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群體性事件是對利益表達機制不健全不完善的一種反應。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有著深刻的社會基礎，加強社會基礎建設是解決的根本之道。現階段的群體性事件無論是數量還是規模都呈上升趨勢，本文試時這一問題進行分析。

　　關鍵詞：群體性事件 社會基礎 發生特征

　　轉型中的我國社會伴隨著三個顯著的特征：社會結構重組、思想觀念多元化與利益博弈。轉型的進程也必定是整個社會基礎不斷變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分化了的群體間的利益博弈、社會結構的重組和不同思想觀念的碰撞，衍生出了各種社會矛盾。改革在切實提高普通民眾生活水平的同時，也帶來社會“相對剝奪感”①的上升和各種弱勢群體。隨著改革進程的推進，社會變遷與分化不斷加劇，群體性事件也日漸發展，成為引人矚目的社會現象。

　　本文說的“群體性事件”是指“群體性事件是指有一定人數參加的、通過沒有法定依據的行為對社會秩序產生一定影響的事件。”②

　　本文試圖將群體性事件放在整個社會基礎的背景下，從社會學的理論出發，嘗試分析這一現象的社會基礎，認為整個社會基礎的缺失與破壞是群體性事件不斷發生的根源，社會基礎的建設是遏制群體性事件的根本;進而指出當前群體性事件發生的組織特征與心理學特征。

　　一、社會基礎的不足與變化

　　費孝通先生在其名著《鄉土中國》中曾說過，長期以來，中國社會一直是個禮俗社會和鄉土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直至社會的各個層面，都是有章可循的，有規矩可依的。鄉土社會中，由于地域和信息溝通的限制，人們在一個相對狹小的空間中成長，在成長的過程中人們已經熟悉了這些規則，并且默認了這些規則，視其為一種“理所當然”，長期的社會生活已經將這些規則轉化為了他們為人處事的前提。也正因如此，在鄉土社會中，人情倫理這種非正式規則遠比正式的律令來得重要。

　　而現代社會本質上是法治社會，更為強調個****利的重要性，主張個****利不容侵犯。在一個禮俗延續了幾千年的社會實行法治，二者之間必然產生張力，出現沖突。費孝通認為原因有二，一方面現代法律是個舶來品，和舊有的倫理觀念有著很大差異，生活在禮俗社會中的成員也并不真正理解法律對個人行為的約束;另一方面，社會成員也并不知道應該如何利用現代法律這個工具，他們更習慣他早已熟知的禮俗人情或者說村規民約。這樣的結果就是現代法治失去了最重要的社會基礎。

　　進入改革開放尤其是90年代之后，社會經濟迅速發展，社會財富快速增大。在民眾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其社會需求與社會欲望也在快速上升。人們產生了一種失落感和對物資占有的強烈需求。美國學者格爾(Gurr1970)在其著作《人們為什么要造反》一書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概念:相對剝奪感。他認為“相對剝奪感”是“社會的價值能力”③與“個人的價值期望”④之間的差距所形成的。人們的利益需求得不到滿足是群體性事件多發的一個重要的原因。相對剝奪感越大，人們越軌的可能性也越大。盡管所有的社會成員都從改革中受益了，但其社會需求提高地更快。

　　90年代之后的中國，開始由必需品消費社會轉入耐用品消費社會，社會財富開始迅速集中，貧富差距以各種物化的方式更顯著地表現出來。在社會經濟迅速發展時，社會對既有利益階層的約束力減弱，而大眾則對這些既得利益者產生強烈的嫉妒甚至仇恨;與此同時，人們的預期和欲望大大膨脹，對各種社會約束不勝其煩，尋求暴富的心理在社會蔓延。欲望與現實的差距是90年代群體性事件快速上升的重要社會心理條件。

　　另外一個重要的事實就是體制轉軌與社會結構轉型進程。體制的變遷帶動相應社會結構的重組，新舊體制的變換和磨擦、碰撞與社會結構的不穩定交相呼應使得社會總體超出了人們的認識預期，迫使人們追求短期效應，各種社會矛盾表面化、復雜化和尖銳化，社會出現了不同以往的結構性失秩。舊有的規范、價值觀念和行為認同邏輯或被否定或遭到替換，逐漸失去規范作用與約束力;而新的規范、價值觀念和行為認同邏輯尚未形成或未被普遍接受，還不具備有效的規范作用與約束力，人們的行為缺乏明確的規范約束，出現信仰缺失、規范不明或規范沖突的狀況。新舊兩種規范同時存在，法制不健全，社會道德水平滑坡，而國家行政控制能力卻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出現相對減弱，社會整合與控制出現明顯的滯后和弱化。一方面，社會整體面貌的快速變化使得社會整合力量下降，社會提供價值的能力相對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新的整合機制一時難以形成，社會控制運轉不暢，大量社會越軌現象產生。當各種社會矛盾與社會沖突發展到一定程度，卻又未能得到及時有效的調節和安撫，就必然產生沖破社會規范、沖擊社會秩序的過激行為，導致群體性事件的發生。

　　二、群體性事件的發生特征

　　(一 )絕大多數群體性事件沒有政治目的。

　　從總的來說，群體性事件是人民內部矛盾，主要是經濟利益訴求，是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

　　的利益糾紛，也就是說是可以用人民幣解決的。群體性事件基本上不是對“穩定壓倒一切”的挑戰，而是利益表達機制不健全不完善的一種不正常反應。群體性事件一般不涉及價值、信仰和意識形態，這是關于群體性事件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一個認識。

　　(二)數量不斷增加，參與者擴大，規模上升。

　　從現有的各種統計資料來看，近幾年群體性事件逐年增多，呈不斷增加的趨勢，且規模上千人的占較大比重。群體性事件做為“弱者的武器”(J.C.斯科特1986)開始被越來越廣泛的使用。2005年出版的《社會藍皮書》顯示，數量由1994年的不到1萬起增加到2003年的6萬起，增長5倍;規模不斷地擴大，參與集體行為事件的人數年均增加12%，由73萬多人，增加到307萬多人;其中百人以上的由1400起增加到7000多起。”另據2008年9月的《了望》新聞周刊報道:“據有關部門統計顯示，1993年我國發生社會群體性事件0.87萬件，2005年上升為8.7萬件，2006年超過9萬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勢頭。”貴州甕安打砸事件、甘肅隴南沖擊市委事件、重慶和三亞等地的出租車罷運等事件則是更新的例子。大量頻繁發生的群體性事件，既說明了普通民眾對自身權利的重視和認識能力提高，也說明社會矛盾與社會沖突已經積累到一定程度，社會弱勢群體的不滿能量在積累，正在以非正常而激烈的形式呈現。

　　(三)表現方式更為激烈，對抗性加劇，沖擊社會正常秩序明顯。

　　群體性事件的“強度”⑤與“烈度”⑥明顯增加。帶有暴力性與破壞性性質群體性事件逐漸增加，出現激化趨勢，對抗程度加劇。稍有不慎，群體性事件就可能釀成嚴重的流血事件。基于“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的心理，群體性事件越來越多地以極端或違法行為呈現。這些群體性事件在相當程度上擾亂了社會正常秩序，影響普通百姓的生活。非制度化的群體性事件如果不能很好的得到疏導，其最后必然是演變為惡性社會沖突。

　　(四)參與主體多元，組織程度明顯提高。

　　最近五年發生的群體性事件涵蓋城鄉、企事業機關等多個領域與行業，參與主體有在職職工與下崗職工、教師、轉業軍人、庫區移民、農民、出租車司機、個體私營業主、學生甚至還包括干部等，成分從更早的主要以農民與下崗工人為主轉變為明顯多元化。另一方面，最近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多數是有領導、有組織的，而且開始出現跨區域、跨行業共振的傾向。尤其是部分規模較大的群體性事件事先都經過精心策劃，有明確的組織領導核心，進退統一，行動明確。參與主體的多元化與組織程度的提高，使得群體性事件波及更廣、影響更大，處理起來也更難。

　　(五)多種沖突相混合，處理成本增加，妥善處理很不容易。

　　當前的各種群體性事件中，往往是合理訴求與不合理訴求兼具，過激行為與違法行為交織，利益相關者與無利益相關者混合，利益訴求與借機發泄摻雜。多種沖突相混合導致事件的判斷與處理難以當機立斷與現場解決。許多群體性事件所反映的矛盾，正常的程序與方法根本無法解決，必須借助特殊手段。而有些特殊手段本身就是于法無據的。更重要的是，這種特殊的、權宜性質的手段會形成心理學上的“鼓勵效應”和“示范效應”，客觀上助長了后來更多的相類似群體性事件的產生。

　　注釋：

　　①③④趙鼎新.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社會文獻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78頁.

　　②于建嶸.當前我國群體性事件的的主要類型及其基本特征.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09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