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考慮美國全球倡議必須認真研究其經濟倡議因素，并以此作為我國經濟安全問題的主要參照物。美國的全球經濟倡議與其政治倡議、意識形態倡議、安全倡議,在目標和方向上并不總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說矛盾是一種常態。充分認清其內在矛盾，對于我們把握其規律性，防止單純以經濟的觀點看待經濟問題，從而做到“知己知彼”，制定恰當的應對策略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美國，經濟倡議，內在矛盾
美國的全球倡議包括一系列的內容，總體上說，它由全球政治倡議、經濟倡議、意識形態倡議、安全倡議等要素組成。這些具體倡議的優先次序不是固定不變的，它們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空間有所不同。例如，在冷戰時代，美國對外經濟倡議在很大程度上從屬于其國家安全倡議，是為實現其國家安全倡議服務的。冷戰結束后，經濟因素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就會大大上升，成為主導因素。而且這些具體的倡議之間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甚至它們之間存在著內在矛盾性，一項經濟政策的出臺往往是各種倡議相互交織作用的結果。例如，如果單純地從經濟倡議的角度出發，美國的跨國公司應該在全球范圍內按照資源配置最有效率的方式確定其全球市場倡議，事實上情況并非如此，如果我們僅僅從這個角度來考慮問題，我們就難以制定相應的對策。所以，全面認識美國全球經濟倡議中的影響因素，正確把握和充分運用其中的矛盾，對于我們制定相應的倡議決策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美國全球經濟倡議內在矛盾的表現
第一，美國單極霸權目標與其經濟全球化的矛盾。冷戰結束以后，美國全球倡議的主要政治目標之一就是防止其他大國挑戰其霸權地位。而在這一時期的世界經濟主要趨勢是全球化不斷加速。事實上，政治單極化與經濟全球化本身就存在著諸多矛盾，世界經濟的不平衡發展趨勢為歐盟、日本甚至中國在某些領域趕超美國提供了可能性。美國全球倡議與經濟全球化時而一致，時而背離。美國對這些大國或區域集團設防，實際上也阻礙了市場全球化的進程，使美國本身就難以充分享受經濟全球化的收益，同時也破壞了美國與這些大國的關系。只要美國把它的單極霸權目標放在第一位，其全球經濟倡議就難以順應全球化的趨勢。美國在理論上是全球自由市場最大的鼓吹者，但在實踐中卻是阻礙要素自由流動的最大非市場力量。在進入全球反恐戰爭階段以來，美國為了安全因素而犧牲市場要素的例子不勝枚舉。如對資金、技術、信息、物流、人員等要素流動的全面監控，必然延長生產周期，降低宏觀效益和微觀效率。這些年來，美國對大多數潛力較大的發展中國家，采取又拉又打的兩手策略，事實上就是在經濟、安全、政治、意識形態之間的矛盾中努力尋找一種平衡點。
第二，冷戰思維模式及相應的規則機制的存在與其開放的市場體系的矛盾。美國全球倡議在經濟領域保留了大量冷戰時期的規則和機制，使他自身對外經濟倡議十分保守甚至落后。特別是在技術出口控制領域，所定標準已經大大落后于市場經濟的發展速度，使美國難以獲得與其技術優勢相稱的市場優勢。例如，在微電子技術領域，“摩爾定律”早就揭示了集成電路性能成倍增長的“18個月周期”，但是美國對半導體技術控制的標準往往超過5年甚至10年時間。再如，核能源技術的兩用性質，使美國“因噎廢食”，嚴格限制這種技術的出口轉移，以至于生產核電站成套設備的美國公司幾乎關閉。再如，美國擔心外國技術人員竊取其核心機密技術和情報，對于外國學者進入自身的研發部門設定了種種限制，這同樣也限制了美國獲得各國優秀人才的智慧和發明。總之，一旦美國把經濟要素和技術要素作為安全要素加以控制，就嚴重束縛了美國經濟最有活力的部分。事實上，一個開放的體系和一個封閉的冷戰思維模式之間，是難以長期共存的。
第三，全球政治及安全倡議與跨國公司發展目標的矛盾。美國跨國公司在世界五百強中占有一半以上的比重，通常來說，他們在美國以外的市場利益已經超過了美國本土的市場利益，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與東道國的利益相結合而本土化了。這種美國公司實際上是“全球公司”，只是它們的原籍在美國而已。因此，要求其跨國公司按照美國政府的安全目標和意識標準去約束其市場行為，幾乎是做不到的。例如，美國政府曾要求在中國大陸投資的美國公司業務同中國的人權掛鉤，事實上得不到任何美國公司的響應，此計劃最終泡湯。又如，美國也考慮將國際產業轉移的重點放在拉美地區以經營美國的西半球后院，但是各種比較優勢還是促使美國公司向東亞轉移。在貿易制裁過程中，在目標國投資的美國公司利益往往與制裁目標國的利益聯系在一起，它們盡可能地規避制裁對公司經營的限制，實際上使制裁流于形式。1989年到1993年間，盡管美國對中國進行了制裁，雙方的政治關系也跌蕩起伏，但中國穩定的政局和持續的開放政策，促使美國跨國公司“頂風”繼續留在中國。另一方面，既使以美國本土市場為主的美國公司，也有大量外國資本的參股甚至控股;其中不僅有歐洲、日本的資本，還有大量阿拉伯石油資本。美國打擊其競爭對手，實際上也使本國公司受到巨大損失。沒有美國公司的全力支持，美國全球倡議的經濟因素就難以獲得長久有力的支撐基礎。
第四，國內政治壓力與倡導自由貿易的矛盾。美國一向標榜“自由貿易”，并以此為理由要求其他國家對美國開放市場。小布什當選總統后，曾將努力實現一個沒有貿易壁壘的世界作為其政府外交政策遵循的六條準則之一。但是，隨著近年來美國外貿逆差的增加和失業率的居高不下，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上升。2004年美國大選的臨近，又使中美貿易問題成為美國國內政治問題之一。一些人指責中國的出口造成美國失業率增加，要求中國人民幣升值。2003年11月，布什政府宣布對中國三種紡織品的出口設限，并對中國彩電出口進行了反傾銷，這種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對中美經貿關系的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事實上也對美國自身也產生了負面影響。二、美國對華經濟倡議矛盾背后的斗爭
由以上可以看出，美國全球倡議的諸要素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內在矛盾。這種矛盾來自于美國全球倡議與經濟全球化趨勢的背離，來自于這種倡議與美國公司利益的悖論，來自于美國內部利益集團的分化，來自于安全倡議的控制力和自由市場的競爭力之間的難以兼容。而從更深層次講，美國全球經濟倡議中的矛盾后，隱藏著各種利益集團之間的斗爭，不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因素就難以透徹分析和預見美國的經濟政策。在這里，我們主要以美國對華經濟倡議中的矛盾為例來說這一點，也會使我們對今天美國經濟倡議的把握更加充分。
1、選舉斗爭往往使得對華經濟政策成為犧牲品
美國采取“兩黨制”的政治結構，兩黨在對華經濟倡議的態度上并不一致。民主黨人對華態度較為溫和，因此民主黨在執政期間一般采取較為合作和開放的政策;而共和黨人對華態度則比較激進，傾向于采取限制性和干預性的對華經濟政策。由于兩黨是交替執政、輪流坐莊，在政權更迭的時候往往會造成對華政策的波動。此外，在兩黨政治斗爭激烈的時候，對華經濟政策往往會成為兩黨互相指責的借口和拉取選票、獲取支持的手段。1992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民主黨人克林頓數次抨擊布什總統的對華政策是“不明智的而且是不成功的”，是對中國的“過分驕縱”。克林頓上臺后，共和黨人反過來又指責克林頓對華采取“綏靖政策”。出現這種前后矛盾的情況，實際上是因為兩黨都利用對華政策作為政治斗爭的手段。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制定對華政策往往會主要考慮政治利益而不是公眾福利最大化的目標，也不考慮市場資源配置的高效率，對華經濟政策成了政治斗爭的犧牲品。
2、國會和政府的斗爭削弱政府和總統制定對華經濟政策的權力
美國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下，行政部門和立法機構之間既相互獨立，又相互依賴和競爭。總統不能干預國會的工作，國會也不必要聽從總統的意見。由于總統和國會議員的選民基礎不一樣，各自受到不同利益集團的左右，各自有不同的架構和部門利益以及專業知識和信息掌握的不同，所以處理問題的角度就會有所區別，甚至出現沖突和分歧。相對而言，國會在對華經濟政策的問題上態度更加消極，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意識形態因素。他們通常將中國視為倡議競爭者而非合作伙伴，認定中國會對美國構成威脅;二是國會議員比總統更容易受到美國國內消極對華輿論氛圍的影響;三是國會議員出于自身政治利益考慮，為了撈取選票而在對華問題上“做秀”，肆意攻擊中國。這在那些來自保守反共選區或選區內勞工組織力量強大的國會議員身上表現尤為明顯。當政府采取較溫和的對華政策時，國會往往會由于各種利益集團對進口沖擊的抱怨而無法容忍政府對中國“不公平”的放任，從而通過機構變換、約束授權、人員任命、修改法案、否決提案等方式，削弱總統和政府制定對華經濟政策的權力。
3、政府部門內部的斗爭也成為對華經濟政策中的不確定因素
政府內部的各個部門職能不同，也代表了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這就造成了美國一些政府部門在對華經濟政策上的態度也有較大差別。美國全球倡議的制定出自國安會、國防部、國務院和中情局等決策部門，它們很難對安全因素和經濟因素加以協調。而美國全球倡議的經濟因素也難以在財政部、美聯儲、商務部、能源部、農業部等經濟部門之間取得共識，而且由安全部門提出的全球倡議目標往往與經濟部門的工作目標和程序發生矛盾。再如，美國國務院和商務部傾向于采取較溫和的對華經濟政策來促進雙邊經貿關系的發展，國際貿易委員會則在反傾銷問題上持有較強硬的立場，而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則鼓吹向中國施加壓力和實施單邊行動。
4、各利益集團之間的斗爭使得對華經濟政策復雜化
美國全球倡議中的經濟倡議受到各種利益集團的牽制，其可行性受到很大折扣，這就可能使美國全球倡議中的經濟倡議變成一種短視行為，難以構成有效的長期倡議。各個利益集團的斗爭是真正最終決定美國對華政策的重要因素。例如，在美國，反對改善中美貿易關系的力量主要來自非商業利益集團，包括：(1)要求所謂“公平貿易”的組織，主要是勞工組織和小企業組織;(2)人權組織，經常將對華貿易政策和人權問題掛鉤，干擾中美貿易關系的正常發展;(3)宗教組織，他們常常批評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主張生命權利，并且時常涉及中國的宗教自由問題;(4)防止武器擴散組織，他們經常指責中國違反國際協議，擴散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反對向中國出口高新技術產品。支持增進兩國經貿關系的力量則來自商業利益集團，主要是與中國有經濟貿易往來的企業組織。其中又分為三類：一是從事對華出口和投資的集團，主要是美國具有較高競爭力的行業中的大企業，如航空業中的波音公司、麥道公司，計算機業中的IBM和微軟，電信業中的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汽車業中的福特、通用和克萊斯勒三大公司等。二是從中國進口產品或在華投資加工的集團，主要由與日常生活消費品有關的進口企業、零售企業等組成。三是從事中美轉口貿易的公司和企業，主要包括美國在港企業，以香港美國商會和美國公民在港協會等組織為代表。在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制定中，各種利益集團之間的斗爭表現得非常明顯。因此，由于受到各種非經濟目標以及集團利益的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并沒有表現為傳統經濟學所預測的自由開放的政策，而是表現為干預性、限制性的政策。
三、處于美國經濟倡議矛盾中的中國經濟倡議分析
當一個目標國家同美國的經濟利益相互依存越緊密，美國內部各利益集團對該目標國的倡議分歧就越深刻，認可和執行倡議目標的可能性就越不具備。中國與美國的經濟利益的依存度越來越緊密，相應地，美國在對中國經濟倡議中的內部矛盾也會越來越突出，內部間斗爭的范圍越來越廣泛。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中國必須充分認清現象背后的本質問題，掌握主動權。
一是要正確認識美國經濟倡議的內在矛盾的實質。美國在經濟上對中國施加壓力是一種倡議行為，對此我們并不抱有幻想。但是，時代畢竟不同了。中國一旦走上全球化、市場化的道路，美國運用經濟手段來達到政治和安全倡議的目的就非常困難。因為這種倡議的內在矛盾就是它與全球化的背離，將制約其自身目標的實現。更深入地看問題，美國將為自己全球倡議的經濟因素付出極大的代價。無論是貿易制裁、匯率壓力還是技術壁壘，只要它們不是市場經濟本身的規律反映，而是美國全球倡議的組成部分，就必然會反制美國本身。當然，即使是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制度和觀念，也必須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通過實驗和對話來加以改造和移植。相反，中國將在研究、分析、抵制、抗衡美國的種種經濟倡議手段的過程中，強化自己的市場競爭力、抗風險能力、危機反應能力和制度建設能力，從而為和平崛起開辟更大的空間。
二是必須認真研究中美經濟的相互依存和對中國經濟安全帶來的影響。目前中國在經濟上對美國的依存度較高，而美國對中國的經濟依存度低。這樣就形成了美國對中國有很大的經濟約束力，而中國對美國卻沒有多大的經濟約束力。中美之間存在的這種不對等的依存關系，增加了中國在中美經濟相互依存中的脆弱性。中國如果不能盡快改變這種局面，在經濟安全上面臨的美國威脅就無法從根本上緩解。現實告訴我們，美日、美歐政治關系和經貿關系，之所以能夠保持長期穩定的發展，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相互間的經濟依存度很高，相互間的經濟約束力很大，誰都離不開誰，哪一方都不愿失去另一方，而且每一方對另一方來說都是不可替代的。因此，中國要想辦法加強美國對中國的經濟依存度，使中國對美國能夠形成較強的約束力，把兩國經濟的融合度和依存度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為兩國政治合作與倡議合作創造良好的條件。一方面，中國政府應該鼓勵企業拓寬出口市場，增加對歐盟、中東、非洲等地區的出口，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另一方面，鼓勵從美國的進口和投資，增加美國在華經濟利益。在華擁有商業利益的美國跨國公司，會努力將中美可能的經濟摩擦減小到最低限度，使自己的利潤不受到不正常經濟關系的損害，這樣客觀上會起到防止美國政府制造兩國經濟、乃至政治摩擦的作用。
三是結合非經濟倡議來應對美國對華經濟倡議中的矛盾。我們不能單純地用經濟眼光看待經濟倡議，就必須拓展我們的倡議手段，結合其它非經濟倡議共同應對美國倡議中的內在矛盾。第一，應當開展積極靈活的外交活動，團結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反抗西方強權，增強我國的倡議后援，堅決穩步地推進我國在東北亞、中亞和南亞的地緣經濟和政治利益，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提供更多的資源、市場和安全保障。第二，加強雙邊對話和交流，通過溝通、談判以及可能的妥協，避免更大的損失。第三，依靠WTO、APEC、IMF等多邊制度框架來解決兩國經濟糾紛。特別是在中國加入WTO之后，更應當利用WTO的爭端解決機制來處理兩國的經濟問題，維護自身權益。第四，中國也應該利用中美之間日益增強的經濟聯系，擴大美國國內維護對華關系的利益群體，使他們在關鍵時刻能夠積極游說美國政府，抵消來自勞工組織、人權集團、宗教右翼組織、藏獨勢力以及環保組織的反華活動，為中美關系的發展做出特殊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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