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根據國外和國內的安樂死的背景和對安樂死支持與否的民意調查，從我國的立法角度和立法背景等方面和我國的憲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個體法等方面來認證我國實行安樂死的意義和可行性。并且提出一些關于安樂死的立法建議和實行措施。

　　【關鍵詞】安樂死背景民意調查法律分析

　　一、安樂死的背景

　　(一)國外安樂死背景

　　1906年美國俄亥俄州誕生了第一個安樂死法案，安樂死作為一個法學問題被正式提出，從此以后成為學界熱烈討論的一個話題。安樂死源于希臘文，原意是“快樂的死亡”或“尊嚴的死亡”。英文解釋為：無痛苦處死患不治之癥而又非常痛苦者和非常衰老者。中國學者給安樂死下的定義為：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危重瀕死狀態時，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或家屬的要求下，經過醫生的認可用人為的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下度過死亡階段而終結生命全過程。從上個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英國，美國，瑞典等一些國家發起成立“自愿安樂死協會”或向國會提出允許安樂死的議案，由于對安樂死問題的認識不清，社會上絕大部分民眾反對安樂死。

　　(二)我國安樂死的背景

　　我國最早提及安樂死一詞是孟子——“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而這里的“安樂”是安逸之意，并非“好死”“善終”之意。含有“好死”“善終”之意的安樂死的一詞源于佛教凈土宗的思想。凈土宗創立者為唐代善導，專修往生阿彌陀佛凈土法門，中國凈土宗早期一本重要著作名為《安樂集》其中安樂一詞即為善終之意。近代，據說早在1925年，當孫中山先生陷入肝癌晚期的極大痛苦時，他的親屬就接受了醫生的建議，讓孫中山先生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藥后與世長辭，這實際上就是實施“安樂死”的典型實例之一。鄧穎超同志也在電臺討論中提出“安樂死是一個唯物主義觀念”。她還再次強調對安樂死的贊成態度，并且建議有關部門立法。1987年4月，在第六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有王群等三十二名代表提出101號提案，建議制定《安樂死條例》，這標志著安樂死的立法問題從那時起就被提到立法機關的議事范圍之內。

　　二、安樂死法律分析

　　安樂死從立法角度是可以進行適用的。安樂死合法化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就是依法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人受到法律保護，而阻卻實施安樂死行為的犯罪性的根本因素是病人在特殊情形下自愿選擇死亡的權利，所以安樂死立法之首要目的應當是確認病人享有這樣一項基本權利：即有選擇或不選擇安樂死的權利。這是一項基本人權，一種基本自由。人權的基礎是生存權，生存權既屬于生命權;人權的核心是自由權，即包括對生命的自由支配權。在當今文明時代，人權不僅僅是成存權，更重要的還有自由權、尊嚴權、自決權。最基本的自由權是人身自由權，最基本的尊嚴權是對人格尊嚴的自主判斷和自由追求，自決權是保障性的權利，沒有自主決定的權利，其他權利的實現則無從談起。

　　既然有法律上的特定情形和條件，就意味著行使這些權利是有限制的，這些限制便是應當遵循的義務，包括不作為和作為。不履行義務，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馬克思說得好：“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經。”這些自由權利必須為法律所保護確認，超越社會所能容忍限度得自由則必須受到限制，濫用權利得的行為必須予以制裁

　　---所以我們需要一部“安樂死法”。

　　(一)立法依據

　　安樂死合法化的關鍵首先在于有無自主選擇安樂死的權利。我國憲法尚未明確規定生命權，未明確規定公民本身生命的權利，但我國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我國公民享有人身自由的權利。每個人在享受自由權的時候都有義務尊重其他每個人的自由。馬克思則把自由理解為：自由就是從事一切對別人沒害處的活動的權利。死亡的權利本身體現的是一種人格利益。而這種死亡方式也是一種無害于他人的行為。反對安樂死論者認為生命的價值在于社會，這種死亡方式是有害于社會的。誠然生命的價值在于社會，因為價值本身就是一個社會概念，價值只能在社會中才能得以體現。而生命的價值并不是指生命本身，價值屬于社會而生命是個人的。病危患者要求安樂死，基于法律的空白而被拒絕，被迫痛苦的生存下來是自由嗎?自殺被認為是于他人有害的行為，那么法律是不是應該給自殺而又未果的行為給予法律的制裁讓其承擔法律上的責任呢。

　　(三)安樂死立法與憲法

　　基于憲法的根本性和最高效力，安樂死立法顯然不得與憲法相沖突，而安樂死法賦予公民一種安樂死權，最有可能與憲法規定的下列權利相沖突：

　　1、首先“安樂死”是否存在違憲問題

　　馬克斯主義法學認為，法律在承認人享有盛名權力的同時，也應承認人享有選擇死的權利。在特殊的情況下有處置自己生命的權利。允許安樂死不僅體現了對個人權利的尊重，而且也不會有損社會和國家的利益。死亡的權利是“優死”觀念的強化和追求生命質量的價值目標的鄙人和結果。

　　北京大學法學博士徐景和認為，《憲法》規定公民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義的。公民個人有選擇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條件下也有權選擇死亡的方式。“安樂死”是一種在特殊情況下，在不違背國家、社會和他人利益的情況下所采取的一種對生命色特殊處分方式，這種處分是有嚴格的條件與程序的。現在歐洲一些國家所實行的“安樂死”立法都是在傳統道德與現代法律之間所作的選擇。因此，認為“安樂死”有背憲法，缺乏基本的構成要件。

　　從法理上講，公民有選擇死亡方式的權利。《憲法》的這一規定說的是國家保障公民的私權利，并沒有限制公民“安樂死”的自由。而且，對公民的私權利而言，“法不禁止即自由”公民選擇“安樂死”是他們的自由。隨著社會的進步，當“優生”的生存觀已經得到廣泛的認同之后，同樣應尊重“優死”的權利，無可救治的絕癥患者應當有權利選擇有尊嚴地死去。

　　2.從生命權。安樂死涉及公民生命的提前結束，因而可能與憲法所規定的生命權相沖突。生命權的基本內涵就是人尋求一切辦法來維護生命、提升生命，甚至國家都負有責任來幫助生存，因而生命權與安樂死權在內涵上有所沖突。而且我國以前更多強調個體生命的國家與社會意義，因而不承認個體生命的獨立自主性，反對生命的自我處決。當然，隨著觀念的更新和經濟體制的變革，生命的自主權也獲得承認。我們認為，可以擴張生命自主權的內涵來解決安樂死權與生命權的可能沖突，即生命自主包括求生和放棄生命兩個方面，因為權利是可以放棄的，生命如果可以自我做主，當然可以放棄

　　(四)安樂死立法與刑法

　　執行安樂死行為從現行刑法來說，是故意殺人行為，因而很多學者從違法阻卻事由和期待可能性理論等來為安樂死出罪，但事實上，這些都是價值考量，是實質合法性問題。違法阻卻和期待可能性都是力圖證明安樂死的實質正當性，從而排除刑法適用。我們暫且擱置其實質正當性問題，就我國刑法而言，違法阻卻事由和期待可能性并沒有得到我國主流犯罪構成理論以及刑法典的支持。而且這種理論即便成立，也需要我國犯罪構成理論和法律規定作重大修改后才可行。

　　事實上，安樂死立法后，就以單行法的形式排除了安樂死的違法性，從而修正刑法典，進而取消此類爭議問題。此后，安樂死與刑法的關系是特別法與一般法的關系，符合安樂死法規定的安樂死行為就是合法行為，可以免除刑法的適用。然而，不符合法律規定的安樂死行為是否就構成犯罪呢?這樣需要因具體情形而論。

　　1、違背患者意愿而執行安樂死的行為。這種行為實際上無合理根據地剝奪了一個人的生命，因而是典型的故意殺人行為，應構成犯罪。

　　2、不是用安樂的手段執行“安樂死”的行為。如上海有位男子用電擊的方式為其母親實施了“安樂死”。這是手段與目的的不一致，我們是否僅僅因手段的惡而賦予其犯罪性?我們認為安樂死是一個整體行為，而且死亡過程的安樂是安樂死行為具有倫理上的正當性的主要原因，因而這種行為應當構成犯罪。

　　那么安樂死是否違反刑法“安樂死”不等于“故意殺人”

　　雖然從刑法上來說“安樂死”符合“故意殺人”罪的種種條件，但是從本質上看還有許多不同之處：

　　第一，兩者出發點和目的不同。“安樂死”已免除特定人群痛苦為出發點;而“故意殺人”卻是以報復奪取金錢等為出發點。

　　第二，實施者不同。“安樂死”是由合法合格的醫護人員操作完成;而“故意殺人”沒有特定的人群為實施者。

　　所以，目前不能將“安樂死”列為“故意殺人罪”。

　　(五)安樂死立法與民法

　　我國并沒有民法典，但是各項民事行為大體上都有法律規定，安樂死立法也涉及與這些法律相銜接的問題。

　　1、生命權損害賠償。生命的完整性是生命權的基本原則，而安樂死是例外。安樂死合法化后，執行安樂死的行為不構成對生命權的損害，但若不是按照安樂死法所規定的條件和程序進行，仍然會造成對生命權的損害，仍然需要進行民法上的生命損害賠償。

　　2、死亡請求權。安樂死法實際上賦予公民一項新的權利——安樂死權，而這從民事權利類型上會不會產生一種新的權利——死亡請求權?換句話說，符合安樂死條件卻拒絕給予幫助，是不是對權利的傷害?這是頗為吊詭的問題：一方面，末期病人希望加速生命的完結進程，從而請求安樂死;另一方面，由于人命關天，結束他人生命會給自己帶來嚴重后果——有可能構成故意殺人，最高可判處死刑，被請求人會心存顧慮而拒絕或回避幫助安樂死⑦。我們認為既然安樂死已經成為一項合法權利，為使其得到實現，在安樂死法中負有幫助義務者若在完全符合安樂死條件而拒絕給予幫助時構成對安樂死權的損害。同時，為減輕執行者的顧慮，需要規定授權的明確性和程序的規范性，只有在具備書面的“預留醫療指示”(advancedirective)或“生存意愿預囑”(livingwill)以及多位專家對病情的診斷書(這些都是發生糾紛時的有力證據)時，才可以對申請者執行安樂死。若缺乏這些材料，可以作為抗辯事由。

　　(六)安樂死與行政法

　　由于關系到人的生死存亡這樣重大問題以及中國的現實國情，我們認為安樂死法主要是行政法，應該嚴格規定行政主體在安樂死過程中的監督、管理責任。

　　1、生命是個人的存在之基，而死亡是不可逆轉的，因而結束生命的行為不能簡單、草率地進行，需要在公開而嚴格的行政監管下進行。

　　2、當前我國醫療關系緊張，醫療機關的公信力不夠，這就需要行政機關對申請和執行行為進行審核與監督，甚至有必要主持小型審議會議，以讓相關人員都能參與其中并發表意見，從而增加安樂死過程的公開性和公正性。

　　(5)未依照本條例規定審核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的。”安樂死立法也可以參照規定，行政監管部門沒按規定組織調查、鑒定、審核等的應承擔相關行政責任

　　三、安樂死的適用

　　(一)安樂死的適用對象

　　一是經現代醫學確診為患有不治之癥的患者;二是處于不堪忍受的肉體與精神痛苦之中的患者,且其已瀕臨死亡,治與不治都將死亡,只是死亡時間的長短和死亡時是否痛苦不同。盡管經過竭力治療，病情仍在惡化進行，已無繼續治療的必要和希望，絕不準將可治之癥當作不治之癥;三是對那些精神崩潰者,其精神處于巨大痛苦之中,不管用心理還是醫學方法都無法使其擺脫痛苦的人;四是安樂死還適用于患有嚴重惡性傳染病的患者,此類患者只能在其本人的請求下進行(因其一般患者都是思維清醒的),家屬單方的請求不予批準。

　　(二)適用安樂死的條件

　　為了防止安樂死的濫施，以及防止被借安樂死之名行違法犯罪(故意殺人)之實的不法分子所利用,必須明確規定適用安樂死的條件。一是根據現代醫學確診病人患不治之癥且瀕臨死期，此類確診要由相當一級醫院的主管醫師、主治醫師、科主任來擔任會診醫師;二是病人所遭受的痛苦已達到難以忍受的程度，對于精神崩潰患者應是其在清醒條件下,且由相當一級的心理醫生的確診;三是病人神智清楚，能表達自己思想的，必須有本人的真實委托或同意，在病人處于喪失表達自己意志能力的情況下，則可由其直系親屬提出申請或委托;四是醫院醫師或心理醫生必須與病人患者之間無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利益糾紛存在存在的應適用法律規定的回避制度。

　　綜上所述，伴隨著社會、科技、經濟、文化等文明大趨勢，人類的死亡觀念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在世界范圍內，許多國家對待安樂死已從過去的禁止，反對，逐步轉變為立法管理，越來越多的人們贊同或選擇安樂死，我國是個發展中國家，悠久的歷史傳統和道德規范是一種美德也是阻礙安樂死在我國發展進程的一大因素,社會在朝前發展,我國在改革開放的形勢下,越來越注重社會價值和生活質量,安樂死在我國的進程也明顯加快,整個人類社會對死亡方式的選擇，已明顯地趨向安樂死，這正是現代社會死亡的又一特征。

　　對安樂死的立法建議

　　安樂死在法律上必須有一個明確定義，安樂死是出于人道主義動機為解除現代醫學科學技術所不能治療的病人的極端痛苦，在不違背本人意愿的前提下，由醫務人員提供的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下加速結束或不再延長死亡過程的醫療性服務，是特定情況下維護病人利益的最高體現。所以將安樂死定義為：對于自愿要求解除死亡痛苦者的死亡過程進行科學調節，以減輕或消除死亡痛苦，使其死亡狀態安樂化。

　　在我國要求安樂死立法的呼聲不斷，對于安樂死這一話題，法律上應該明確安樂死是指自愿安樂死。只有自愿安樂死才能體現它是權利主體積極處分自身權利的行為，才能體現它是一種優化的死亡狀態，才是高呼人權的標榜法治的國度里給予人權的真正尊重，只有給安樂死立法，才能規范現實中的安樂死行為。才能區別于與真正意義上的安樂死相近似的相關行為，有效打擊違法犯罪，切實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程序。

　　參考文獻：

　　[1]刑法學　中國法制出版社　1999年1月出版　高銘暄、馬克昌主編

　　[2]法理學　北京大學出版社　張文顯主編

　　[3]歐陽濤：《安樂死的現狀與立法》、《法制與社會發展》1996年第5期

　　[4]《刑法爭議問題研究》下卷河南人民出版社

　　[5]《莊子天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