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間投票人”理論，市場均衡稅率與收入不平等程度正相關。在多數決定原則(majori—下，政府的稅率水平和轉移支付水平均是選民偏好的顯示，而選民的偏好主要由其獲得的市場收入來決定的。

　　收入和財富不平等分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長期以來都是經濟學家關注的焦點之一。關于不平等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可追溯到Kuznets(1955)和他提出的著名的例u型曲線。二戰后一些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更激發了經濟學家研究的興趣。

　　提到，在2o世紀6o年代，韓國和菲律賓主要的宏觀經濟指標都非常近似(如人均GDP、總人口、人均投資、平均儲蓄率、城市化程度和中小學入學率等)。但在接下來的30年里，韓國經濟增長的平均速度高達6% ，被視為“東亞奇跡”，而菲律賓的經濟增長速度只有2%。Benabou(1996)認為兩國經濟增長的差異主要來源于兩國不同的初始收入分配狀況，1965年，韓國的收入基尼系數只有0.34，而菲律賓的收入基尼系數高達0.51。

　　這表明收入不平等可能會損害未來的經濟增長。

　　正如aghion(1999)指出，幾乎所有的經驗文獻均表明，經濟增長和不平等指標(包括收入不平等、土地不平等和人力資本不平等等)存在著負相關關系，收入和財富的再分配則可能會促進經濟增長。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對不平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做一個綜述。第一部分討論初始不平等影響經濟增長的各種機制及理論模型;第二部分報告實證文獻對初始不平等與經濟增長關系檢驗的主要結論;最后是結論。

　　一、不平等影晌經濟增長的各種機制及理論模型根據歷年來的文獻，從理論上來說，收入不平等主要通過信貸市場的不完美、高生育率、高稅率和社會政治不穩定這四種機制影響經濟增長的速度。

　　一)不平等、信貸市場的不完美與經濟增長由于信貸市場的不完美，不平等加劇使得更多的窮人面臨信貸約束，從而不得不降低其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這將阻礙長期的經濟增長速度。大量的理論模型(Galor和Zeira，1993;，1999)都強調了在信貸市場不完美的背景下，收入不平等不載于經濟增長信貸市場的不完美意味著在給定利率下信貸配給會普遍存在。根據Aghion(1999)，信貸市場的不完美通常來源于貸款人的道德風險問題和償還執行問題。道德風險問題指當一個投資項目主要是由貸款人融資時，借款人將不會付出努力促使項目成功(如果項目成功，借款人的收益很有限;但如果投資失敗。借款人的損失卻很少)。因此貸款人將根據貸款的規模不斷提高貸款利率。償還執行問題是指借款人會掩飾他的投資收益以避免償還債務。通常來說，借款金額越大，借款人不償還貸款的風險也增加，這在無形中提高了合同的管理和監督成本。由于這些額外成本，Galor和Zeira(1993)認為借款利率要高于市場均衡利率。

　　信貸配給意味著初始的財富狀況(察賦或者財產繼承)決定了一個人的物質資本或人力資本投資，即使每個人的偏好、技能完全一樣。由于存在道德風險和償還執行的『口1題，金融中介只愿意給以個人財富做抵押的個體融資。由于初始財富在個體中間的分配并不平等，市場中的個體不得不根據自己做抵押的財富數目來獲取融資，所以更平等的初始財富分配狀況有利于促成更多的投資和更快的經濟增長。這里隱含了一個基本的假定，那就是個人投資(無論是物質資本投資還是人力資本投資是邊際收益遞減的，因此初始收入的再分配(例如對初始收入征收定額稅)給窮人(擁有較高的投資收益率)對總體經濟的發展顯然是有積極作用的。

　　二)不平等、高生育率和經濟增長根據內生生育率理論，初始收入不平等加劇將刺激總體生育率的上升，從而降低社會的總體受教育水平而不利于長期的經濟增長。一般來說，貧窮且人力資本相對較低的父母無法為后代教育融資，因此他們會通過多生后代(擴大家庭的規模)來增加家庭的收入。與此相對的是富裕且擁有較高人力資本水平的父母負擔得起后代的人力資本投資，他們將不停追加對后代的人力資本投資并降低生育率。換句話說，富裕的父母更偏好后代的“質量”而不是后代的“數量”。

　　在他們的模型里，給定收入分配，更高的生育率意味著每個家庭更少的金融資源。由于人力資本投資的固定成本和信貸約束，這將會使更少的孩子接受教育。如果給定人口生育率，更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狀況則意味著更低的入學率，因為有更多的窮人無法從資本市場獲得融資。但這個模型有明顯的缺陷，例如它把家庭的規模視為外生變量，排除了收入分配可能會影響生育率的可能，這顯然是不合乎現實的。

　　和Tsiddon(1998)在Galor和Zang(1997)的基礎上考察了生育率、收入分配和經濟增長的動態交互作用。在一個基于人力資本積累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中，結果表明總體生育率和收入分配與Kuznets的倒U型曲線十分吻合。在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由于信貸市場融資成本高昂，貧困家庭選擇提高生育率而不是對人力資本投資。勞動力市場低技能(沒接受教育)工人的數目急劇上升，這使得低技能工人的工資水平下降。與此同時，富裕家庭選擇投資于人力資本并降低生育率。這將使得高技能(接受教育)工人在總工人數目中的比率不斷下降，因此高技能工人的工資不斷上漲。這意味著教育投資回報率的上漲和工資不平等的加劇。隨著工資差距的增大，貧困家庭會逐漸對人力資本進行投資，這將使得低技能工人數目的下降和高技能工人數目的供給的增多。結果就是低技能工人的工資逐漸上漲而高技能工人的工資開始下降，工資差距較初始階段減少。

　　總之，在經濟發展的第二階段，平均生育率下降，收入分配更加平等，經濟增長率將會上升因為整個經濟系統中積累的人力資本在快速增長。

　　三)不平等、高稅率和經濟增長假定信貸市場是完美的，在民主社會，收入不平等加劇也不利于經濟增長。收入不平等會強化稅收的再分配功能，因為更多貧困的選民會要求政府提高稅率，這將極大傷害私人的投資意愿并阻礙未來經濟增長的速度。這方面最典型的理論模型最初是由Persson和Tabellini(1994)、Alesina和Rodrik(1994)根據“中問投票人”理論提出來的。假定稅收采取比例稅的形式，那么選民所偏好的稅率顯示和他的市場收入負相關。每一個選民均會對比他從政府轉移支付中所獲得的收益和由于納稅所付出的成本以期獲得最大的收益。如果選民的收入低于平均收入水平，他的凈收益(政府轉移支付減去納稅額)為正;如果高于平均收入，其凈收益顯然為負。假定所有的選民均有相同的投票權以及單峰偏好，因此均衡稅率將由中間投票人(擁有中位數市場收入的選民)的偏好所決定。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中間投票人的收入往往低于平均收入水平，因此他傾向于一個比較高的稅率以增加他的凈收入。如果以中間投票人的收入和平均收入的差距來衡量不平等的話，那么差距越大將導致更高的均衡稅率。由于政府轉移支付均來源于物質或者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的比例稅，更多的轉移支付會降低投資收益率并減少物質和人力資本的積累。所以當前轉移支付的力度和未來的經濟增長負相關。

　　四)不平等、政治不穩定和經濟增長高度不平等還有可能誘發社會政治環境不穩定，政權更迭頻繁，而不利于私人投資和長期的經濟增長(Alesina和Perotti，和Perotti，1996)。Acemoglu和Robinson(1999)強調收入分配的高度集中往往和頻繁的政權更替聯系在一起。事實上，收入的兩極分化會使得窮人聯合起來采取一些違背市場和法律原則的行動來維護他們的利益。在高度不平等的非民主國家，當政治系統由少數富裕的精英分子把持的時候，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貧民很容易采取社會暴動等集體行動來顛覆精英階層的統治以期實現政治上的徹底改革(Acemoglu和Robinson，1996)，而精英階層會因此傾向于組織更多的警察和軍事力量來鎮壓貧民的反抗行動，這會進一步加劇社會政治的不穩定性。不僅如此，正如Acemoglu和Robinson(1999)所指出，即使社會政治的動蕩最終促使民主政治的出現，民主政治也不會穩定下來，社會收入的高度不平等會加劇民主政權的顛覆。這是因為在一個高度不平等的社會，民主過程意味著極高的稅率(根據“中間投票人”理論)，精英階層所付出的成本極大，因此他們有動力去顛覆剛剛成型的民主政權。無論是鎮壓還是政權的頻繁更迭，均會給社會帶來極大的不穩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