的巨變也會形成太多的監督真空區，而這時社會對當權者的制約體制還沒有建立，這些無疑都是腐敗問題大量集中發生的催化劑。不過這只是改革和發展中付出的成本而已，我看這些成本還是很小的。去看看俄羅斯的休克療法使其經濟幾乎面臨崩潰;再看看拉丁美洲國家在上世紀90年代推行的全盤西化是什么結果。經濟危機，國際償付能力喪失，金融體系癱瘓，國民生產總值兩位數的下降，國家的經濟重要部門通通被外國財團控制……由于偉大的鄧小平，那樣的慘劇并沒有發生在我們身上。

　　當然，隨著政府結構調整的深化，社會制衡體系的建立以及經濟越來越多的找到方向，政策“試”的不確定性已大大減小——當然中國的入世帶來的經濟、政府職能領域的承諾也在加快這一進程。

　　現在我想談一下對解放思想這一問題的個人理解。說到解放思想就要先說什么是被解放的思想：落后的，束縛人們手腳、模糊人們視線的，不符合特定歷史時期背景的思想通通都在此范疇。不過就我的觀點而言，被解放的其實就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可否認，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確是造就了一個偉大的蘇聯——一個以平等和最廣大無產階級(我更愿意說是曾經被欺壓的人民)利益為指引建立起來的政治、軍事、經濟均強大的蘇聯——當然它也為同一時期的其他人民運動的國家提供了精神上的指引。

　　我不想就政治方面做任何評論，那樣范圍太大，本人也沒有那個能力。我只想在經濟領域來談這個問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確那它那個時代促使了生產力的大幅度飛躍，那是因為馬克思和列寧以及那個時代偉大的思想家真正了解并透徹的分析當時的特定歷史背景以及本國的實際環境。不過再怎么偉大，人終究是人，世界上沒有神。

　　我們如何能希望根據100年前的社會背景研究得出的經濟理論和架構可以完全指引今天的經濟建設呢?我并不是想說老了就沒有用了，而是想說由于歷史背景和國家自身環境的不同，原來的體系不可能完全適用。原來被我們奉若神明的蘇聯老大哥已經解體，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東歐劇變，表面上的政治旋渦實際上都是社會生產力落后，政治經濟體制無法適應所處環境的必然產物。而僵化、落后在極大程度上是曲解、教條理解、完全照搬馬克思列寧主義所致。偉人的價值在于造福了他那一代的人民，偉人不是神，偉人無法預測未來，更不可能知道100年后的經濟體系應該是怎么樣的。理論造成的束縛不是偉人的錯，是理解理論的人的錯。不要說對于整體經濟體系的預測，就是對于某一個行業的預測都是做不到的。

　　在某個國家強大了之后，人們會去研究什么模式，其實意義不大，歷史的演化過程沒有可重復性，同一件事只能發生一次——因為歷史背景不會重現。在美國發展的過程中可沒有什么美國模式在指引——那是事后的總結。我們的發展只能根據我們的條件和特點，根據我們所處的歷史背景來本著簡單但本質的原則行事，而不應該把自己縮在什么偉大的理論中不能自拔。我曾經在一個紀錄片中看到鄧小平這樣說過(當時的背景是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混亂時期)：“不發展社會生產力，不強國，一切路都是死路”。人們說只有社會主義可以救中過，也許吧，但我想說：只有中國強大了，中國所走的路才是正確的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