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面對復雜的國際環境，我國勞動力市場面臨結構性變革。勞動力短缺、一次人口紅利消失已成既定事實，并從供給端沖擊就業數量和質量。短期貿易摩擦因素、長期技術進步及國內外需求因素將從需求端交織沖擊就業數量和質量，尤其是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輪技術革命將重塑就業結構。破解勞動力市場供給端和需求端的難題，當以著重提高人力資本水平為主，保證就業質量，釋放二次人口紅利，并在此基礎上重構人口、就業、社會保障等相關政策，促進勞動力市場轉型升級，助力產業升級，力保經濟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 二次人口紅利;人力資本水平;就業結構;社會保障

　　一、對人口結構和人口紅利的再認識

　　從供給端來看，低生育率、人口老齡化加深造成的人口結構失衡，已然成為我國勞動力市場的新常態，兩者從勞動力供給數量和質量兩個方面沖擊一次人口紅利。我國要想繼續依賴人口紅利實現經濟穩增長，就必須在提高勞動供給的基礎上著力提高人力資本水平，挖掘二次人口紅利。

　　(一)人口結構日益失衡已成勞動力市場新常態

　　從勞動供給層面來看，人口結構直接決定了勞動力市場的勞動供給數量和質量。低生育率、人口老齡化加深正在成為全球人口現象，目前我國已處于低生育率陷阱的高風險期，且老化的勞動年齡人口將成為中國勞動力市場的新常態。

　　對于我國是否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學術界存在不同聲音，部分學者認為，低生育率風險并非如想象般嚴重。我國尤其是北方七個省市的生育率雖處于較低水平，但并非是處于超低生育水平，中國近期的生育水平基本處于1.6以上，一孩總和生育率下降主要是因為女性婚育年齡推遲且旺盛期育齡女性人數減少，而全面兩孩政策將帶來二孩總和生育率的堆積效應(陳衛、段媛媛，2019)[1]，釋放生育意愿。根據孩次生育率和終生生育率可以判斷，生育率低的根源并非是人們不想要孩子，而是推遲了生育，據調查，北方七省20—29歲育齡婦女意愿的終生生育率高達2.16，育齡婦女家庭的理想孩子數及孩次意愿遞進生育率均接近2，由此可以判斷中國近期不會掉進低生育陷阱(王金營、馬志越等，2019)[2]。

　　但是，其他學者認為年輕人口生育的推延效應大于年長人口生育的補償效應，這一趨勢終將使中國生育率不可避免地走低(顧寶昌、侯佳偉等，2020)[3]。并且中國女性平均初婚年齡推遲、總和初婚率下降意味著婚姻革命或將來臨，未來十多年初次進入婚育年齡的人群規模將大幅減小，中國可能將面臨極低生育率的風險。

　　無論如何，目前或近期內我國處于低生育率階段是毋庸置疑的，低生育率會直接減少人口基數，降低勞動供給數量。

　　低生育率將直接影響女性勞動參與率。研究表明，在23周歲之前及25周歲之后生育的女性，勞動參與的可能性更高(趙夢晗，2019)[4]。但是不能忽略生育率下降直接導致家庭規模小型化，加重上一輩的照料負擔。這樣導致的結果是，由于缺乏高質量且安全可靠的社會支持，已婚女性在年輕時期更加依賴父母來照顧兒童，與老年人同住能夠提高勞動參與可能性;但隨著年齡增長，這種家庭照料的代際關系將由兒童看護轉為老年照料，且負擔加重，在傳統道德觀念的束縛下，女性平衡工作與家庭沖突會面臨更大挑戰，勞動參與可能性下降。這與我國目前的情況相符，女性勞動參與率遠低于男性。

　　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逐漸加深，老齡化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更大，除了會降低勞動參與率、減少勞動供給、提高勞動供給成本外，還直接影響勞動生產率，降低勞動供給質量。但是也需要辯證地來看，老齡化對勞動參與率的影響存在異質性，例如，在養老保障體系完善、家庭養老不占主體地位的國家，養老風險較低、老年生活收入預期高且政府替年輕人分擔了部分贍養老年人的壓力，那么對整體勞動參與率有抑制作用。反觀中國，正因為養老保障的不完善，出于憂患意識反而促進了中國男性勞動參與率提升，但女性勞動參與率仍低于男性，具有進一步挖掘的潛力。再加上延遲退休政策可有效提高勞動參與率，并通過提高勞動供給來緩解老齡化對經濟的負向沖擊。雖然老齡化對勞動參與率的影響具有多元性，但是，對勞動力質量的侵蝕是肯定的。老年人勞動力的身體素質、工作專注度、學習能力等很大程度上都不如年輕勞動力，隨著勞動力的老年化，勢必影響勞動力結構，進而影響勞動生產率。

　　由此看來，人口結構失衡成為中國勞動力市場的新常態，會進一步侵蝕勞動力市場的勞動供給數量和質量。除了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齡化加深，勞動年齡人口的勞動參與率也在逐漸下降(丁守海，2019)[5]，那么，我國經濟發展再想依賴無限勞動供給的一次人口紅利已成過往云煙。

　　人口結構失衡除了對勞動力市場產生影響外，對經濟發展會產生何種影響也是學術界關心的重點。生育率下降和預期壽命延長不利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但在發展中國家卻起到相反作用。過去四十多年以來，中國生育率的下降和預期壽命的延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年均2.72%。但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低生育率和預期壽命延長對經濟的正向邊際效應逐漸轉向負向邊際效應，負向作用凸顯(王維國、劉豐等，2019)[6]。

　　尤其是人口老齡化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將直接對經濟穩增長形成沖擊。雖然人口老齡化在達到8.65%之前，會促進勞動生產效率，但是，一旦超過8.79%這一峰值，便會抑制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李競博，2019)[7]。若以8.65%為下線，我國除廣東、海南、云南等七個省份處于該水平以下，其他省份均在其之上，再加上人口老齡化不斷深化的趨勢明顯，勢必會對全國勞動生產率形成抑制作用。因此，如何將人口老齡化對勞動生產率的負向影響降到最低，是積極應對老齡化的關鍵。

　　不僅如此，老齡化通過影響收入進而改變家庭消費，從消費結構來看，老齡化對家庭住房和教育的消費沖擊最大，大幅提高醫療支出;從家庭異質性來看，鄉村家庭的消費總支出降幅更高，但醫療保障存在較大缺口。但是，隨著人口老齡化加深，醫療等社會福利水平提升成為剛需，老年人將從福利性支出中獲益更多，政府要想進一步釋放社會福利，極有可能出現嚴重的代際財政不平等及巨大的財政支出壓力。

　　推薦閱讀：《人口與發展》(雙月刊)是由教育部主管、北京大學主辦的理論與實踐結合、學術性、知識性、實用性和可讀性兼有的綜合性人口學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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