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11萬字，腳注占了10萬字，正文僅有1萬字!”

　　當張保生在今天(5月24日)舉辦的中國科協年會科學道德建設論壇上拋出這組數字時，整個會場一片啞然。這位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以法學界著名論文《世界貿易憲法》為樣本得出了上述的字數統計，他因此判斷：該文的原創內容僅有9%，“可能還不到，因為正文或許也有引用他人的話”。

　　相應地，大量評審經驗告訴他，國內論文的正文比例卻有“91%”之多，“腳注有9%就不錯了”。正如現場一位科學家所言，“國內一篇11萬字的博士論文，正文只有1萬字的話根本畢不了業。”

　　張保生作了進一步的對比：根據2008年社科統計年報統計，我國高校文科教師每年發表論文30多萬篇，約30億字。他發現，若以美國學者9%創新的論文編寫方法，頂多2.7億字的創新思想;若以我國學者91%創新的論文編寫方法來看，則應有27.3億字的“原創性”思想。

　　如此說來，中國學者的原創思想應比美國學者“多10倍還不止!”然而，張保生卻絲毫沒有這樣的“感覺”，“數量帶給我們的期待，和我們在國際學術界的實際地位是天壤之別。”

　　南開大學校長龔克認同這一說法。在他看來，創新成果絕不能只看原創文字的比重，9%原創的論文并非就沒有創新，反之，完全沒有引用的論文也并非就真的是創新。

　　這對在數量上已超越美國位居世界第一的中國論文來說，不失為一個“響亮的耳光”。

　　今年4月，中國青年報有報道稱，占據人文社科學術期刊半壁江山的高校社科學報，其論文產出數量和相應的影響力卻不成正比，按照《中國學術期刊綜合引證報告》數據，高校學報的平均影響因子僅為0.1102，是全部學術期刊平均影響因子0.2227的49.5%。

　　大學學報，這個中國論文的高產地，也隨即被專家譏稱為“最大的垃圾產地”。

　　這樣的說法引起包括張保生在內與會者的興趣。有專家表示，之所以出現這種反差很可能是因為，這個“91%”的大數據“有貓兒膩”。張保生告訴記者，“中國的一些人文社科論文就是我抄你，你抄我，抄的多了就不知道是誰寫的了，有的論文其實可以直接從印刷廠運到垃圾場”。

　　那么，如何破解“論文數量第一”卻“多是學術垃圾”這一尷尬現象?人們通常想到的是，一旦發現那些既有認定的學術不端行為，就拿出“懲罰”的法律和制度武器。但在與會專家看來，這只是一個“治標不治本”的法子。

　　張保生披露，2012年，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共組織審查學位論文2564篇，查出195篇學位論文涉嫌抄襲剽竊，占全部審查論文總數的7.6%。最終，該校共有19人被取消學位申請資格。但張保生隨即發現，下一輪的抄襲剽竊之風已經跟上來，“這樣的懲處并不能杜絕學術不端現象，畢竟，有更大的利益在吸引他們。”

　　于是，有人想到了評價問題。一位科學家打了這么個比方：就像大禹治水一樣，最有效的法子還是疏而不是堵。而對科研人員來說，“堵”是懲罰，“疏”則是從根本上改變針對科研成果、科研人員的考核認定，即評價體系的方向。

　　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此前也不乏有人詬病社科學報考核是一種行政化的評價方式，“只看論文數量、SSCI引用”等等。但是，究竟如何“疏導”卻鮮有人做專門的論述。

　　張保生提出了當前存在的兩種主流說法——取消論和改革論。前者指的是要治理學術腐敗，就應徹底取消由政府參與學術評價活動的辦法，包括取消人文社科方面的政府項目、政府評獎、核心刊物。后者則針對前者忽略的兩個問題做出這樣的論述：一是只要評價機構有權力，不論是政府還是NGO，都會受利益集團劫持;二是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發展水平較低、在一定時期內還需要政府扶持，政府的全面退出可能會制約學術事業的發展。

　　美國杜克大學教授王小凡很顯然支持改革論。他明確地給出了兩個建議：一是“重獎科研論文、甚至召開新聞發布會”，二是“博士期間到畢業后1年內沒有規定影響因子論文學位作廢”，尤其是后者，他舉了個例子——

　　一位國際著名學術期刊的編審告訴王小凡，在評審一篇中國作者的論文時，他發現論文中的結果不可信，可能有造假成分，于是就將自己的意見寫在審稿人評論中，并告訴了期刊編輯。期刊在拒稿的同時也向作者指出了這一問題。然而幾天之后，這位編審又收到另一期刊寄來評審的同樣文章，內容一點兒都沒有改!

　　“如此明目張膽!”王小凡聽后哭笑不得，但他后來了解到，“這都是給逼急了，一定要在有影響的期刊發表，這樣學位才能保住。”但是，“這種考核環境怎么會不出造假的東西呢?”

　　針對這一點，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黨委副書記鹿明帶來了一個“得到過一定驗證”的評價體系：柔性考核機制，不規定硬性考核指標;不追求科研成果數量，鼓勵產出高水平原創性成果。

　　鹿明曾擔任該校人事師資處處長，那時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我并不會像其他學校的師資處處長那樣到處‘追債’”。她說，該校對科研人員每年應該爭取多少科研項目和經費、發表多少科研論文、取得多少發明專利等等，一概不提硬性指標，對一年一度的考核也不作具體要求，只是要求進行3～5年的階段性工作匯報，“我們對三年五載沒有大成果的老師都是能容忍的”。

　　這種容忍帶來的結果是：1999年以來，該校共有40篇論文入選“全國百篇優秀博士學位論文”，位居全國理學類高校第一，而在2011年發布的全球最活躍的100名化學家名單中，有12位華人科學家入選，其中6位是就該校校友。

　　南京大學副校長潘毅則從歷史的角度作出一個相對冷靜的分析：上世紀80年代，國內高校更多地處在“突破”階段，追求的是數量，更多地保證研究成果的國際表達即發表SCI論文;在本世紀的前10年則是“提升”階段，追求的是質量，開始尋求那些高影響因子、高引用數等高端論文的發表;目前及今后則是“跨越”階段，追求的是內涵，解決重大科學問題。

　　“要一步步來，終會突破這個量大質輕的階段，但要給這個突破提速的話，評價這個坎兒必須邁過去。”潘毅說。

　　事實上，即便是像杜克大學這樣的世界級名校，也曾爆出過Anil Potti“因實驗結果得不到重復導致其論文連續被撤回”的學術不端事件。但在王小凡看來，大學需要做的恰恰是“不要懼怕問題”。他說，杜克大學醫學院在Potti事件后隨即修訂了新的科研誠信管理條例，“只要知道什么是對，什么是錯，就沒大問題，如此，也不會被社會輿論乃至浮躁的社會功利牽著鼻子走。”

　　張保生也認同這一點，他說：“很多人問究竟什么是科學道德，大學的科學道德又是什么?在我看來，只向真理低頭就是大學的科學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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