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徐徐展開的2023年，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也是實施“十四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高等教育領域有哪些值得關注的變化和趨勢，又有哪些困難與挑戰亟待克服？在大學版開年第一期，《中國科學報》特邀六位業內知名的高等教育學者，對新的一年作趨勢性前瞻和判斷。
南京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 龔放：
把握三個向度，實現“高質量發展”
2023年，我們要重點關注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階段”人才培養的新變化與新特質。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國高等教育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從“精英教育”到“大眾化高等教育”再到“普及化高等教育”。時移勢遷，進入高校的已不再是“吳下阿蒙”，他們的學識、資質已十分不同，抱負、追求也各異，我們怎么還能按照既有“唱本”、過時方案造就新一代學人？
所謂“高質量發展”，我理解是對新階段高等教育發展特質的概括與提煉——其一，不僅是數量的急劇增長，還應防止質量滑坡；其二，不是一般性地提升人才培養質量和科學研究水平；其三，高質量發展的含義更加豐富且有新解，如多樣性、針對性等。
至關重要的問題是，我們所熟悉、擅長、鐘愛甚至引以為豪的高等教育哲學、價值觀、人才觀和質量觀必須改弦更張，要有所校正、調整和充實，從而探索新的模式和路徑。2023年，我們需要重點把握“高質量發展時代”人才培養的三個主要向度，并作出改變。
向度一，將高等教育的關注重心從“理想”嬗變為“應用”、大學的價值鐘擺從“理想”轉向“功用”。這充分顯示了占主導地位的高等教育觀出現了根本性變化。
我們常混淆學術型人才與應用型人才之間的區別，而用重在發現新知的學術型人才的評價標準與方式，要求重在應用和解決問題的應用型人才。科學家與工程師、作家與文藝評論家、醫生與醫學研究大師應有不同的經緯，其評價要求和評價方式需要改變。
向度二，從以學科依托為導向的單一型人才培養，轉向既依托學科又不囿于學科、通過多學科交叉造就新型人才，在繼續造就高素質學術人才的同時，探索以適應社會應用需求、解決問題為目標的新型人才培養模式。
現在的難題是，我們首先要讓學生進入學科，接受程序化、符號化、概念化的學科訓練，又要幫助他們在“入乎其里”后，能“出乎其外”，避免學科藩籬的局限與束縛，能夠用其他一個甚至多個學科的視野觀照客觀事物。
向度三，從傳遞“高深學問”到造就“智慧之士”。當下，面對復雜多變的世界和諸多不確定性，當代大學所培養的人才不應該也不可能再是“博雅之士”或“飽學之士”，而應當是“智慧之士”，即如美國學者弗萊克斯納所說，“雖然沒有受過任何類似應對今天各種問題的培訓，但卻受過教育、能夠運用所有智慧和以廣博的視野處理所在時代不斷變化之問題的人才”。如何培養這樣的人才，大學需要作出改變。
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劉振天：
民辦高教治理體系尚待規范化專業化
2023年，有些話題注定會成為高等教育領域的公共話題，例如“如何實現中國式高等教育現代化”。隨著黨的二十大勝利閉幕，如何描述中國式高等教育現代化、其本質和基本特點是什么、實現路徑又該如何規劃……這些問題未來一定會成為大家集中探討的熱點話題。
不過，我們不能僅限于宏觀層面的討論，而是應在這一大背景下，持續推進高等教育具體領域的改革。在這方面，我比較關注的是民辦高等教育的未來發展問題。
具體而言，首先是如何進一步做好民辦高等教育分類管理的問題。在這方面，近年來頒布的相關政策還不夠具體、明晰，導致營利性與非營利性劃分的問題始終困擾著民辦高等教育未來的發展。
特別對于營利性民辦高校而言，在稅收制度、土地出讓金補償乃至產權制度方面，目前均缺乏十分明晰的政策或說法，這就導致很多民辦高校難以安下心來，選擇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
需要說明的是，不同于私立高校在歐美國家所擁有的主體地位，至少在現階段，民辦高等教育在我國高等教育體系中發揮的基本是補充性作用，而很多進入這一領域的投資方還帶有很強的逐利性。當然，我們并非不允許“逐利性”存在，但一味逐利必然會給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帶來不良影響。這也在相當程度上凸顯了民辦高校分類定位、分類管理、分類規范的重要性。
此外，在民辦高等教育的管理方面，我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有關部門能進一步推進相關制度及治理體系的規范和專業化。
在我國，民辦高等教育起步相對較晚，同時又有大量機構屬于投資型、企業型。這一特點導致很多投資者乃至辦學者并不是真正按照教育規律辦學，而是按照企業投資規律辦學。
體現在具體管理層面，家族式的管理模式在民辦高校中還很明顯。這種模式往往會導致“專制”和“封閉”的弊病。如何在民辦高校中建立一種專業、開放和共治的治理體系及其模式，依然需要我們做進一步探索。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發布了相當數量針對民辦高等教育的政策和文件，但其中很多文件的執行效率并不高。與此同時，頻繁發布的政策文件如果處理不慎，又很容易打亂學校正常的教學和管理秩序，這也需要引起重視。
當然，這一問題并不僅存在于民辦高等教育領域，公辦高等教育中也同樣存在。而要改變這一局面，還需要政策制定方、管理方及校方共同協調與努力。
（本報記者陳彬采訪整理）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陳洪捷：
學術評獎，能否不再用自己申報
在大學中，報獎是老師們在工作中的一件大事。獲獎很榮耀也很重要，對于職稱晉升或爭取各種頭銜而言，獲獎的數量多少與層次高低殊為關鍵，必須“錙銖必較”。然而在報獎這一日常現象中，卻隱藏著一些頗具危害性的因素，并在不知不覺中侵蝕著大學的學術生態。
每個老師都知道，要想報獎，先得自己準備材料，即報獎人作為獲獎候選人首先要填寫申報書，說明自己的學術成果有哪些貢獻、創新性如何等。能否獲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材料寫得如何。
有經驗的申報者都知道，如果你保持一點兒謙虛態度，僅如實說明成果的內容和意義，就有可能被淘汰。申報者須在成果本身的基礎上給予一定拔高，“有一說一”不行，“有一說二”是造假，但說到“1.3~1.5”是允許的。換言之，申報書必須在現有成果基礎上稍事夸張，以凸顯其卓越性和創新性。總之，拔高、渲染已成為申報材料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申報材料的這種寫法看似無可厚非，但仔細一想，其中卻埋伏著很大問題。眾所周知，謙虛是學術界的一個基本規范，每位學者都應對自身的學術貢獻有正確認識。而評獎的自我申報制則意味著一種突破，甚至違背謙虛這一科學規范的制度性安排，讓不謙虛具有一定合法性，讓學術的自我包裝成為合理行為。
學術評獎理當以學術成果的質量為評選基礎，如果這些材料經過拔高和渲染，評審就失去了真實基礎。而且，由于評委會成員未必都是小同行，這種渲染過的申報材料很可能影響評選的科學性和真實性。
與個人申報制相聯系的還有單位名額制。一個單位通常都有申報選手的數量規定，可稱之為單位名額制。按理說，一項成果能否獲獎完全取決于其獨創性和卓越性。但如果所在單位的報獎名額是限定的，那么申報成果能否獲獎就不僅取決于成果本身，也取決于所在單位申報名額的多寡。假如所在單位只有一個名額，但卻有三位“選手”同時申報，排在第二位的成果即便在學術上很有競爭力，也會由于名額限制而無法“出”單位，最終失去獲獎機會。
如此看來，無論是個人申報還是單位名額制，都含有一定的非學術因素，從而影響學術評獎的公正性和客觀性，也違背了學術評獎的本意，危及整個學術生態。
在新的一年，如果我們的報獎程序和機制能有所變化，淡化或取消個人申報制和單位名額制，學術評獎也許會更公平、客觀一些，對于改善大學的學術浮躁氣氛也會有所幫助。“五唯”能破，難道學術評獎機制就不能改進嗎？
我希望在新的一年，老師們能專心從事科研工作，不用為報獎而“自吹自擂”，把評獎的事情交給學術同行和專業評審機構，讓獲獎變成一件“喜出望外”的事情，而非一個“精心策劃”的結果。
中國人民大學評價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周光禮：
2023年，三大問題有待作答
展望2023年的高等教育，一個重要且宏大的命題無疑是如何學習、落實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關于高等教育理論的創新。在我看來，相關工作可主要歸納為以下三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如何全面提高人才的自主培養質量，著力造就拔尖創新人才。
黨的二十大報告將教育、科技、人才三大倡議擺放在一起，這是非常重要的理論創新。在我的理解中，此舉旨在解決我國拔尖創新人才的自主培養問題。
應該說，現階段我國理工農醫拔尖創新人才，特別是科學精英人才的培養，對英美一流名校還存在某種程度的依賴，一個直接證據就是我們絕大多數的科學精英都至少有一段海外留學經歷。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國際時局的不斷變化，如何全面提高人才的自主培養質量，避免在高端人才培養的問題上被別人“卡脖子”已成為擺在國內高校，尤其是頭部高校面前的一個既艱巨又神圣的使命。
第二個問題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如何真正成為國家倡議科技力量，為加快科技自立自強作出貢獻。
在我國，國立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等是國家倡議科技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共同支撐國家創新體系和創新型國家建設。然而在現階段，國立科研機構已經是當然的國家倡議科技力量，但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及科技領軍企業還未能在這方面證明自己，其作用發揮還存在相當大的空間。
相比其他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強項是基礎研究，它們也是基礎研究的主力軍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相關高校只有將這兩大功能完全發揮出來，才能成為名副其實的國家倡議科技力量。這也是以“雙一流”高校為代表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另一個重要使命。
第三個問題是如何建立有中國特色的高校評價體系，推動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的建設。當前，我國針對高校的評價依然存在碎片化、體系化不夠的問題，多頭評價、同時評價、重復評價的現象比較突出，國內外各種大學排行榜對高校辦學也存在一定干擾。
時至今日，國內大部分高校尚未建立起系統化、規范化、制度化的內部質量保障體系，這是很令人吃驚的。沒有科學的評價就沒有有效的治理，我國高等教育治理現代化可謂任重道遠。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三大問題都是事關高等教育發展的“大問題”，其解決也需要時間，指望在一年內便獲得一個圓滿答案并不現實。然而，在2023年，我們依然可以為這些問題的解答做一些初步探索，為高等教育的持續改進奠定基礎。而且據我所知，至少針對高校評價體系改革的事宜，有關部門籌劃已久，并已形成了相關文件。可以說，2023年是很值得我們期待的。
（本報記者陳彬采訪整理）
同濟大學教育評估研究中心主任 樊秀娣：
遏制功利性評價，促科教工作回歸本位
評價中的功利性問題泛指評價活動被摻雜進各種功利目的，并由此引發負面效應。當下，針對教育科研機構及個人的評價活動眾多，其中不乏功利性問題。如果任由其滋生蔓延，將導致教育科研人員的追求目標嚴重異化，出現評價“數據”表面繁榮，但實際質量卻下降的局面。
關注評價中的功利性問題，自然要把目光放在相關管理部門身上。因為這些部門組織的評價活動大多包含資源分配的成分，與被評者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因此就比較容易產生功利性問題。
現實情況也是如此——對于上級部門組織的評價活動，不管其是否科學、合理，基層單位及個體都會全力以赴地參與其中，并力爭取得最好成績，因為這可能直接關系到其學術名利或資源的獲得。與此同時，為了能在評價中勝出，他們大多會“不假思索”地把評價指標當作第一目標追求。
然而，評價指標未必能準確反映學術工作及成果的實際情況，更不應成為教育和科研事業的發展目標。學術團隊或個人為功利目的而去迎合評價指標，會導致其工作目標偏離，甚至背離本真。
就拿當下競爭激烈的人才計劃、重大課題和平臺基地等重要項目來說，雖然國家對其投入不少，但產出往往不盡如人意。個中原因十分復雜，但有一點卻比較清楚——不少拿下這些項目的領銜“大牛”并未潛心于相應的工作。既然“大牛”沒有時間和精力投入項目，為什么要競爭這些項目？其中的功利性問題顯而易見。
從更廣泛的角度看，評價中的功利性問題也相當嚴重，尤其是有的權威“大牛”整天不是想著如何把教育和科研質量搞上去，而是為自己和相關利益者“爭名奪利”。這種做法的示范效應是極其糟糕的，阻礙了真正的創新人才和成果的產出。
正因如此，防止和減少評價活動中的功利性問題需要有關部門帶好頭。
在這方面，一是要嚴格控制評價活動的數量。從本質上講，人才和成果不是評出來的，如果條件不成熟而貿然開展，最終會淪為“數數字”，這也是“五唯”成為頑瘴痼疾的根源。二是要堅決以“成果論英雄”。學術同行之間無等級高低之分，“大師”“泰斗”只是榮譽尊稱，學術評價唯有看成果內容本身，才能營造出促進人才和成果輩出的公平競爭環境。三是要盡可能把評價結果與短期利益脫鉤。教育和科研工作自有魅力，有志者不需要用名利吸引。教育科研經費必須用于工作本身，不應成為對評價結果的“獎勵”。
總之，要從制度上遏制評價主客體的功利想法及行為，確保教育和科研工作回歸本位。在2023年，我希望在這方面能夠看到一些向好的轉變。
云南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研究員 董云川：
新一年，校準姿態再出發
世事無常。中國現代高等教育歷經百余年發展，坎坷多難、弦歌不輟。近三年的疫情襲擾竟然也把學府內外搞得手忙腳亂。然而，高等教育作為社會發展的晴雨表，域內域外、校內校外、課內課外諸多要素交互作用，“新冠”僅為大千世界之毫末，雖有阻滯但無礙大局。從絕對意義上講，偶發的疫情今后依然避免不了。高等教育有人代代堅守、永久延續卻是篤定不變的。
眼下，作為教師的愿望是能盡快回到有人且熱鬧的課堂，作為學者的愿望是能積極投身于未知且無禁的學術場域，作為教育者的愿望則是能篤定于文化精神與大學理想不動搖。
靜觀現實，高等教育所呈現出來的姿態有三，可分別用“《》”“？”“！”喻之。
表征為“《》”的高等教育擔當著文化傳承的重任，對人類文明延續的經典學問抱有敬畏之心，在教育教學過程中皓首窮經，感性上全情投入，行動上愚公移山，能通過“知短”而把握生長的契機。
表征為“？”的高等教育專注于科學探究，始終保有懷疑精神，在研究中敢于突破陳規陋習，堅持理性自覺，據此尋找“脫困”的契機。
表征為“！”的高等教育無不自以為是，時刻以賣點營銷為榮，感覺自己天下無敵，總是移花接木，彰顯標簽，言行舉止因果錯位，沉溺于“虛長”，盲目自大，難免失去“糾錯”契機。
不同教育姿態聯動不同的發展契機。第一種有待強化，第二種有待釋放，第三種有待降溫。
古往今來，站在任何時間基點往前看，教育的整體都可被瞭望、被展望，而具體到教育個體，卻只能去指望、去奢望。無論如何，高等教育系統內在的渴求和期盼都是更加安穩的制度、更加安靜的校園，以及更多安心的讀書人。更進一步說，我們指望未來高等教育順應“天時”，可有效規避不確定性；指望高等教育契合“地利”，憑借穩定的制度保障更好地服務并扎根于大地；指望高等教育專注“人和”，充分激發出師生在教育情境中的活力和主動性。
因此，面對2023年“無常”的世界，教育需要調整再出發的姿態，回歸“正常”，竭力“守常”，追求“恒常”。唯其如此，高質量發展的高等教育局面才能如期而至。
于是，首先不得不努力扭轉并維護“正常”的教育秩序。說時容易做時難。學府內外總有數不清的“異常”事件需要應對，而孰輕孰重則取決于政策的天平和院校掌門人的智慧。其次，要千方百計“守常”。強力的管控短時容易顯效，但長期堅守不易，教育無法立竿見影，少不了持續穩定的制度保障。最后，要殫精竭慮地“恒常”。人才生長自有周期，學科演化自有規律，文化組織的運行自有邏輯，百年樹人的教育若非執著長期堅守則不能達成。
人的欲望無限，無所不欲，但熱脹冷縮，幅度極大。當下，教育者自當回復平常心。為學之道理應復歸于樸，有如戰亂時所望“安靜的書桌”，亦有如北大教授徐光憲所倡“上課比天大”。如此甚好。
《中國科學報》 (2023-01-03 第4版 高教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